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司马迁认为黄帝之前的事情太遥远，而且资料太少，所以，他把《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开篇，不谈“三皇”。

他说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个。

在《五帝本纪》里，他还说到了禹以及夏商周三代。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禹，算不算在“五帝”之内呢？算，就成了“六帝”；不算，那他是夏的开国元勋？司马迁讲的有点含糊，这也成为后来争讼的一段公案。

其实，“五帝”都有谁，史上确曾众说纷纭。只是到了现代，人们更多接受了《史记》的说法。

“五帝”说之起源

《中国大百科全书》说，最早说到“五帝”的，是荀子。

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不若周之察也。（《荀子﹒非相篇》）

荀子说，五帝并非没有好的政绩，之所以没流传下来，是因为年代太久远了；禹和汤有政绩流传下来，但也没有周代的清晰。

荀卿，约公元前313-前238，生活在战国的中后期。

被认为成书于战国的《礼﹒周官》中，也说到了“五帝”。

掌三皇五帝书（《周官﹒外官》）

这两本书的年代差不多，都没具体说“五帝”具体指谁。

甲骨文出土之后，一些研究者认为，“五帝”之说起于殷商的“五方帝之祀”。

王国维最早在《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中提出了这一假设。郭沫若曾经不同意这一观点。他反驳的理由，一是当时并未发现全部“五方”的甲骨卜辞；二是“中字非必即中央土德王之黄帝也”。

现在看，郭说的第一条，当时尚能站得住脚，那个时候，只发现了包含三个“方帝”卜辞。第二条，就有些牵强了——殷商之人为何一定要祭祀黄帝呢。

到目前，卜辞研究已经发现了甲骨文中对东南西北“四方神”的祭祀。见下图——

关于甲骨文里的“中”字，徐中舒先生认为有六个含义——旗帜；中间，居于东南西北、上下左右之中；日中，即中午；中宫，居中的宫殿；人名；先王庙号。据此之说，“中”与四方之帝并列，作为“五帝”之一是能说得通的。

上图中的“禘”，就是“帝”——祭祀过程称“禘”；被祭祀的对象也叫“禘”；后来，领祀之人亦称“禘”，这些人原来都是部落首领，再成为部落联盟的共主，这是“帝”之称呼的由来。这一点，是几乎所有训诂学者都认同的。

换个角度说，甲骨文里的“中”，不成其为一尊神祗，无资格与四方神平起平坐。那么，殷商卜辞中的“上帝”，是完全有资格的。见下图——

在商代，“上帝”是最高天神，总揽一切。在其之下，是四方神，分管具体事务；再往下，是四方风神，各由所属的方位神统辖。还有雨神、雷神，是“上帝”的直属职能部门之神。这是自然神系统。在此之外，是先祖、先王，“河神”归于这一系列，学者们认为，“河”，当指某位先祖。

尽管还不便于贸然肯定，说“五帝”的概念起于殷商，但至少，从自然神的崇拜来说，是有所联系的。

因为到了周代，五方神，即五方帝的说法，已经很明确。而且“五帝”还有了各自的颜色。

《书﹒益稷》：“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孙星衍疏：“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玄出于黑，故六者有黄无玄为五也。”

正所谓“天地玄黄”，“黄”既代表大地，又代表上天。所以，黄帝是“五帝”的核心。

黄帝之名，最早见于战国陈侯因咨（？）的一件青铜器铭文。古时陈、田同音，这个陈侯，就是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铭文说，他的高祖是黄帝。

但在当时，说到“黄帝”，包括“五帝”，总体上还是作为天神。

《墨子﹒贵义篇》曰，黄帝杀了东方的青龙、南方的赤龙、西方的白龙、北方的黑龙，于是称霸。所谓“四龙”，当为四方之帝。

《晏子春秋》说，巫师曾请楚景公“致五帝以明君德”——拜谒五帝庙宣誓即位。

《庄子﹒大宗师》云：“夫道……黄帝得之，以登云天”。

关于黄帝的神话，《庄子》和《山海经》最多。

战国时，楚、晋、齐等诸侯，已设五帝祠。

《史记﹒封禅书》说，周幽王为犬戎所败，东徙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诸侯，居西垂，作西畤，祠白帝。其后，秦宣工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秦灵公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15年。他在位时，已经有了四个帝祠，分别祭白、青、黄、赤四帝。

