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在探讨利沃尼亚十字军的动机与本质时，许多学者将之归为传教与通商两个，传教、通商以十字架（Crosses）和嵌齿船（Cogs）为表征。

随着十字军的到来，来自西欧的十字架屹立在利沃尼亚大大小小天主教教堂屋顶之上。嵌齿船是利沃尼亚十字军广泛使用的船只类型，这种船呈圆形，具有尺寸大、载重量大等诸多优点。

十字军用嵌齿船运送人员和物资，嵌齿船也被广泛运用于商业活动中，可以说嵌齿船是12至13世纪波罗的海商业贸易的象征。十字军开始后，利沃尼亚络绎不绝地出现来自西欧的嵌齿船、十字架、商人和传教士。

十字架：传教论

传教论者从拉丁基督传播的维度考察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主要关注罗马教廷对利沃尼亚十字军态度的变迁，以及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与德意志教会的联系。

据《利沃尼亚韵律编年史》载，12世纪前，利沃尼亚还是一个“不曾有基督宗教传教士造访过”的地方。那么，12至13世纪，利沃尼亚既没有可供参拜的圣墓，也没有需要收复的失地，十字军缘何会出现在这片土地上？

十字军开始前，罗斯人曾在利沃尼亚索贡巡行，但罗斯人对传教没有兴趣。利沃尼亚与罗斯比邻，这为罗斯人在利沃尼亚的发展提供了地缘优势，事实上，在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开始前，罗斯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松散地管辖着利沃尼亚。

据安提·色拉的考察，“在12至13世纪初，后来成为里加的区域至少部分地由波洛茨克王公控制，波洛茨克是距离此地最近的东正教主教区，也是离德维纳河最近的罗斯城镇。”然而，波罗的海东岸虽与信奉东正教的罗斯人比邻，但罗斯人的传教热情却不高。

究其原因，大致是因为13世纪恰逢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罗斯公国自顾不暇，故无力组织力量到利沃尼亚。对13世纪的罗斯人来说，在利沃尼亚传教无异于草人救火。

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的发生与汉堡——不莱梅大主教区的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传教论者认为，德意志教会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自带传播拉丁基督教的底蕴。

据《利沃尼亚的亨利编年史》载，最早在利沃尼亚开展传教活动并取得成功的是一位名为麦因哈德的圣奥古斯丁神父。1186年，麦因哈德被汉堡——不莱梅大主教哈特维格二世任命为乌克吕尔主教（bishopofUexküll）。

麦因哈德殁后，哈特维格二世甚至将自己的侄子布赫埃韦登的阿尔伯特(AlbertvonBuxhöeveden,拉丁语venerabilisAlbertus,Bremensiscanonicus)派往利沃尼亚接任利沃尼亚主教（bishopofLivonia）。从人员选定上可见，汉堡——不莱梅大主教对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十分重视。

毋庸置疑，获得汉堡——不莱梅大主教的支持是日耳曼传教士在利沃尼亚站稳脚跟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德意志人并不是波罗的海东岸最早的拉丁基督教传教士。

早在1140年代，瑞典天主教就已在波罗的海东岸活动，1170年代，丹麦传教士就曾试图在爱沙尼亚建立拉丁教会。但是瑞典和丹麦传教士都未能在利沃尼亚站稳脚跟。

这样看来，想要探寻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发生的原因，就不能将波罗的海东西两岸割裂开来，而是要将之视作一个整体。诚如马克所说，尽管相距甚远，利沃尼亚的拉丁基督教活动并不是一个唯一、独立的事件，它应当被视为易北河以东的德意志传教活动这个整体中的一个部分。

13世纪前，罗马教廷对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知之甚少、缺乏兴趣。丹麦学者伊本致力于教皇与利沃尼亚十字军关系研究，她在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1147-1254年的教皇与波罗的海十字军》，主要探讨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期间教皇的态度，书中将部分教皇信件从拉丁语译成了英语。

伊本的《教皇何诺力三世与波罗的海区域的传教和十字军》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与波罗的海十字军》专门探讨何诺力三世和亚历山大三世时期，教皇对利沃尼亚十字军的态度。据伊本的考察，在教皇何诺力三世(1216-1227)时期，罗马教廷关于非基督徒皈依的诠释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不仅影响了罗马与波罗的海区域教会之间的关系，还影响了教皇对利沃尼亚十字军的政策。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概括伊本在《1147-1254年的教皇与波罗的海十字军》一书中的核心观点，即在何诺力三世之前，对罗马教廷来说，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乃至波罗的海十字军运动都是次等重要的。

传教论者关注中世纪文本中的用词。以“十字军”一词为例，诚如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泰尔曼所说，“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来说，十字军的意思也不尽相同”。

