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吴主从关系的建立与破灭

孙吴政权在建国初期主要依靠淮泗、江东地域出身的军事将领进行内外征伐，又通过袭业领兵、复田复客等制度性措施保障和维护军事将领在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诸多特权。

将领家族世代经营掌握了大量兵将、人口、赋税和土地等资源，在孙吴政权内部便形成了依靠军功起家，拥有强大军事、政治势力和雄厚经济力量的军功集团。

早在孙氏创业初期，孙坚便通过拟宗族化的手段与手下将领建立一种主从关系。

孙坚对周围旧知少年接抚待养，像对待宗族子弟一般对待他们。

通过这种方式让旧知少年融入孙氏宗族这个场域之中，享受拟宗族子弟的待遇，久之这些旧知少年便形成了孙氏宗族子弟的自我身份认同，自愿随从孙坚征战。

由“升堂拜母”仪式构建的主从关系也具有拟宗族化的特征。

从“策亦亲戚待之，每与升堂，饮宴於太妃前”可知孙策将吕范当做亲戚看待；孙策与周瑜升堂拜母之后，策母则言“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

孙权也常用“骨肉”“至亲”来形容其与将领之间的关系。

这种拟宗族化的主从关系如周瑜所言是“外讬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将吴主和军功将领同构成一个“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如此将领自身的前途命运与孙氏宗族紧密联结在一起，在面临共同的威胁和目标时。

利益共同体便会提出“同荣辱，等休戚”及“荣福喜戚，相与共之”等口号，增强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

共同体首领以恩惠和公平来平衡内部成员将领间的关系。恩惠和公平也会激发军功集团内部将领士卒的战斗力和积极性，以致出现兵将跟随吴三主“莫不尽心，乐为致死”的现象。

依靠这种主从关系的团结和平衡，孙吴政权才能够有效应对各种内外危机直至顺利立国。

然而随着政权国家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孙吴也逐渐从“打天下”阶段过渡到“治天下”阶段。

军功集团内部标榜“骨肉”、“私恩”等具有强烈拟宗族化特征的主从关系也与强调等级尊卑的公共性君臣关系产生矛盾。

依靠袭业领兵、复田复客等制度优势不断膨胀的军功势力也开始成为阻碍孙吴中央皇权树立和地方郡县统治的负面因素。

在暨艳案、吕壹案中，孙权就曾多次对军功将领进行分化和打压，二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嘉禾六年春正月，孙权又下诏，诏书强调官员要以国事为重，做到“以义断恩、先公后私”。

此诏书虽然看起来与本文所讨论的孙吴主从关系并无直接联系，但孙权通过规范奔丧制度要求官员抛弃私恩观念。

恪守“公”的君臣秩序并将其置于首位，其态度和早年多次强调与军功将领之间亲如骨肉的主从关系时大相径庭。

这也标志着孙吴政权内部具有拟宗族特征的主从关系在观念上遭到了否定。

随后赤乌年间发生的两宫斗争事件导致孙权与军功将领之间的主从关系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

两宫事件中，支持太子的吾粲下狱死，顾谭远徙交州，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受到严厉惩治被族诛，陆逊也在孙权多次遣使责让之后“愤恚致卒”。

鲁王主要支持者步骘、全琮均于赤乌十年（247年）卒。

鲁王党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人也因太子孙和势力的攻击而于赤乌十三年（250年）身遭诛灭。

两宫事件的发生使得孙权对军功将领的不信任达到了顶峰，陆逊、步骘、全综等一大批重要军功将领又相继去世。

导致孙权与军功将领之间的主从关系全面破裂，依靠主从关系维系的孙吴政治平衡也逐渐瓦解。

孙权去世之后，孙吴统治集团内部既彻底失去了核心领导人物又缺乏主从关系的维系，孙吴中央朝廷出现严重混乱。

幼主孙亮难以掌控局势，新上台的军功后裔诸葛恪与宗室孙峻、孙綝等人相继成为孙吴军政权力的实际控制者。

至此从孙权去世到孙皓登基的近13年中，继位皇帝、军功将领及宗室大臣等多方势力对孙吴政治、军事领导权展开角逐。

政治上位者多次发动对魏作战，希望凭借新的军功在孙吴内部树立统治权威。

但北伐的频繁失利又致使民饥军叛的现象时有发生。

统治集团内部的喋血争权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纷乱动荡，孙吴主从关系的破裂导致了孙吴内部政局、外部平衡和地方局势的三重失衡。

（二）孙吴内部政局的动荡失衡

孙亮即位时年仅10岁，诸葛恪受诏辅政后便制定了伐魏的对外战略，多次率军出征。

诸葛恪的专权引起了宗室孙峻的不满，孙峻趁机斩杀诸葛恪夺取了孙吴的政治领导权。

太平元年孙峻去世，其同祖弟孙綝又接替孙峻掌控朝局。

此时孙亮的政治势力还很弱小，孙亮希望通过建立一支直属部队的方式武力夺权，表明其与孙綝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濒临不可调和的局面。

