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名日本间谍来到中国,年纪最大的86岁，已是蛰伏了37年

2023年3月25日，日本一家媒体报道，一名日籍男子在北京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

据悉，该男子原为安斯泰来制药集团职工，曾任安斯泰来驻中国分公司行政主管。

而安斯泰来也证实了这一事实，此人的确是其公司的雇员，但是我国还没有进一步公布这一信息。

翻翻以往新闻就能知道，中国每年要抓好几起日本对华间谍。尽管偶可见到别国间谍被抓消息，综合起来仍以日本为最高。

有外媒指出，截至2020年，一共有11万活跃在中国的间谍被我国相关部门发现，其中，日本的间谍足足超过两万名。

日本在中国的间谍活动始于清朝。

直到今天，他们仍未抛开幻想，不再进行针对我国的间谍活动。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日本人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日本之所以热衷于间谍

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特别爱用间谍。其原因或在于日本的国力薄弱，常常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准备才有可能向外进行侵略。由于准备时间太长，从而使日本陷入了不能吃亏的境地，一但入侵失败了，又要为下次对外入侵蓄力，恐怕不知到什么时候。

明代隆庆年间，被称为日本“战国三大英杰之一”之一的丰城秀吉统一了日本，经历了连年战争的日本一时竟繁荣昌盛起来。不断增强的国力刺激着丰城秀吉内心的征服野心，不甘偏安一隅的日本希望建立起包含朝鲜，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大帝国。

时间到万历年间丰城秀吉就已准备开战，而其第一个征服对象就是朝鲜。丰城秀吉于1592年命宇喜多秀家任帅，发兵14万侵朝。朝鲜李氏王朝军队敌不过日军，于是请求宗主国中国援助。

同年万历皇帝命辽东总兵李如松以提督身份率兵4万入朝与日军作战。在一系列浴血奋战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日军多次败北明军，宇喜多秀家知道自己并非明军敌手，于是主动与李如松议和。这时在明朝北部，后金正处于强盛之时，李如松不愿浪费朝鲜战场军力，亦答应议和。

此次入侵失败后，日本内部对这一问题展开全面思考。毕竟对日本所要打造的亚洲帝国来说，他甚至未能在策划之初就成功拿下朝鲜半岛。苦思冥想后，日本幕府上层得出结论：他国打仗，因无人而占优势，又造成情报优势丧失。所以，为了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把战前情报工作做得更好。

在战争视野中，情报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而对日本这样一个战争潜力不大的国家而言，他唯一可以强化的，只能是情报优势。故从此次侵略朝鲜战败后，日本人就把训练间谍、取得战前情报优势为中心任务。

这类观念一直持续至清朝末年，经过明治维新，日本国力日益增强，沉寂已久的野心渐渐膨胀。至19世纪末，日本社会冲突日趋严重，向外扩张和纾解国内矛盾成为日本政府必须采取的举措。

值此日本举国上下备战战争的热潮中，一个日后被誉为日本“情报战的鼻祖”——福岛安正登场。

福岛安正出生于破落武士之家，亲眼目睹西洋科技对日本所造成的重大影响后，福岛安正之父执意希望子女亦能学习西方文化。因此，不像普通日本孩童那样，福岛安正小小年纪便接触了许多西方文化，使他开阔眼界，还娴熟地掌握英、法、德、中、俄多国语言。

福岛安正于1874年入日本陆军省从事情报收集。由于精通汉文，福岛安正很快被派往中国的东北地区，研究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

福岛安正在中国呆了一年多来，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都进行了渗透。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福岛安正可以很轻松的拿到清政府内部的资料以及清军的建设计划。并且为了确保资料的准确性，福岛安正还经常收买不同的人去做同样的调查，目的就是通过交叉验证来确保情报的准确性。

经过深入研究，福岛安正作出“以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之势，清军决非日本军队可比”等论断。不久，福岛写出报告，立即引起日军上层注意。

福岛安正这篇报道能引起军方注意，一方面是由于该报道中的信息实在是够翔实和可信。也有理由认为福岛安正对战争的支持率恰好迎合日本军方扩张的愿望。这说明福岛安正不只情报工作能力极强，而且政治嗅觉一样敏锐。

福岛安正就是凭借这一契机，在随后的甲午海战中升任日本第一军参谋并参加甲午中日战争。并且在签订《马关条约》时，福岛安正也是作为谈判条约的起草人之一，全程参与其中。

新模式下

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凭借情报上的优势占据很大便宜，使其能够以小搏大，击败当时被称为“亚洲第一”北洋水师。

