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24年的泰戈尔访华事件,不仅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1924年,泰戈尔来华讲学,一时间各大报纸、杂志纷纷刊登欢迎泰戈尔的专号,泰戈尔在中国所做的二十多次公开讲演及数十次小型谈话被各大报刊纷纷转载，掀起了中国的“泰戈尔热”。

印度诗人、哲学家泰戈尔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迄今为止，他对中国作家产生影响最集中的阶段是1924年受梁启超、徐志摩等的邀请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

泰戈尔1924年访问中国是近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引发了一股泰戈尔热潮。泰戈尔先生来到中国进行访学，他所提倡的“东方文化思想”立刻引起了中国文化界、思想界、文学界等的激烈论争，并形成了以徐志摩、梁启超、梁漱溟、辜鸿铭等为代表的欢迎派，以及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沈雁冰等为代表的反对派，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进行了充满火药味的争论。

一、“泰戈尔热”表现

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就在此前后，中国学界掀起了译介和研究泰戈尔的热潮，堪称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泰戈尔热”。与当时文坛上掀起的“易卜生热”、“托尔斯泰热”等热潮类似，“泰戈尔热”也伴随着大量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不过与其他热潮不同的是，有关泰戈尔生平和思想的介绍与研究也同样掀起高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刊登泰戈尔的载体众多、特点各异

据不完全统计，1920～1924年，刊登与泰戈尔相关内容的刊物多达三十余种，如《东方杂志》、《新青年》、《小说月报》、《少年中国》、《文学周报》、《晨报》、《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京报副刊》、《晨报副镌》、《中国青年》、《向导》、《创造周报》、《佛化新青年》、《文学旬刊》、《妇女杂志》、《平民》、《新人》、《政治生活周报》、《学汇》。

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泰东图书馆、上海大同图书馆、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北平北新书局等5大出版机构都出版了泰戈尔的主要文学作品集。由于各种载体的性质不同，在刊登有关泰戈尔的相关信息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2.翻译泰戈尔的作品数量巨大、体裁广泛

在这个时期，泰戈尔的主要作品大都有了中译本，各种体裁都有涉及，如：《吉檀迦利》、《新月集》、《采果集》、《园丁集》、《飞鸟集》、《游思集》、《爱者之贻》、《歧路》、《世纪末日》等诗集，《齐德拉》、《邮局》、《隐士》、《春之循环》、《国王与王后》、《马丽妮》、《牺牲》等戏剧，《回家》、《喀布尔人》、《盲妇》、《弃绝》、《胜利》、《髑髅》、《玛莎》、《生或死》、《沉船》等小说，《人格》、《人生之实现》、《欧行通信》、《国家主义》等其他类型的作品。有的作品甚至出现好几个译本，如诗集《吉檀迦利》、《新月集》、《采果集》、《园丁集》、《飞鸟集》、《游思集》等，戏剧《齐德拉》、《邮局》、《隐士》、《马丽妮》、《牺牲》等，小说《回家》、《喀布尔人》、《盲妇》、《弃绝》等以及《人生之实现》。

3.出现了强大的译介和研究群体

这一时期，大约有百余从事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工作，其中既有当时著名的翻译家，也有许多无名小辈。翻译诗歌的主要译者有：郑振铎、徐志摩、王独清、黄仲苏、赵景深、梁实秋、李祖荫、刘半农、刘大白、沈雁冰、沈泽民、徐培德、金明远等；翻译戏剧的主要译者有：瞿世英、邓演存、高滋、张墨池、景梅九、朱枕新、梁宗岱、江绍原、吴致觉等。

翻译小说的主要译者有：王靖、邓演存、许地山、朱枕薪、朱朴、梅景九等，翻译自传、论文、散文、游记等的主要译者有：朱枕梅、徐志摩、顾均正、仲云、景梅九、张墨池、钱家骧、何道生、胡愈之、陈建民等。

