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之一的唐朝百姓，将自己藏了起来

说一说安史之乱前，唐朝百姓的逃亡藏匿问题。

“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

这是唐朝人杜佑在其著作《通典》中写的一段话。

大意是：本朝从唐高祖李渊时代算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太平时光持续了138年，本该是一个人口盛世，结果统计在册的户口，却只堪堪与隋朝相近。究其原因，全是因为负责户口统计的各级部门不好好工作，不按朝廷法令行事，导致许多户口隐匿漏算。

究竟有多少唐朝百姓隐匿了户口呢？杜佑的估计是：

“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约计天下编户合逾元始之间，名籍所少三百余万。”

“自贞观以后，加五百九十万，其时天下户都有八百九十余万也。汉武黩兵，人户减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后至平帝元始二年，经七十余载，有户千二百二十余万。大唐百三十余年中，虽时起兵戎，都不至减耗，而浮浪日众，版图不收。若比量汉时，实合有加数，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

杜佑这两段话，提供了推算方式，也提供了推算结论。

♦ 杜佑《通典》内文

首先，已知的官方数据是：唐太宗贞观中期，统计到户口数约三百万。到唐玄宗天宝年间，130多年过去了，统计到的户口数仅与隋朝的户口数大体相等（隋炀帝大业五年的统计数据是890余万户）。也就是说，这130年里，唐朝政府的户口统计簿册上，只增加了590万户。

继而，杜佑推论称：唐朝是一个比汉朝更丰足的盛世，唐朝百姓的生活水准高于汉朝百姓。汉武帝穷兵黩武，曾闹到天下人户减半的境地，但只过了短短七十余年，到汉平帝元始年间，汉帝国的在册户口，就增长到了1220余万。唐朝从贞观时代算起，经历了130余年的太平时光，期间虽然也有战事，但总体来说都算不上大乱，不至于给人口增长造成大的影响。所以，保守估计，大唐到玄宗天宝年间，其实际户口应该不少于汉平帝时代。至少应该有一千三四百万户口，才是正常的。现在朝廷的户籍簿册上只有890余万户，意味着至少有300余万户百姓没有得到统计。

也就是说，在杜佑看来，唐玄宗天宝时代，有约四分之一的唐朝百姓，脱离了编户齐民的身份，将自己藏匿了起来。

这个数据初看起来，似乎有些骇人听闻。但杜佑是史学家，详细研究过历代人口数据，其《通典》是一部制度史巨著。他又有丰富的官场经历——在地方做过刺史，在中央做过工部郎中与户部侍郎，对本朝人口数据及统计方式，均有很直接的体察。他的估计与推算，非是信口开河。

而且，杜佑的这种意见，在唐代也非个案。

早在武则天时代（本文使用“武则天时代”，泛指武氏控制朝政的时代，不局限于武周），朝臣韦嗣立便说过“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这样的话。韦嗣立的“过半”之说或许略有夸张，但当时的百姓逃亡情况很严重，则尚有许多史料为证。如垂拱元年（685），陈子昂上疏武则天说，河、陇、秦、凉、青、徐、曹、汴、沧、云、恒、赵等地，百姓们“流离分散，十之四五”。圣历元年（698），他又上奏说，据自己所见，四川诸州“逃走户三万余”。同年，狄仁杰也上奏称，据他在河北道的调查所见，因朝廷“调发”太重，百姓“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百姓们已经到了家徒四壁、卖房子卖田产去做逃亡者的地步了。

大足元年（701）。李峤又上奏武则天，说朝廷大规模修筑佛像，百姓苦不堪言，许多人不得不选择“卖舍贴田，以供王役”，把房子卖了，把田产卖了，才能把税赋缴足。

唐玄宗时代其实也是如此。开元五年（717），河南府人孙平子上奏玄宗，曾提到“两畿户口，逃去者半”。开元八年（720）的情况是“天下户口逃亡，……朝廷深以为患”。开元九年（721），唐玄宗在“禁逃亡诏”中承认，“四海清宴，百年于兹，虽户口至多，而逃亡未息”。

为了将这些逃亡的人丁找回来，武则天与唐玄宗均出台过许多政策。武则天曾在长安三年（703），派出“十道使括天下亡户”，从中央派出大批御史，去到地方，监督地方政府搜挖藏匿逃亡的百姓。唐玄宗也曾颁布敕令，号召“天下逃户”脱离荫庇者，回到官府的簿册中来做编户齐民，官府提供的优惠政策是“其本贯旧有产业者，一切令还”，归还其原籍名下的所有产业；原籍没有产业者，可以将户口数目报上去，另有优惠政策。他也效仿武则天，让大臣宇文融牵头发起“括户”运动，派人带队“分往天下”去到地方，试图把隐蔽在山林之中、大族之中或贵族官僚门下的逃户搜出来。唐玄宗后来表彰宇文融，说他“巡按所及，归首百万”，为国家搜出了近百万藏匿户口（《旧唐书》的数据是八十余万）。