据考，自1095年起，“朝圣”（pilgrimage）和“十字军”这两个词之间就有了差别，到1187年前后，世俗政治和法律中都已经承认了二者之间的差别。对十字军的理解不同，中世纪编年史家和教皇使用的词汇也有差异。

以文本中的“十字军”一词为视点可以发现，罗马教廷对利沃尼亚十字军的态度在13世纪前后发生了转变。

“十字军”一词很少出现在13世纪前的教皇信件中。1171至1172年，亚历山大三世教皇（PopeAlexanderIII,1159-1181）在一则诏书中允诺，要给“每个参加反对爱沙尼亚及其邻居这一行动（campaign）的人一年的原罪赦免”。

亚历山大三世并没有使用指代更为鲜明的“十字军”一词。英诺森三世教皇的信件中也很少使用“十字军”这个术语，在给丹麦国王的信件中，他把前往波罗的海的人称为“基督的战士”（拉丁语militesChristi）。

在1209年写给奥托皇帝（EmperorOtto）的信中，英诺森三世称利沃尼亚十字军是“为基督耶稣服务的人”（拉丁语servitiumJesuChristi）。综上，在亚历山大三世教皇和英诺森三世教皇的信件中，“crucesignati”的使用并不多。

显然，亚历山大三世和英诺森三世都没有将波罗的海十字军与近东十字军等量齐观。究其原因，或诚如蒂娜·卡拉所言：“12-13世纪，对西方基督宗教世界来说，不管是从宗教层面看，还是从政治、经济层面看，利沃尼亚都不是很重要。”

十字架与嵌齿船：利沃尼亚十字军的动机与本质论

从罗马教皇何诺力三世(1216-1227)开始，波罗的海十字军才能勉强与近东十字军相提并论。13世纪初，从编年史家的文本到罗马教皇的文本，利沃尼亚十字军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字里行间，编年史家和罗马教廷将利沃尼亚十字军的地位提高了。

13世纪初，教皇何诺力三世对利沃尼亚十字军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何诺力三世之前，教皇并不重视利沃尼亚十字军，利沃尼亚十字军同近东和伊比利亚十字军不能同日而语。

但是到了何诺力三世时期，教皇开始从法理上将利沃尼亚十字军同近东十字军等同，俨然将波罗的海沿岸打造成了北方的耶路撒冷。

对何诺力三世时期罗马教廷政策的转变，伊本解释道，“何诺力三世认为此时的罗马教廷面临着威胁，罗马教廷需要保护，因此在基督宗教世界内部和外部的传教活动是非常必须的。”

何诺力三世时期，“十字军”一词开始见诸文本。与前几任教皇相比，何诺力三世教皇对波罗的海十字军的态度更积极。第四次拉特兰会议议定，利沃尼亚是圣母玛利亚的领地，何诺力三世教皇将原先授予十字军沿线城市市民的豁免权授予了吕贝克市民。

何诺力三世的信件中还首次出现了十字军（crucesignati）这种表述。1226年，丹麦国王与罗马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利沃尼亚主教发生争执，为回击丹麦国王，拉拢吕贝克市民，教皇给吕贝克市民送去一封信，信件中出现了“十字军”这一术语：

【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所有的十字军（crucesignati）皆受教会的庇护，但我们和教会尤其庇护这些人，不管他们来自何处，他们到达吕贝克港口乃是为了增加他们对圣地的帮助，或是增加其在抗击利沃尼亚和普鲁士异教徒活动中的帮助……】

13世纪初，编年史家开始把利沃尼亚十字军与近东十字军相提并论。编年史家常用“耶路撒冷之旅”“航行”之类的表述代指朝圣者的宗教活动。例如，成书于13世纪前半叶的《斯拉夫编年史》就将十字军称为“朝圣之旅”（拉丁语profectiosiveperegrinatio）。

在字里行间，吕贝克的阿诺德“将耶路撒冷和利沃尼亚的运动无缝对接起来了”。《利沃尼亚的亨利编年史》用“朝圣者”（拉丁语peregrini）“朝圣的战士”（拉丁语miliciaperegrinorum）这样的词或词组来指称前往波罗的海的十字军。

《利沃尼亚韵律编年史》用了许多词来形容十字军，在《利沃尼亚韵律编年史》中，“Helt”出现了116次，“degen”出现了16次，“ritter”出现了46次。

值得注意的是，战士（warrior）的古德语对应词主要有“Helt”“degen”“recke”“wigant”和“ritter”这5个，前4个词主要与战士的装备如头盔、刀剑等相关。“ritter”有“骑马的人”的意思，1200年前，“ritter”一词很少出现在德语文本中。

但1200年之后，“ritter”的使用频率显著提升。由此可见，在13世纪初的编年史语境中，利沃尼亚十字军与近东十字军之间并非浊泾清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