《封禅书》又说，汉高祖打败了项羽，问手下人，秦朝上帝祠都祭祀谁？手下人回答，祭祀白、青、黄、赤四帝。高祖说，我听说天有五帝，为何只祭祀四个？我知道了，这是等着我来凑齐五色帝呢。于是下令建了黑帝祠，命名为北畤。

从以上所述来看，“五帝”最初作为天神是确定的。到了刘邦那时候，仍然如此。

“五帝”与古帝之结合

其实，早在陈侯因咨（？）那会，黄帝就已经不是天神而是陈田诸侯的祖先了。同时代的《国语》、《左传》、《韩非子》里，黄帝亦是人神共具的形象。

进入汉代，包括黄的在内的“五帝”，都成了古代人君。

只是说法不一。

有代表性的，一是，司马迁《史记》的《五帝本纪》——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同此说的还有：《大戴礼记》、《五帝德》、《吕氏春秋高注》等。

二是，太皞、炎帝、黄帝、少昊、颛顼。持此说的，主要是《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及《月令》、《淮南﹒天文篇》、《汉书﹒魏相传》。

《十二纪》及《月令》云——

（春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天子居青阳，立春之日，迎神于东郊。

（夏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天子居明堂，立夏之日，迎神于南郊。

（季夏）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天子居太室。

（秋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天子居总章，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

（冬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天子居玄堂，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

对于以上两种说法，清朝中期的著名学者崔述有一番分析——

春秋传云：“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皞氏以龙纪，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此但历叙古帝纪官之不同耳，初無五帝之名，亦无五德之说也。吕氏缘此遂删共工氏，而以五德分属之；失《传》之本意矣。《国语》云：“黄帝能成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但序此五人之功，为下谛帝张本耳；亦不称为五帝，而谓五帝必限以五也。《大戴记》遂又取此属五帝，而他不兴焉，亦非《国语》意也。

他的大意是说，原来是没有五帝之说的，但恰好有五个德能皆强的古帝。他们流传下来，是因为做了实事好事。不过，《吕氏春秋》那样的著作，以“五德终始”那样的理论来剪裁历史，必须只能有五个古帝，就把有的有德行的古帝剪裁掉了。这是违背《春秋传》和《国语》的本意的。

这个分析很有道理。

两个“五帝”的版本之所以不同，学者们认为，与中国存在东西两大神话系统有关。

太皞，就是帝皞、帝俊、帝喾，最初是东夷的上帝；少皞，是东夷神话中的下后，有人认为是殷商先祖契；黄帝是西部神话中的上帝，《山海经》中记载最多，有人认为，“黄帝”的“黄”，是西部神话中“天皇”之“皇”的字变；颛顼亦为西土民族的上帝，有人说，颛顼和尧不太容易区分。

正因为有这样的两大神话系统，所以，《吕氏春秋》中，太皞就排在黄帝之前，少皞排在顓頊之前，这反映的，是东夷民族的倾向。《五帝德》等书，则以黄帝、颛顼排在帝嚳之前，尧排在舜之前，舜为东夷神祗，这又明显反映了西部民族的意愿。

除去以上两种排列，关于“五帝”，还另有三种说法——

一是，宓羲（伏羲）、神农、黄帝、尧、舜；

二是，少昊、颛顼、帝喾、尧、舜；

三是，黄帝、少昊、颛顼、喾、尧。

在汉代以后，“三皇五帝”反而有了一种固定说法——

“三皇”：伏羲、神农、黄帝。

“五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

唐代曾在京城立庙祭祀这种排列的“三皇五帝”。元代还诏令各个州县均须照此设立“三皇庙”。不过，后来的“三皇”，还被称为医神，“三皇庙”也叫“先医庙”，伏羲、神农、黄帝被奉为医家的先圣先师。这对于“三皇”来说，地位其实大大降低了。

