朗达玛是吐蕃王朝的末代赞普，当他于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被刺后，一个疆域完整的吐蕃帝国即已不复存在。
由于其末代赞普的身份，朗达玛身上迷雾重重，关于他的名号、身份、和前代赞普的长幼关系，都成为学者们长期争论的课题。
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朗达玛“灭佛”的原因了。
朗达玛唐卡
在后世的西藏教法史料里，朗达玛诸多作者口诛笔伐，并将其从841年开始的“灭佛”举动，到公元910年佛教后弘期兴起间的近70年，称为西藏佛教史上的“黑暗期”。
认为这期间，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完全中断。
《汉藏史集》对此的记载为，“从朗达玛阴水猪年灭法开始……，其间六十八年，整个吐蕃连释迦牟尼教法的声音也不存在，戒律的传授中断，各个寺庙成为狐狗的巢穴，荆棘丛生，讲经院成为荒屋，塑像被乞丐们用来张挂帐篷和水桶，各种不善之业全都出现。”
《新红史》也记载：“赞普心中魔障，以各种方法使佛教之根本逐一消灭，以至搞得连僧侣的标志也不复存在了，佛教从根本上被毁灭。”
至于“灭佛”的原因，教法史料除了用因果轮回的理论，将朗达玛描述为“牛魔王转世”、“印度红鼻子大象转世”，还给出了“信仰苯教”、“王位被夺心生愤恨”、“心被魔伤”等几个理由。
对“朗达玛灭佛”的历史事件，高僧们痛心疾首是可以理解的。
但他们对朗达玛灭佛原因的分析，实在有点不靠谱。
经过学者对史料的长期梳理，目前已确知，朗达玛是个佛教徒（多次捐建佛寺、去佛寺祈求长寿）；他和上代赞普热巴巾是兄弟关系，朗达玛是弟弟（不存在废长立幼）。
而且，朗达玛继位前两年，并无灭佛的举动，这点即便是教法史料也不得不承认。
《汉藏史集》记载：“前两年中，他（朗达玛）按照国王的规矩行事”。
《贤者喜宴》也说:“政权交予朗达玛王，两年后被魔伤心，佛教遂遭毁灭尽。”
那好端端的，朗达玛怎么就突然性情大变，开始“灭佛”了呢？
如果按照教法史料的说法，朗达玛因为对佛教心生愤恨，那他临朝称制后，应该马上动手“灭佛”才对。
而且，朗达玛也具备“灭佛”的充分条件。扶持他上位的大臣韦•达纳坚等人，确实都是仇视佛教的苯教信徒。
他们先是害死了大权独揽的当朝僧相（钵阐布）贝吉云丹，而后又刺杀了前代赞普热巴巾（赤祖德赞）。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朗达玛继位马上开始“灭佛”，并没有多少阻力。
但就像前述那样，他执政的前两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这点实在是难以解释，《贤者喜宴》才给了个“两年后被魔伤心”的解释。
但“心有没有被魔伤”，这事情实在难以考证。
我们只能从当时吐蕃的社会背景来着手分析。
朗达玛灭佛题材的壁画
1、宗教信仰之争
吐蕃社会的佛苯之争，绵延长达数百年。自从赤松德赞全力弘佛后，佛教信仰开始占据上风。
但苯教在吐蕃社会中，影响力根深蒂固，即便赞普强力推广，依旧有很多豪门大族坚信苯教。
随着，“三均富贵”、“四大供养”、“七户养僧”等兴佛法令的推行，信仰苯教的势力越来越难以忍受。
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发动刺杀赞普的行动，并能顺利得手，可见其能量之大。
而在，朗达玛发动“灭佛”的时间节点上，恰逢吐蕃遭遇罕见的天灾。
《贤者喜宴》记载，（840年左右）发生了大地震，天空呈现处出血红色，流星陨石如雨而坠。吐蕃神山拉日山崩塌，因之堵塞了碌曲，碌曲为之倒流，暴涨的河水淹没河滩、农田，大量农户因此无家可归。河中还发出巨大声响和光亮，同时兼有雷击。……这时的地震、声响和光亮，在拉萨也感到十分清晰。
除地震以外，《巴协》还记载，此时“拉萨出现霜灾，庄家生锈病，发生旱灾、兽瘟和人疫。”
这场巨大的灾难，甚至远在千里外的唐史也有记载。
《新唐书》亦载:“开成四年（839），（吐蕃）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肇鼓声，人相惊。”
在吐蕃历史上多次出现，教派势力借助天灾打击对手的案例（佛苯都干过）。
这次，苯教是否又以天灾为借口，对佛教展开打击，可能性不能排除。
2、政治权利之争
王权与教权之争，伴随着整个西藏的历史进程。
吐蕃的第一代聂赤赞普，便是由苯教势力扶持登上王座。而后很长一段时间，苯教的上师深度介入了吐蕃国家的政治事务。
一度出现了，“王辛同治”、“辛始置于王者之上”，“辛苯不发话，王不敢降旨，大臣不敢议事；不唱辛苯歌舞，君臣不敢歌舞”的情况。
止贡赞普时期，大臣乐赞协便曾进谏道：“现在赞普与法师的权势相当，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到了赞普子孙之时，权力肯定将被苯教夺去。”