太平三年，孙亮终因无法忍受孙綝专权而与太常全尚、将军刘丞密谋诛杀孙綝，却因事泄被孙綝率先反攻，最终孙綝废黜孙亮另立孙休。

孙休即位后借机诛杀孙綝，重用濮阳兴、张布等人，孙休死后，濮阳兴、张布与万彧密谋废休嫡子而改立孙皓。

可见濮、张二人在孙休时代虽不如前者孙峻、孙綝等跋扈嚣张，但亦有能力掌控朝廷局势擅行废立。

孙权去世之后君臣之间缺乏主从关系的维护，孙吴朝中形成了诸葛恪——孙峻、孙綝——濮阳兴、张布继替掌权的政治格局。

这是一种血腥的、暂时的、不稳定的权臣统治，后继者多依靠暴力手段推翻前任掌权者。

掌权者执政期间又不断受到来自皇帝和其他政治势力的质疑和挑战，政（军）变事件时有发生。

现任掌权者为了巩固和扩大自身的势力，对包括皇帝在内的其他政治势力进行控制和镇压，而控制和镇压又会激起下一轮的反抗。

如此反复致使孙吴政局陷入一种如浪潮般的恶性循环。

在此期间，孙亮、孙休及孙皓三嗣主中一人被黜、二人非正常顺序即位，帝位极不稳固，皇帝的权威遭到严重削弱；

中央政局的动荡与皇权旁落又直引发外部战争和地方叛乱等连锁反应。

（三）孙吴对魏战事的频繁失利

建兴元年，曹魏以吴军入其境内为由趁孙吴政权交替之际发兵七万进攻吴国，诸葛恪率军四万迎战大败魏军。

随后诸葛恪又不顾朝臣的反对“大发州郡二十万众”，开展更大规模的对魏作战。

幼主新立、吴弱魏强的现实情况下，诸葛恪之所以敢于大规模进攻魏国存在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诸葛恪的性格和经历等方面来看，诸葛恪既英勇好战又“刚很自用”。

山越群体大多由流亡山间的汉人和越人组成，他们依仗山区险要地形安营扎寨，并趁乱骚扰郡县。

山越“战则蜂至，败则鸟窜”的游击作战方式导致地方郡县很难彻底降服他们，遂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严重干扰了孙吴政权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

在“众皆以为难”的情况下，诸葛恪力排众议主动要求对山越出击并大获全胜。打击山越的战争取得胜利之后，诸葛恪还“远遣斥候，观相径要，欲图寿春”。

但是进攻魏国边境军事重镇寿春的大胆想法最终没有得到孙权的认可，反而引发了父亲诸葛瑾和孙权等人对他的担忧。

诸葛瑾一度发出“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的感慨，孙权也“嫌恪刚很自用”。

胆大好战的性格特点成为诸葛恪掌权后力主对魏作战的原因之一，也是其早年“欲图寿春”战略的延续。

其次，诸葛恪认为对魏作战的最佳时期已经到来，一旦错过将后患无穷。

诸葛恪曾专门著述向大臣们说明当时急于出兵的理由，我总结主要有三：

其一为魏国曹操时代所领兵众已经消耗殆尽，后继者还未长大，正是贼衰少盛的有利之时；

其二诸葛恪认为司马懿去世后，司马昭幼弱专权，“智计之士，未得施用”；

其三是诸葛恪预想十数年后敌国幼兵壮大而吴国劲兵空尽，那时将无法抵抗敌国进攻。

上述三条敌双方情况分析成为诸葛恪立主出兵的客观原因。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即孙权去世后朝廷缺乏政治核心，幼主孙亮又难以凭借主从关系维系其与军功将领之间的政治平衡。

值此朝局动荡混乱之时，顾命大臣诸葛瑾之子诸葛恪希身为军功后裔，望通过伐魏战争的胜利建立新的战功，以此提高自身声望，巩固其辅政专权的地位，成为孙吴朝廷新的权力核心。

川胜义雄认为“作为一名出色的军事谋略家，诸葛恪不惜“虐用其民”而采取了“竞于外事”的政策，也就是希望通过北伐的胜利来重新恢复和统一中央政府的威信。”

但是诸葛恪贸然出征，高估了孙吴的军事水平、忽视了对魏作战的困难程度。

最终导致北伐失败。诸葛恪兵败返吴后被孙峻设计杀害，孙峻取代诸葛恪成为孙吴朝中的实际掌控者。

史称孙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孙峻声望较低，政治地位也不稳固，短短一年之内就发生了两起针对孙峻的政变事件。

孙峻通过暴力政变的方式获取权力，权力来源的非正当性使其缺乏执政合法性，树立声望、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就成了“素无重名”的孙峻首当其冲的问题。

孙峻接受了魏国降将文钦提出的伐魏建议，希望通过伐魏的外部手段解决内部政治危机，可谓重走了诸葛恪的老路。

从某种程度上说，诸葛恪伐魏的战略虽因兵败身死而未能完成，但却开启了吴魏之间新一轮的大规模战争。

孙吴动荡多变的政局中，权力来源缺乏正当性的后继掌权者都希望凭借对魏作战的胜利来巩固自身政治地位。

与之相对，吴国的主动出战也遭到了曹魏的军事报复，孙吴在双方频繁交战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军事力量，史称吴国“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