“五帝”这事怎么看

怎么看呢？从总体上说，依然可以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

随着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揭示出所谓的“三皇五帝”，虽然有些并非实有其人，凝聚在每个名号中的事迹，也是出于后人的整理，然而以伏羲、神农、燧人等为代表的生存技术的进步，如从靠采集、捕捉小动物为生到能够猎取大兽、发明原始农业，从生食到学会用火乃至人工取火等，确曾在中华大地发生过；以黄帝、颛顼、尧、舜、禹等古帝为代表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变革，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几个主要的递进发展阶段，而且其中的某些成果已为夏、商、西周的制度所吸收。……这一古史系统尽管是后人总结归纳的，却包含了真实历史的影子。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神话为集体潜意识的反映”。在远古时代，个人的存在与性格，是安顿在群体生命之中的。族群的生存繁衍壮大，是个人赖以生存的前提。因此，人们会把共同的理想和美好的愿望，集于崇拜之神和英雄人物一身，以象征性符号表达出来。神话中的人物，是“道德观念的保护者和加强者”。这些神或人物，被赋予不但保护了当时的人们，也是后世的人们据以生存和奋斗的守护者及引导者。时间越接近的这样的人物，尽管他们仍然是代表性的“符号”，但越具有历史的某些真实依据。

李学勤先生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古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炎黄到尧舜，就是“五帝”时代。大家公认，这属于传说时期，然而如王国维所言，“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分，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他认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除去古文献之外，应该更注重考古。而且，不能把眼界只盯在中原地区，“单源论”的认识应该打破。

学者沈长云认为，“五帝”指代的，是那个时期内不同地域的五个大氏族，“五帝”是这五个氏族首领的称号，他们之间不一定有血缘关系。

学者朱乃诚认为，“五帝”时代的标志是战争。

“比如黄帝炎帝之间的战争，黄帝征讨蚩尤等。而且在东汉时期，就已形成‘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概念。”而在考古发现中，能够明确的最早的兵器为玉钺，并且已知最早的玉钺可以追溯到距今5500年左右，“据此可将五帝时代的开端定在距今5500年前后。整个时代可以定在距今5500至距今4000年前后。”

他认为，“五帝”时代可细分为三个时期——黄帝时期、颛顼和帝喾时期以及尧舜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典型的特征和相对应的考古发现”——黄帝通过战争、祭天、任命管理人员等手段，在部族中形成了一人独尊的社会特点，“这在一些仰韶文化中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的玉钺、大型墓葬、大型高等级建筑、‘神庙’、人像遗存和先秦古籍中都可以找到佐证。我们可以称它为古国文明。”颛顼和帝喾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祭祀活动的广泛流行，“祭天敬神、祭地为民，两项分开分别进行，并且产生了专门的祭祀专员。”反映在考古学方面，主要有良渚文化中期十分规整的三色祭坛墓地以及玉器上的神人图像，“还有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遗存，以及黄河流域发现的建筑物奠基遗存，也是祭祀活动频繁状态下的产物。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称为古王国文明”尧舜时期，随着“合和万国”概念的提出，和平成为主旋律，天文历法、刑法制度、管理机构的出现使得部族的实力和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史记》记载：“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反映在考古学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也可称为王国文明。”

他认为，“红山文明和良渚文明是否可以代表黄帝时期的古国文明和颛顼、帝喾时期的古王国文明还需进一步探索和认证。但陶寺文化所对应的尧舜时期的王国文明，从古代文献和考古学两方面证据都可以得出，尧舜时期的陶寺文明是最早的‘中国文明’，即‘最初的中国’。”

不局限于具体人物，不限于五个的人数，着重于考古学上的探索，这可能真的是研究“五帝”时代的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