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国民待遇的前世今生和番外

#历史开讲##外国人超国民待遇##俞敏洪称外国留学生不应有超国民待遇#​

什么是超国民待遇？就是一国政府给予外籍人士或特定人士、以及外资机构超国民待遇，常常被认为是对本国公民的一种逆向歧视。

前世

晚清之前，洋人那是蛮夷，连百姓都不屑的。晚清时，洋人用洋枪洋炮打出了真理。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外国人拥有“治外法权”，就是中国内地的外国人如果犯罪，不按中国法律给予约束和制裁，是要由英国法庭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条规定让洋人获得“一等洋人二等官员三等平民”的地位，致使当时的洋教士广纳教徒，因为在洋人的庇护下，即便是华人，只要搭上关系，就可以不走大清法律。特权是权力中的权利，权利是会产生剥削的，所以才有帝国主义的大山。因为涉及洋人的事稍有处理不当，那些洋公使们、领事们就会进京问慈禧老佛爷讨说法，甚至要派兵进城。

慈禧老佛爷终于说出了那句圣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连老佛爷都怕麻烦了，哪个官员会去自找麻烦。再说了权利只会对权利的来源负责。于是大清的官员们对洋人是有求必应，无一不给洋人以特殊礼遇和优待，就是洋人经商，大清官员都要帮忙张罗。洋人从此便有了比条约规定的内容多得多的特权，甚至能干涉大清司法。久而久之，但凡跟洋人有联系的大清百姓，也能从洋人的特权中分杯羹，获得特殊优待。而对于清朝的普通老百姓，地方官们是不大当回事的，因为他们是老百姓的父母官，老百姓们再闹，翻不出他们那一亩三分地。于是大清官员怕麻烦不敢找洋人，洋人地位就越高，百姓就越崇洋媚外，不是无知，恰恰是比较的结果。

今生

发展需要技术资金。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为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在税收、土地使用、行政审批等各方面，提供便利和优惠。这种让利行为在1990年代达到高峰。而自1994年起，政府逐步在税收领域统一外资、内资待遇。2012年12月1日，政府开始对外商投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被认为是在税收领域结束了外籍的超国民待遇。

西方理论指导陷阱：西方用所谓的先进理论包装，误导我们进行社会治理。可怕的是我们的精英学习那么多西方的管理理论，却没去思考这个可能不一定是对的。就像美元加息，西方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要跟着加息，否则就崩盘。可是事实就是加息是要有家底的，所以亚洲金融危机时，那些新兴经济体最后还是破产被收割了。在这轮美元升值中，土耳其总统反其道而行之，换了好几个财政负责人，就是为了找个听话，不加息，反而降息，结果土耳其里拉居然撑住了。再比如西方的经济学观点“谁避免意外的成本最低，谁的责任就越大”，结果这个理论居然还运用到法学上，用来治理社会。不讲公平正义，一味去附和资本的天然掠夺性，经济帐是对了，但民心帐却算错了。社会治理要在基本的道德框架上运用经济管理，不是破坏朴素的道德底线来迎合资本。要带领人民发展，不是迎合资本发展。

番外篇

某国一直困扰于为什么本土培养不出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精英专家。于是有了著名的才三问。专家思来想去，根本原因是没有先进的技术呀？技术在国外，那得引进人才呀？可是实力不行，人才不来呀？怎么办？

终于某校专家领导发现了一条捷径:那就是提升大学的国际排名，打响知名度！市场经济里酒香也怕巷子深呀！赶紧组织人员研究怎么提升国际排名？好家伙，文献计量指标占65%、声誉计量指标占25%、科研成就计量指标占10%。本来就是科研不行，这下能提升的指标就只有声誉指标。声誉指标中这个国际交流生的比例分还极高。这下子简单多了，多招点国际生，不就提升了国际排名，提升了国际排名，学校科研成绩就提升了。学校领导不是科研出生，搞科研外行，但是对这个招生引流花钱这个在行呀！不就是花钱找人嘛！简单。

于是学校领导赶紧把这个方法汇报上级，上级一听就问:多久能出成绩呀？换个人可不一定支持呀！学校领导想了一下，回答道:要想快，就招非洲学生。他们穷，只要钱给到位，就一定来。只要保障到位，一定乐不思蜀，不想回。接下来自然有更多的非洲青年慕名而来，共创佳绩！上级用手刮了刮下巴:还可以加强中非友谊，一石二鸟，不错。批了。于是大笔一挥，开始重金投入几万亿元的国家教育经费，当年外国学生人数就达到44万人。获得拨款的学校领导更是合不拢嘴，又可以多建几个校区，招更多的人，这个就是我为学校创造的成绩呀！心里暗想:看看那群书呆子，研究那么久也没研究出个啥，不行的人待遇可以考虑降一降。

（剧情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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