其中，有许多人既是译者，又是研究者，如郑振铎、徐志摩、郭沫若、瞿世英、王统照、许地山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因喜爱泰戈尔作品而模仿创作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当时社会各界名流，无论是保守的、自由的、激进的、还是复古的人都对泰戈尔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如陈独秀、胡适、梁启超、蔡元培、梁漱溟、辜鸿铭、鲁迅、梁实秋、瞿秋白、张闻天、沈泽民、茅盾、吴稚辉、胡愈之、成仿吾、恽代英等。

二、“泰戈尔热”事件中的误读现象

一九二四的泰戈尔访问中国，原本是一次单纯的交流访问活动，但当时国内知识分子阶层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由衷的欢迎,以梁启超、徐志摩等为代表;一种是尖锐的批评,以陈独秀、郭沫若、林语堂等为代表。

在这之前，学术名流罗素、杜威等也应邀达到中国访学，却没有这种尴尬的境遇，其实无论是罗素、杜威也好，还是泰戈尔来华也好，国内各个阶层都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社会带来福音，能够为中华民族带来进步的希望。

从某种程度上说，泰戈尔的中国之行，为很多进步人士带来了的不仅仅是其诗歌上的伟大，而是其政治上的某种希望，但是这种期望，在泰戈尔本人看来却与他“宣扬东方文明，鄙弃西方文明”的观念相冲突了，在泰戈尔看来，他的角色无非就是一个单纯的诗人，而这个诗人还有着宣扬复活东方文明和印度哲学的愿望。

但是，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国内革命矛盾深化，各意识形态对泰戈尔的作品和思想没有很深入的了解，只是将泰戈尔访华作为各方争夺话语权的一个舆论平台。

在这一媒介平台上，各方不断将泰戈尔的思想加以修改，以期符合本方利益诉求，占领舆论制高点。因此，这种先入之见的欢迎和反对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主观性，是一种不客观的评价，是对泰戈尔来华事件的一种误解。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中国的学术评论一直就存在着仅仅以政治划界的传统。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反对者们,并没有把这次访问当成正常的文化交流,这是泰戈尔与中国不欢而散的主要原因。

泰戈尔访华时,思想文化界、学术界的政治化倾向日益严重,强调学术要为政治服务,为民族救亡事业明良务。因此,从政治立场上看待泰戈尔成为当时的一大思潮。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始终都是中国文学困扰的两难问题，报纸期刊作为媒介兼具文学载体与政治社会化功能，使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传媒与文学已不再是简单的载体与内容的关系：通过报纸期刊传播的文学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影响甚至解构了作品本身的文学态度。

这种依靠强权或者舆论导向改变作家的态度和作品的意识形态，贯穿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始末，也成为泰戈尔误读事件的深层原因。

对泰戈尔的误读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场效应”的结果。报纸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其具有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使它在政治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由此看出，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导致泰戈尔的思想传播遭到一定程度的“曲解”，通过报纸传播带有政治倾向性的解读也是报纸发挥政治社会化的有效途径，对受众的影响也更加深刻，效果往往更深入而持久。

因而我们现在的研究者应该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遮蔽，还原真实的泰戈尔访华之旅，从此次误读中获得一些传播角度的新启示。

三、媒体议程设置功能造成对泰戈尔的“误读”

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本着恢复中印两国友谊的使命，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可是访问到最后诗人带着失望的情绪遗憾的离开。国内始终散发着反对泰戈尔及其演讲的传单，我们如今回过头来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来看到这件文化界、文学界的大事件，看着当时的批评性文字，我们难免会觉得当时的反对之声过于尖锐，存在对泰戈尔有意无意的“误解”。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洁动以赋予各种“议程”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从议程设置角度来看，导致泰戈尔来华产生误读的因素不仅仅是政治主体等意识形态的议程设置，传播者的审美准则和受众的接受倾向都形成了泰戈尔误读的合力。

关于泰戈尔访华的讨论，综合彰显了在报纸媒体这一平台上，传播者、受众、意识形态多方参与到媒体所设置的议程之中，并且不断的进行信息互动和反馈的过程。可以这么说，泰戈尔访华热潮是合力作用下的一次经典的传播案例。

