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罗马帝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仅就距离而言，罗马城距帝国周边地区的距离大多超过1500千米，个别偏远边境甚至超过3000千米。

如此遥远的距离，即便在拥有发达道路系统的罗马帝国，皇帝政策的上传下达也颇为不易。

战争与危机中的提比略边境政策

近年来，学者们普遍认为，罗马皇帝在多数事务上没有长远的战略性规划，皇帝们的政策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于对事情的应对和处理上。提比略边境政策的形成，正是基于他对不同边境地区战争与危机的处理。

这一过程，涉及帝国各地复杂局势和环境。行省总督特别是指挥军队的皇帝副帅，在边境地区的自主行动程度很难确定，但毫无疑问，皇帝的权威限制了总督与副帅的地方行为。皇帝的边境政策，或由皇帝个人直接实施，或通过与总督及副帅的通信间接执行。

至少在理论上，贯穿整个帝国时期，皇帝都拥有重大决策的最终裁定权。皇帝在边境事务中的角色遥不可及，却又至关重要。

就边境内部而言，彻底平定新近获得的领土，是朱里奥—克劳狄王朝早期任何推进或占领军队共同的战略指示，罗马帝国边境内部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地方叛乱。另一方面，由于边境外部直接面对非臣服部落或国家，罗马帝国始终表现出一种凌驾姿态。

罗马人拒绝将其他民族或统治者视为平等，即便是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帕提亚，帝国意识形态仍然把帕提亚人当作屈从于罗马帝国统治的盟友。因此，罗马帝国边境外部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的结合统治边境以外的地区或民众。

罗马帝国边境内部和外部面临问题的差异性，决定了提比略需要在边境施行不同政策。通过提比略处理边境内部的战争与危机可以发现，提比略在边境内部始终贯彻一种抚慰政策。

这种抚慰政策建立在宽容的基础之上，旨在维系罗马与地方民众之间持久的稳定关系，尽可能地保障正常秩序。几乎在每次提比略处理边境内部的战争与危机过程中，都能够发现这种政策的存在。

提比略对抚慰政策的施行，在塔克法里纳斯起义中最为明显。公元22年，提比略授权布莱苏斯向起义者发出通告，除塔克法里纳斯之外，所有叛变人等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

这种抚慰性质的宽大政策能够赢得部分起义者效忠，瓦解起义军士气和凝聚力，扰乱起义军的内部联合，塔西佗直言：“这一宽大措施使许多人投到罗马这一面来”。

塔克法里纳斯起义结束之后，提比略放缓罗马北非的扩张主义政策，进一步给予土著部落特殊待遇，譬如，给穆苏拉米人划定巨大的正式领地，缓和罗马政权与北非土著之间的矛盾。

可以看出，提比略在塔克法里纳斯起义过程中及起义之后，明显采取了一种抚慰性质的政策，试图安抚北非土著。事实上，早在提比略统治初期，这种抚慰政策就已经在边境实施。

公元18年，为了安抚重组后的小亚细亚民众，提比略削减了以往由附庸国王征收的地方租税，其目的正是为了消解当地倾向于延续王朝政治的派别的不满情绪，确保罗马的直接统治更容易为地方土著接受，和平推进小亚细亚的兼并进程。

提比略抚慰政策在高卢起义与弗里西人起义中也有明显运用。虽然高卢起义对帝国西部造成一定冲击，也导致罗马城人心思变，但高卢起义后提比略仍然公开表明，自己准备前往高卢巡视，目的是重新安排起义后的高卢诸省，恢复正常秩序。

即便高卢起义的主要领袖都是“尤利乌斯”贵族，提比略也没有对高卢或“尤里乌斯”贵族加以惩罚。无论是起义爆发还是镇压，都没有改变“尤利乌斯”贵族的命运，高卢地方仍由“尤里乌斯”贵族统辖，恺撒在“尤利乌斯”贵族和帝国权力之间建立的牢固联系，没有丝毫减弱迹象。

此外，提比略统治中后期高卢浩大的道路新建和维修工程，表明提比略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推动高卢发展，展现了提比略在起义后促进当地福利事业方面的勤恳努力。

弗里西人起义后，提比略同样没有施加任何报复性措施，甚至败军之将阿普洛尼乌斯仍然保留原职，目的是为了留任这位深得日耳曼军团爱戴的将领，安抚军心，以稳定莱茵河边境局势。

提比略没有对高卢或莱茵河军团施加任何后续的惩罚措施，而且试图抑制起义在边境引发的负面影响，安抚高卢和莱茵河军团，尽可能地恢复并维持边境稳定局势，其边境政策的抚慰性质彰显无遗。