其实单就武器装备配置而言，日本海军还远没有当时北洋水师。在铁甲舰的数量对比上面，北洋水师是日本海军的六倍之多，其中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分别都装备了四门305毫米的大口径重炮，舰船的装甲厚度也达到了304毫米。

而回顾日本海军舰艇，其旗舰松岛号仅配备200毫米装甲。战斗打响后，松岛号在定远舰上吃下一炮重炮后，当即身负重伤撤军。而剩下的日本军舰虽然说是因为舰艇体积小，作战时相比北洋水师舰艇更加灵活机动，但是因为防御较弱，所以其容错率并不高。

当武器不占绝对优势时，日本之所以能够赢得甲午海战胜利，是由于其情报优势大。当时清政府虽已不再有鸦片战争前四方皆蛮夷“天朝的上国”的观念，但是对同处亚洲的日本来说，不论是清廷上下左右，还是清军内却很少有人把日本放在心上。

抱持着这样狂妄的想法，清政府对于当时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日本可谓一无所知，但日本人这一边由于觊觎中国辽阔的国土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对华研究。战争爆发前，像福岛安正等日本间谍，已看到清军外强中干、清廷腐败无能等问题，这促使日本对内决心发动一场战争。

除战略层面的情报优势外，日本军队还在清军中进行了深入学习。日本军部透过潜入北洋水师，甚至了解到北洋水师配备的炮弹在一次突如其来的遭遇战中完全不敷使用。其原因是原来修建北洋水师所用经费半数为时任北洋大臣李鸿章所侵吞，李鸿章侵吞之经费竟为祝贺慈禧太后寿辰之用。

由于经费不足，北洋水师向西方定购战舰、大炮虽已先后就位，但炮弹奇缺。无奈下，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不得不想到一个法子把沙子装到国内工厂制造的炮弹壳里作为水师日常训练之用。

与此同时，丁汝昌为补偿军火库存也以低廉价格找到国内军工厂，订购一批炮弹。但因国内工厂标准不健全，其生产的炮弹大小不一致，在甲午海战时，许多炮弹连锉刀都要磨得光滑，以便塞大炮。

试想军备废弛至如此地步，特别是这一局面仍由对手充分控制，则有“亚洲第一”之称的北洋水师在日军打击下全军覆没已不奇怪。其实北洋水师官兵打仗表现不能不说是英勇，如丁汝昌，邓世昌大批清军将领。但在有针对性备战的日军手里，哪怕是再勇也无法逃脱败北的厄运。

自甲午海战占据情报优势之便宜后，日本军部对情报的崇尚达到高潮。数据显示，日本军队进入二十世纪后，近百分之十六军费用于支持间谍活动。

20世纪初期，日本军部为实现其吞并中国的雄心壮志，建立了第一个以中国为目标的特务机构——青木机关。青木机关每个人都需要讲一口流利中文，并通晓中国文化及政治，经济等条件。1900—1930年期间，日本约11万间谍以多种方式渗入中国，活跃于各地区、各领域，源源不断地给自己国家送来了大量信息，并进行着形形色色的特务破坏活动。

除潜伏于暗处的特务外，日本在中国也建立了“东亚同文书院”这样一个正式组织。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所以“邻邦友好和文化交流”为名的学院。但事实上，书院日本“留学生”往往以调查为名测绘我国各区域。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将我国的东北、华北、华中以及华南地区的地理资料、水文资料甚至气候资料都搜集的十分齐全。

曾在日本人与张作霖密会时，日本代表人又赠张作霖东北、华北地图二幅，比例尺之细，凡国内印行之版。这曾让张作霖大为震惊，同时也理解了日本人的这一举动既有示好的一面又有威慑的一面。

这时张作霖并不知道，自己去世之后，日本对华间谍活动即将迎来历史高峰。

与历史抗衡

关于张作霖的下场，众所周知，张作霖在皇姑屯一带被日本人事先埋好的炸弹炸死，回沈阳时严重受伤不治。但是张作霖由北京返回沈阳的新闻却是绝密的，就连东北军内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日本人如何才能提前埋下炸弹并能够准确地炸毁张作霖的火车？

要解答这一疑问还得从一个叫川岛芳子间谍开始。川岛芳子本为大清肃亲王之女，按照清朝册封规格是位高权重的公主，但肃亲王却在其女尚未成年之时便把其赠予日本间谍川岛速浪。