导致本就在吴魏对峙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吴军实力变得更为孱弱。

司马昭正是看准了孙吴军事实力空虚、内部政局不稳，无暇西顾的现实情况。

才向实力更为弱小而又难以获得有效外援的蜀汉发动进攻，并一举消灭蜀汉政权。

至此，东汉末年以来持续几十年的三足鼎立不复存在，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战略平衡被打破。

吴国因自身军力消耗严重加之缺少牵制魏国军事力量的盟国而在对魏态势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四）孙吴地方社会的军叛民乱

纷乱的中央政局和频繁的对外作战又加剧了孙吴地方社会的动荡。

首先，继任掌权者通过暴力政变的方式夺取权力后势必会对前任掌权者进行政治清算。

孙吴地方上与前任掌权者同属一个政治派系的宗族姻亲、军功将领会遭到血腥镇压。

这使得他们被迫起兵反抗或北向投魏，引起孙吴地方社会的动乱。

诸葛恪被杀后，诸葛融是诸葛恪之弟，诸葛瑾死后，诸葛融“袭爵，摄兵业驻公安”，成为孙吴镇守一方的重要将领。

诸葛恪被杀后，孙峻立即派兵征讨诸葛融，兵到围城诸葛融难以抵抗，最终饮药自尽，三子被杀；

诸葛恪中子诸葛疎与少子诸葛建在得知父亲被杀后，立即北逃奔魏，半路为追兵所杀。

再者，吴魏两国频繁的军事用兵，地方将领、蛮夷豪帅也会因战况不利而投降魏国。

太平二年五月诸葛诞据寿春降吴，双方交战过程中，孙吴地方将领夏口督孙壹奔魏，徐绍、孙彧投降。

十一月，全祎、全仪投魏，随后全端、全怿等人亦出城降魏。

全氏投降给孙吴边境地区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恐慌，史称“城中震惧，不知所为。”

永安六年魏灭蜀之后，原吴蜀交界的武陵等地遭到曹魏袭扰，当地蛮夷魁帅联合曹魏发动叛乱。

永安七年，魏军浮海入句章，再次招诱孙吴地方反动势力侵略郡县、扰乱地方。

永安七年四月，魏将王稚乘船浮海侵略句章，七月即有海贼攻破海盐。两起事件在史书中被记录在一起，且相隔时间很近。

句章与海盐两城隔今杭州湾相望，地理位置也相距较近，海盐也是王稚浮海入句章的可能经过地之一。

参考之前曹魏曾多次招诱山越蛮夷势力在地方社会掀起反抗孙吴统治的浪潮。

我认为海贼破海盐与王稚侵句章两起事件之间有密切联系，可能是王稚浮海入侵句章时经过海盐，随即在当地招诱反吴势力引发地方民乱。

孙吴的立国始终伴随着外部敌国势力的存在，招诱地方势力反叛孙吴使其内外不能相顾，也是曹魏一贯的对吴作战策略。

吴魏之间频繁交战也进一步加剧了孙吴地方社会山越蛮夷、豪强魁帅的反叛。

最后，孙吴常年征战消耗了大量人力、钱粮资源，“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

为了维持对外战争的开销和皇帝、臣僚的兴建挥霍，中央政府加紧了对地方的资源掠夺，导致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太平三年“诏州郡伐宫材”，永安五年“使察战到交阯调孔爵、大猪”，这些举动遭致了掌握地方资源的豪强势力的不满和反抗。

连年的征战和动荡使得士兵疲敝、百姓赋役增加；良田废弃、民不聊生。

永安元年，孙休曾下诏曰：“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於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

一家之中，父兄在都城服役，而子弟又要给事郡县；既要缴纳限米，又要随军出征，百姓赋役之繁重、生活之困苦可见一斑，史称“民饥，军士怨畔。”

如此局势之下，地方豪强煽动民、兵，勾结魏国发动暴乱。

交阯叛乱中豪强将领、饥民疲兵、魏国外援三方势力联合，造成了孙吴中后期最为严重的地方危机。

至此，孙吴地方社会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孙吴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相对平衡也日渐破裂。

综上所述，孙权去世之后皇帝与将领大臣之间“休戚与共”的主从关系瓦解，君臣之间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导致皇权旁落、权臣掌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孙吴频繁对魏作战，军事实力损耗严重，直至曹魏消灭蜀，三足鼎立的外部平衡也不复存在；百姓生活困苦加之地方豪帅煽动叛乱，中央与地方的相对平衡也难以为继。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孙亮、孙休曾以“太平”、“永安”作为年号，然而吴国的现实状况却是“不太平”、“永不安”。

华覈曾上书孙皓对孙权去世以来孙吴内政、外交及地方社会所面临的危机进行了全面总结：面对如此艰难处境，孙吴掌权者也有着深刻认识。

于是濮阳兴、张布等人“废休適子而迎立皓”。在孙吴政权逐渐失去赖以立国的三重平衡之时，末代君主孙皓通过缺乏合法性的方式登基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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