在色雷斯纷争扰乱多瑙河边境后，提比略最初的处理方式只是口头警告，派遣军官勒令双方停止对抗，希望和平解决争端。即便雷司库波利斯窃取整个色雷斯王国，欲图对罗马宣战，提比略仍然坚持运用谋略，避免激化边境争端。

也正是提比略的这种克制，导致在公元26年的色雷斯起义中，大量反叛者在起义领袖狄尼斯（Dinis）率领下投降。根据塔西佗记载，狄尼斯深谙罗马当时的“宽宏仁慈”（clementia）。

狄尼斯作为色雷斯部落首领与起义领袖，他的观点表明，至少在提比略时代，赦免边境叛乱群体的行为极为常见，对待叛乱群体“宽宏仁慈”的态度也必然广为人知。

另外，除了主要的山区部落遭到武力平定，参与公元26年色雷斯起义的其余巴尔干山区叛变者，均“免于在进攻或包围之下被征服的命运”。

提比略的抚慰政策，还能从塔克法里纳斯起义之后的纪念铭文中看出。列普提斯的铭文记录如下：

纪念奥古斯都之胜利。普布利乌斯·科尔涅里乌斯·多拉贝拉，执政官，管理神宴之七人团成员，提提乌斯祭司团成员（sodalisTitiensis），总督，塔克法里纳斯已被杀死，故立此碑。

庆祝战争结束

除列普提斯之外，黎波里塔尼亚的奥埃亚（Oea）发现有同样内容的铭文。可以完全有理由认为，塔克法里纳斯起义结束之后，罗马北非各地都以类似的方式庆祝战争结束。

这些铭文没有提及起义或战争字眼，也没有提及努米底亚人、穆苏拉米人与加拉曼提人等土著民族，仅仅是庆祝塔克法里纳斯的个人死亡。

这种现象表明，提比略没有对这一艰苦持久的战争胜利进行大肆宣传，即便是与起义者联合的境外势力，在起义平定后也没有遭遇报复性惩罚，而是以安抚的态度对待。提比略在边境内部施行抚慰政策，这一点与奥古斯都有很大不同。

同样发生于北非奥古斯都时代的盖图利人战争，列普提斯的纪念铭文如下：

现象表明，提比略没有对这一艰苦持久的战争胜利进行大肆宣传，即便是与起义者联合的境外势力，在起义平定后也没有遭遇报复性惩罚，而是以安抚的态度对待。提比略在边境内部施行抚慰政策，这一点与奥古斯都有很大不同。同样发生于北非奥古斯都时代的盖图利人战争，列普提斯的纪念铭文如下：

同一城市，同样是庆祝镇压起义的战争结束，奥古斯都时代铭文风格与提比略时代铭文风格极为不同。显然，奥古斯都更重视对战争胜利和镇压起义群体的宣传，而提比略只针对起义领袖个人，避开对战争和起义群体的直接提及。

通过文献记载与铭文资料可以发现，提比略对边境起义及涉事群体的态度，始终倾向于支持迅速恢复正常状态，克制武力的使用，并且在必要时给予地方特殊待遇。这种抚慰性质的政策，试图缓和罗马当局与土著群体之间的冲突，尽可能地维持边境稳定。

与边境内部不同，罗马帝国边境外部面临非臣服族群和国家，这也决定了提比略在边境外部需要施行另一种政策。通过观察提比略对边境外部事务的处理可以发现，提比略一贯坚持的是外交政策。

塔西佗曾明确表示，“他（提比略）一向是想通过谋略权术，而不是通过武力来操纵外交事务”。这种政策，无论是在日耳曼，还是在东方，都有极为明显的体现。

提比略之所以终止日耳曼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希望运用外交手段处理日耳曼局势。在召回日耳曼尼库斯的书信中，提比略声称，就日耳曼事务而言，外交手段的价值远高于武力战争。

这是提比略看待罗马与日耳曼问题态度的直接证据，历史事实也印证了提比略的预见。日耳曼战争结束之后，提比略派遣德鲁苏斯前往多瑙河上游，诱使日耳曼人自相残杀。

公元17年，阿米尼乌斯与玛罗波杜乌斯发生大规模混战，玛罗波杜乌斯战败，其统治下的马科曼尼人王国瓦解。

公元19年，阿米尼乌斯因企图建立王权，被同族亲属杀死，凯路斯奇人也就此衰落。日耳曼各部落此后深陷内讧，无暇西顾，很大程度上即归功于提比略外交手段的运用。

参考文献

1.[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等译：《罗马十二帝王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5页。

2.SusanP.Mattern,RomeandtheEnemy:ImperialStrategyinthePrincipate,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9.p.192.

3.Appian,RomanHistory,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