♦ 唐玄宗像

不过，相比隋朝的“大索貌阅”运动，宇文融“括户”运动的力度要小很多。

所谓“大索貌阅”，字面意思是按户籍登记资料（主要是年龄、体貌特征、人丁数量）挨家挨户进行清查，若发现年龄不符、相貌不对、数量有异，则可查出隐匿人口与诈老诈小（指明明到了纳人头税的年龄却将年龄改小，明明还没到免除人头税的年龄却将年龄改大）。为了将运动落实到每家每户，隋文帝一方面对基层官员实施严厉的惩罚措施，“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不好好调查户口，继续藏匿人口虚报年龄者，查了出来乡官将被流放偏远之地。另一方面又“开相纠之科”，“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鼓励底层百姓互相举报，举报者的好处是：举报挖出一名藏匿之丁，则举报者所要承担的赋役，将被转嫁到被举报之家头上。隋朝赋役沉重，这种好处对底层百姓有很大的吸引力。

正因为用了这样的手段，所以开皇初年首次在部分地区实施“大索貌阅”，便搜出隐匿人口164万余人，其中可供征发劳役（人头税）的壮丁44万余人。之后，这种政策便成了隋朝施政的一种常态。隋炀帝时代，朝廷能够掌控约900万户口，便是以这种常态化政策为依托。宇文融的“括户”没有发起大规模的举报风潮，没有将每一户底层百姓都卷进来，这是他搜挖藏匿百姓的成绩，远不如隋朝“大索貌阅”运动的主因。

♦ 隋文帝像

即便如此，宇文融仍然为唐玄宗搜挖出来近百万藏匿户口。可见，杜佑说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三百余万百姓将自己藏了起来，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估算数据。

唐朝百姓藏匿自己的主要办法，大致有三：（1）离开原籍前往外地谋生，成为客户。如此，本地官员按户籍簿册征税征劳役时，便找不到人了；客居地官员手上的户籍簿册里没有客户的名字，只要客户能够给地方官输送利益，他们也没有动力将这些客户纳入朝廷的簿册。宇文融“括户”的重点对象，就是这些“客户”。（2）逃至官府鞭长莫及的偏远之地。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曾在诏书里提到，江淮之间有许多百姓“深居山洞，多不属州县，自谓莫徭”，为了逃避沉重的徭役，百姓们选择离开了开发度较高的地区，进入到那些官府控制不到的未开发地区。（3）荫庇到贵族与官员门下，成为他们的私属人口。虽然必须给荫庇者缴纳更高的田租，但却可以避开更沉重的劳役摊派。

躲避沉重的人头税，是唐代百姓选择逃亡藏匿的主要原因。唐朝前半期实行租庸调制度，仍以人头税为主（后半期改行两税法，变成了按田亩收税）。这里的人头税是个广义概念，不仅仅指“租庸调”里的庸和调（租指田租，庸是按人头给朝廷服劳役，调是按人头向朝廷缴纳绢绵布帛），也包括一切按人头摊派的负担。狄仁杰、韦嗣立、陈子昂这些人在上奏谈论百姓逃亡藏匿问题时，均将矛头指向了劳役沉重（许多劳役是折算成绢布或铜钱来缴纳的，实际上就是人头税），可见这是当时的一种共识。

此外，制度缺陷也加重了百姓逃亡的程度。与租庸调这套税收制度配套的，是均田制。简单说来就是朝廷按丁授田。唐初的字面规定，是每名男丁成年时可从政府手中获授田地一百亩（实际上做不到，能获授三十亩已属较好的状况），该男丁去世或者到了可以免纳人头税的年龄，这些田地便会被朝廷收回，用于授给其他人。百姓逃亡藏匿后，按常理，这些田地也该被收回，然后与该田地拥有者相关的人头税，也应一并取消。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地方官员为了自身政绩，为求升迁，并不会将逃亡者的户籍从簿册中消除。不但不消除，他们还会将本该由逃亡者承担的田租和人头税，转嫁到里正和当地其他百姓头上。这种做法，在当时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摊逃”。

如此这般，便形成了恶性循环，使得更多的百姓无奈走上了逃亡藏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