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撰

编辑|枕上史书

辽朝在初建之时，已于宫廷中设立“诸王文学馆”，并设“诸王教授”和伴读，为上层子弟学习辽汉文字、传统经典提供专业化的教育条件。

当时的巫闾山、南山等处，就是太子王孙静心读书的幽闭处，其藏书、教授和研读的水平，均与北宋的官学与书院相类。

辽朝的主导思想

从辽太祖时开始，辽朝已基本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佛道思想为辅翼的文教政策，后世辽帝基本遵从这一国策，未有变化和懈怠。

辽圣宗本人还曾效法汉人传统写有《诸侄诫》一文，所言都是儒家思想和汉地族规家训的内容。

在圣宗太平七年，匡义军节度使中山郡王查葛、保宁军节度使长沙郡王谢家奴、广德军节度使乐安郡王遂哥等“各将之官，乞选伴读书史”，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辽代的帝王如圣宗、道宗等，后妃如萧观音、萧瑟瑟、秦晋国妃等，大臣如萧韩家奴、萧柳、萧孝穆、耶律资忠、耶律庶成、耶律孟简、耶律良、萧铎卢斡、寺公大师等，均有诗作和诗文集传世，尚文士风渐已形成。

在辽代帝王带头提倡下，其权贵和地方豪强也都起而效仿，慕学尚文之风渐成。在河北的应州，著名学者邢抱朴效唐宋之法建有龙首书院，与当时的官学相辅相成，对辽朝文教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辽代文学家萧韩家奴“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类似的事例在当时亦不罕见，家学和私学的发展更为普遍。

像耶律庶成、庶箴兄弟及庶箴之子，肖惟信父子，邢抱朴母子兄弟，以及刘景、史洵直、宁鑑、王泽等各家祖孙三代等，都是得益于家学发展起来的，子孙多有在辽登进士者。

在制度建设方面，早在神册三年，辽朝就在上京仿隋唐之制设国子监，并下设国子学，首先保证对最高统治者后代的高水平教育。到太宗朝已在南京设太学，是在现北京最早设立的官方最高学府。

至道宗清宁五年，辽朝已在“五京”同时设学，号称“五京学”，并在中京、西京同设国子监，在黄龙府、兴中府设立了府学，在所辖各州县设立了州县学，官学的覆盖面已比较广泛，使当时教育制度的建设初具规模。

与唐代相比，其中央官学还未能达到唐代“六学”的水平，地方官学的体系也不健全，但其发展已经很有规模和效率了。

据《辽史》记载，辽朝的国子监模仿唐朝设有祭酒、司业、监丞和主簿等官职，统领官学的一切教育事宜。

在国子学和五京学中，则由博士和助教负责教学和管理。在上京的国子监旁，仿汉制建立了孔子庙和节义寺，地方官学也依此效仿，中原的教育传统与价值追求已被认可和接纳。

为了推进向中原学习，培养人才，辽圣宗还特别确立了对南京太学生的奖励政策，颁布了《论举拔人才诏》，推进科举制的实行。道宗朝则明确规定要每年按时祭先圣先师，为当时崇儒之风的形成提供了朝廷的明确支持。

除了中央官学受到高度重视外，地方官学及孔庙的建设也颇有声色，指导思想也更为明确。

儒臣马保忠在《上皇帝书》中写道：“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

学者王鉴在《三河县重修文宣庙记》中亦写道：孔子及历代诸大儒之说乃“大经大本，博照今昔，实百代帝王之师，开仕进门，缉人伦纪万化之原”。

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下，辽代的文教学术有了重要的发展，民间重教崇儒的风气也逐渐形成。不仅大批汉文经典被传承、被翻译，辽朝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也强大了起来。

由于文教政策的变化，辽代的教育、人才培养及专业研究都有了重要的发展。辽代的文字学、训诂学、翻译、医学、文学、数学、天文学、历法、地理学、物候学、化学、物理学、纺织、雕版印刷、农牧业、艺术和体育等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作为大规模和长时期存在的少数民族朝代，相比于金、元和清各代，辽朝的探索性和开创性是非常明显的。

他们对自身的了解，以及对中原文化的了解、尊重和传播，都有一个明显的过程。

辽朝文教方面的探索

在教育制度的建设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方面，也必然会有周折或反复。以辽代的科举为例，面对隋唐以来科举制积累的丰富经验，辽朝的统治者一直心存顾虑。

既不肯完全效法唐代的“武举”，改变辽俗“尚骑射”的传统，又不肯认同契丹族年轻人追求科举功名的做法，认为会削弱本民族的好战勇武之气。

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辽朝主要把科举视为举拔汉族人才的制度，仅有少数契丹人可以通过科举为官，且考中进士者少至1人，多不过十几人。仅兴宗、道宗朝“常有百余人”。

甚至契丹人参加科考，还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通过施行科举制，辽朝的文教事业有了重要发展。

据辽代文献记载，从太宗会同初年开始放契丹族学者室昉“登进士第”，除汉族知识分子外，契丹族通过科举入仕者，也有室昉、耶律俨、耶律蒲鲁、耶律大石等，其中不乏帝王后裔，均在辽朝的发展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辽代初行科举时，基本参照隋唐之法，并设有礼部贡院，举行乡、府、省三级考试，等级也是乡荐、府解和省及第，最后通过“殿试”。

内容初为诗词文赋和法律，后增加了“明经”“茂才”和“特科”。并规定不孝父母、有犯罪前科、医卜、屠贩、奴隶和商家子弟不能参考，效法唐宋提出了参科考者的道德要求。

据《辽史》统计，有辽一代，共放进士54次，进士总数在2000人左右。

辽朝建立之前，契丹人崇尚的主要是萨满教等原始民间宗教，受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影响，受到佛教、道教和其他宗教的浸染，但未成明显的气候。

除此之外，早在太祖时期，辽朝就曾仿中原之制建设孔庙、佛寺和道观，欲效法唐朝经验促进“三教合一”，为其统治服务。

辽道宗还曾“御制”《天庆寺碑文》和《御解大义》等，以示对佛教的崇敬。佛教影响的不仅是世人的信仰，对文教事业发展的贡献也不容小觑。

辽代出现的两本著名字书——希麟撰写的《续一切经音义》和行均编撰《龙龛手镜》，都是僧人的著述。

此二书编撰的目的虽是出于对阅读佛教经典提供帮助，但对整个中国的文字学、音韵、训诂、文学、思想及其教育的发展，均有深远的影响，南宋及后世的学者也多有介绍和赞誉。

应该指出，辽代不仅在新兼并的地区继续使用汉制，还在过往朝代的边缘地带加强了统治和影响，如在东北沿海的阿眉里乌底改地区和北方的乌古迪烈部等地都设立了节度使，行使地方政府职权，为地方综合发展和日后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在文教方面的探索与贡献不仅有益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而且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与教育进步也有着重要和积极的影响。

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当时的朝鲜、日本等国，常来辽朝进贡，在辽圣宗统和十三年，高丽王朝还特地遣童子来学契丹语。而当时在文教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对外影响远不止于此。

结语

总之，从大教育的视角审视，辽金时期的正规学校教育虽难以与高度发达的两宋教育比肩，民间教育和书院的发展在质量和数量上也与后者有较大差距。

但其对中国北方地区的文教开发是功不可没的，对北方社会的整体影响是久远和深刻的，为后来教育的开放、融合、借鉴与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和案例。

回顾辽金时代的丰富经验，对当下是非常有益的，因此，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辽金的地位和贡献需要给予充分的肯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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