随后，止贡赞普灭苯七年，也以被杀告终。
止贡赞普灭苯失败，给了吐蕃王室一个教训，即在西藏的土地上，没有宗教信仰是万万不行的。
想要消除苯教对王权的影响，必须要有一个替代性的信仰体系。
因此，**干布将佛教引入吐蕃，未见的是其本人有多么虔诚，而是他需要有竞争性的宗教来做平衡。
吐蕃的政教格局，由此变成了王、苯、佛的三角形关系。
之后，几乎所有灭佛事件均由大臣主导，而驱苯事件则全部由赞普推动。
当桑耶佛铮事件发生后，苯教势力日渐衰落，佛教在赤松德赞、牟尼、热巴巾（赤祖德赞）等几位赞普的推动下权柄日中。
到了热巴巾时期，僧相（钵阐布）已被置于众相之上，吐蕃的政权结构再次从多相制转为独相制（“政务拖于佛，权利委于僧”《巴协遗补》）。
加之一系列，维护僧人特权的法律颁布，僧伽和寺院经济体已成，游离于国家法律之外的群体。
吐蕃世俗的官僚无权锁拿涉案僧人，税务官无权过问寺院的收入，甚至有“用手指点僧人，断其指；用眼睛瞪僧人，剜其目”的恶法。
吐蕃政治生态的变化，甚至唐朝都有察觉。
《资治通鉴》记载：“热巴巾多病，委政于僧相，由是仅自守，久不为边患矣。”
至此，吐蕃的王权与教权之争，完成了一个轮回，佛教取代了之前苯教的位置。
朗达玛执政后，会不会存在试图扭转佛教势力过大的倾向，就如《弟吴宗教源流》所写，“怀疑国政授予佛僧，故王弃之”。
这种可能性，也不容排除。
3、国家经济濒于崩盘
西藏地区的自然环境、生产力水平和人口基数，不足以支撑一个体量如此巨大的王朝。
走下高原对外扩张，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获取更多的资源，是吐蕃王朝的基本国家战略。
这一战略构想在初期确实非常成功，自从禄东赞带兵吞并吐谷浑后。以青海牧场为基地的吐蕃军队，在河陇、西域两个战略方向，对唐朝发动了长达百年的进攻。
尤其是安史之乱爆发导致唐朝战略收缩，吐蕃在河西、陇右地区大规模拓展，劫掠的财物让整个国家大受其益。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汉之财物往运河西，贮存于瓜州，悉为吐蕃所夺，吐蕃庶民也能身着丝绸。”
但随着，唐军逐渐从安史之乱的打击下恢复，吐蕃疆域的拓展达到了极限，战场掠夺的收益也日渐减少。
唐德宗晚期，唐蕃战争烈度逐渐降低，并不源于吐蕃对战争的需求减少，而是发动战争的性价比开始变差。
而与此相对，吐蕃国内的消耗却大幅度攀升。
热巴巾时期，因其全力弘扬佛法，寺院建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西藏王臣记》记载：“（公元831年）遂由李域（于阗）招请善巧工艺匠师，由尼泊尔招请甚多之塑匠石匠等，修建了伍香多福德无比吉祥增善寺佛殿，高九层有大屋顶形如大鹏冲天飞翔，非常的富丽堂皇。对祖先所建的各个寺院，按照盟誓的规定对残损的进行了修理。……到这一时期，吐蕃王臣在汉地和吐蕃共建寺庙1008处。”
如此巨量的资金消耗，再加上法会、礼佛、译经的支出，以及大量青壮年脱离生产入寺出家，吐蕃国内形成了“国穷僧富”的现状。
当这种状态达到极致时，国内出现抵制情绪是必然的。
尤其，热巴巾之前的牟尼赞普，为兴佛曾做出过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
他在位时，三次下令国内所有家庭，不论贫富均将一半财产捐入佛寺，史称“三均富贵”。
这种暴力弘法的举动，触动了很多人的切身利益，牟尼赞普也在执政一年后，被人暗杀。
当佛教集团的过度膨胀，已成了国家经济的黑洞。朗达玛执政后，是否有以打击佛教势力，挽回国家经济的想法呢？
这种假设，依旧不能排除。
其背后，必然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利益纠葛。
后世的西藏教法史料，将朗达玛灭佛归咎于其个人的原因，显然是片面的。
作为吐蕃历史上，为一个发动灭佛的赞普，他在抉择之前，必然经过了复杂的思想斗争。
就像他被佛教徒刺杀后，留下的遗言：“（杀我）早三年，或晚三年。”
究竟是事业未成的遗憾呢？还是对错误举动的忏悔？
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
《评述朗达玛灭佛》_薛乐；
《浅谈朗达玛灭佛的背景》_成映珠；
《试析朗达玛灭佛的原因》_薛生海；
《吐蕃末代赞普赤达玛乌东赞研究》_杨建英；
《关于吐蕃赞普达玛禁佛的两个问题》__洲塔；
《吐蕃赞普赤达尔玛的统治及其后的简要历史》_安多·卡尔梅·桑丹坚参著，德康·索南曲杰译；
页面更新：2024-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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