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初始

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曾多次发出通电，呼吁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总结北伐战争后期同中国共产党分裂的教训，重新谋求同共产党合作，并同共产党的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以冯玉祥为首的抗日同盟军得到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也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队伍很快由数千人发展到10万余人。

抗日同盟军于6月中旬在张家口召开军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同盟军的纲领等决议案。会后，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率部北上迎击日、伪军。6月下旬至7月初，抗日同盟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县，于7月12日收复察北重镇多伦，并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使全国人心十分振奋。

冯玉祥

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在抗日同盟军中的工作。党在同盟军内建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受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并在军内正式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约有300人。共产党员在同盟军中积极进行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工农运动，以塞外名城张家口为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

但此时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者仍然不能正确认识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能正确地处理同国民党内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爱国将领的关系。他们认为冯玉祥同其他国民党新军阀“根本没有区别”，指责在同盟军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只是“忙于组织‘暂时的上层的统一战线'”,而没有注意对下层群众的争取，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吉鸿昌

临时中央和中央驻北方代表还错误地指示同盟军中党的前委，要求将在党影响下的军队“发展成为红军”，带到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这种错误方针，使得很多共产党员经过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难以维持下去。

国民党政府对抗日同盟军采取软硬兼施的破坏政策，先后调集16个整师共15万余人的兵力进行“围剿”，并对冯玉祥部下进行政治拉拢和分化瓦解。冯玉祥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于8月5日通电宣布将察省军政大权交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办理，随后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

宋哲元

冯玉祥离去后，抗日同盟军的大部被宋哲元收编，在共产党影响下的部队1万余人根据前委决定，转战于热河、长城一线。到10月中旬，该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终因众寡悬殊，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而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乔装潜回天津。他于193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抗日活动。11月9日，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1月24日在北平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虽然遭到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同部分国民党人局部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及其经验，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促进国共两党以后的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