成为川岛速浪的养女川岛芳子受养父影响亦是间谍，成年后回国。

1928年由于张作霖同意日本人到东北“修建铁路、挖矿设厂、租地移民等”的请求没有实现而引起日本政府的愤怒。日本政府最后决定清除张作霖并秘密支持其他代理人执政。而套取张作霖出行消息的，正是川岛芳子——不但如此，纵观“皇姑屯事件”,川岛芳子同样担负着策划和实施等工作。

川岛芳子是日本人间谍思路变化的代表。以往活动于中国的日本间谍，基本都来自日本，尽管使用本国人，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诸如忠诚之类的麻烦。但是毕竟各国都不一样，要想培养一个既通晓中国文化又兼备间谍技能的人才，花费的代价真的很昂贵。于是，把中国人吸收为间谍就渐渐成了日本人对华间谍活动的又一种方式。

收买中国人充当间谍的这种模式具有几方面的优势。一、买通中国人充当间谍的代价与自己训练一名间谍比起来无异于九牛一毛。而间谍出了事，日本一方就能实现及时裁断，既不需要消耗资源进行救援，又无需负担其他抚恤费用。

原因之二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后，很多没骨气的中国人不惜做日本人的走狗来生存。这种武力征服带来的好处，日本人自然是不会放过的，为此日本人甚至专门在特高课（日本军部所属间谍部门之一）成立了多个分支机构。

利用单个上线来控制远在中国的多个下线，他们彼此之间互不隶属，但情报却可以在上线之间共享。例如侵华战争中声名狼藉的四个特务机关就是以这一模式为指导而形成的。

二战期间，日本把间谍活动推向极端，其派生出来的种种模式仍被日本政府沿袭。比如本文一开始就提到了日本人借助跨国公司的特点把间谍安排到了这些企业在华的分公司。从表面看，他们也许是一名普通地区主管或商贸代表，但是借着这一外壳，其主要目的是暗中从事间谍活动。

除跨国公司之外，向高校机构安插间谍是日本人经常采用的模式。

2019年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刊登通告称，该校一位教授被中国天津逮捕，请中方说明情况。据悉，此人是中国人，曾获日本教授称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回答日本记者逼问时同样耐人寻味:

“你（指日本记者）是真不明事实真相呢，还是揣着理解装糊涂？”

这样一说无异于确认教授被逮捕是由于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那为什么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日本对中国间谍活动仍这么热衷？他们目前的活动有哪些主要内容？

对这一问题也许还能从另外一则消息中得到说明。

2016年在西南某飞机制造厂发现核心数据泄露。我国不同于西方国家，国内涉及军工产业的企业均为国企，故没有因商业竞争原因造成数据泄露，然后回答说显然这次数据被泄露与间谍有关系。

果不其然，国家安全部门对这家企业进行调查后，不久便查出这家企业有几名员工被买通。此后，安全部门同志捕捉到了这条线索，并着手追溯，终于真的捕捉到始作俑者——一个日本间谍。

这个间谍叫阿尾博政，这时已86岁，当他被逮捕后，经审讯后，我们发现他已潜伏中国37年。这几十年来他用收买和威逼的手段不知套出多少信息。而日本人对中国军事上情报那么重视的重要原因是，担心日后被清算。

大家都知道，二战后日本右翼因历史原因始终没有被清算掉。作为这场战争最重要的策划者与发动者之一，在美国庇护下不但逃过战后的审判，而且连日本政府也再次占据统治地位。

然而，尽管它仍然控制着日本内部的权力，但是日本右翼也明白二战中它给中国、甚至给全亚洲人民带来了多少危害。结果，日本右翼政府时刻担心或许将来某天这些曾受苦受难地区民众将为此而惩罚日本。而做此事可能性最大的是二战之后国力持续起飞、如今已稳居全球第二位的中国。

尽管中国一再强调和平崛起的重要性，但是身为对中国有历史罪孽的日本政府却一直担心自己曾做过的事情终将落到自己身上。他们受这一心理驱使，不断向中国派遣间谍，企图查清中国军事实力和将来能否威胁到他。

日本在中国这种猖狂的间谍活动教育了我们不忘历史和不忽视外国反动势力的敌视。

好在现在的中国早已经不再是当年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了。秉持和平发展之思想，能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但是如果要与中国为敌，同样充满信心，葬送所有胆敢来犯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