泰戈尔热潮形成的背后，既有玄学派的“声援军”意图，也蕴含共产党人打压玄学派的政治意义。专栏的开设，是这种合力发挥作用的主战场，如果仅从形式上看确实是报纸媒体开设的一个公共论坛，好像是一种话语的民主表达的地方，但其本质上显然又不是一个可以完全自由表达的天地，而是媒介的一次有意识的议程设置。

双方力图给读者营造一种氛围，论战是在报刊“学术自由”的原则下，各方开展讨论，发表各种不同的见解和意见，最后做出总结。显然，这种所谓的原则上的自由使读者忽略了编辑在处理稿件时议程设置的本质目的。

那时报社编辑的稿子，往往被认为是代表该家报社的意见，针对泰戈尔访华，既然报社发表自己的意见了，那些对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往往就不再写稿参加。

各派利用媒体的力量，在泰戈尔访华这场肯定与否定、褒扬与贬低的过程中，牢牢把握话题的导向，议程设置的策略十分突出。这种不同媒体的合力也是无意中实现了一次“合作”，尽管双方的本来意图并非如此。

但是，在议程设置的媒体空间内，各家媒体既然敞开了这一空间，各种意愿只要存在着，即使是受到重视的程度不同，遭遇的评价不同，也会对舆论构成一个“场”，无论它们是否被意识到，它们已经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各家报刊大篇幅的介绍泰戈尔，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场”，不同意见和声音交织，必然会对受众产生强烈的影响。泰戈尔热潮的背后除了多方力量的推动，更离不开普通文人、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群众的持续关注。

从泰戈尔访华开始到结束，各家报刊都收到无数的来信和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知名的文人学者及批评家，也有自称“外行”的人，但他们的关注点却有共同处，那就是泰戈尔。通过媒体大规模参与的文学事件，是一种集体传播过程的实践化。

在泰戈尔访华这一传播过程中，受众的群体分层界限不是很清晰，甚至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也淡化了，参与者自身的异质性趋向及相互角色的转换使本次传播活动形成了一种合力，促成了泰戈尔访华热潮，并且加深了对泰戈尔访华事件的“误读”。

四、启示与思考——正确看待媒介合力下的“泰戈尔热”

泰戈尔及其作品在中国引起的热潮起起落落，不可否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接受的外来影响中,印度哲学和文学是一个重要源头,而这个源头的中心,则是泰戈尔。

而此次围绕泰戈尔访华引发的论争,更以其争论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现在从客观角度再次打量，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启示。

泰戈尔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与其访华是紧密相联的。正因为访华前中国思想文化界对其人及其作品的翻译、研究、介绍的高潮,才使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位印度的诗圣、东方精神文明的积极传播者与宣扬者。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文学社团和流派的代表人物都与之有了交流或接触,其中有精神的契合,也有思想的启示；有观念的碰撞,也有话语的激发。泰戈尔的诗学观念,深深地吸引着翻译、研究、介绍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风云人物。

“泰戈尔热”的形成离不开媒体的议程设置，正是政治主体等意识形态的议程设置，传播者的审美准则和受众的接受倾向形成了“泰戈尔热”的合力。

尽管真实的传播意图包含意识形态的对立和舆论引导的争夺，但是不可否认，正是由于多方议程设置的合力推动了泰戈尔在中国旷日持久地传播，扩大了泰戈尔对中国文学和思想的影响。

泰戈尔来华访问期间，国内出现了新学与旧学的论争、传统与现代的论争、东西方文化的论争等几种文化争论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总结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近百年历史中，1924年的泰戈尔访华事件虽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难忘经历，更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一段重要的记忆。

泰戈尔来华事件引起的东西方文化的论争，无论是对东方的民族文化的单纯拒绝或批判接受，还是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或借鉴接受，我们都可以视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代，对重建中国文化所作出的一种巨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