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被杀的肃顺（第一节）

在慈禧太后夺取政权的“辛酉政变”中，有三名宗室亲王大臣获罪被处死，其中一人是公开斩首示众，在清代200多年的宗室亲贵中恐怕是唯一的一例。这个被杀者就是后世褒贬不一的肃顺。

肃顺是清初郑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父亲乌尔恭阿（或译作乌尔棍布）是世袭的第十二代郑亲王。

由于肃顺后来成为名震朝野的要人，所以在其生前和死后社会上有不少关于他的传闻，其中很令人感兴趣的是关于他身世和出生的一段故事。

据说有一天郑亲王乌尔恭阿散朝回府，途中见到一年轻女子，美貌异常，便派心腹家人赵某去打听这是谁家的女儿，想买她做妾。赵某奉王爷之命前去寻访，得知女子父亲是开草料铺的，家里虽不宽裕，但也能维持温饱，而且其女自幼便已许配人家，用不了一年半载就要出嫁，根本不可能卖给别人为妾。乌尔恭阿听了报告很沮丧，但仍不死心，指令赵某不管想什么办法也要把这美人弄进府来，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而且限期三个月必须办妥。

赵某回家后冥思苦想，终于有了一个办法。几天后，他装作一个被革退的官员，在那家草料铺旁租了一处房子住下，很快便与姑娘父亲成了好朋友，并在其家遇到困难时慷慨解囊相助，使姑娘父母对他感恩不尽，可依然没有办法使他们把女儿送进王府。于是赵某又花钱雇来一些地痞恶少调戏姑娘，同时差人去告诉她的未婚夫，说其不贞，并唆使他退婚，但女方的父亲却坚决不同意。眼看王爷给的期限将近，赵某心急如焚。正在无计可施之时，忽然听说九门提督衙门侦破一起大盗案，不由转忧为喜。他借乌尔恭阿主管九门提督的便利条件，派人到监狱用重金买通被抓获的强盗，让他们诬陷草料铺掌柜为窝主，然后派官兵前往拽查，在其家砖炕下起出赵某事先派人藏好的“赃物”。结果草料铺掌柜以通盗罪名被斩首，婿家也主动退了婚，剩下的母女二人生活没了着落。赵某又出资相帮。当其负债累累，无力偿还之际，赵才“好心”地为她们出主意，说如把姑娘送到郑亲王府，不但母女吃穿不愁，而且还可以永享富贵，母女二人无奈，只得同意。乌尔恭阿终于如愿以偿，赵某也获重赏。第二年，草料铺掌柜的女儿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肃顺。

这个一波三折的故事，出自清末民初野史。虽然来龙去脉似乎很合乎情理，但其可信性却极小。按《爱新觉罗宗谱》所载，肃顺为乌尔恭阿第六子，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生母为郑亲王侧福晋瑚佳氏，是护军校玉贵之女。做为和硕亲王侧福晋，一般都要经过册封，有的还是由皇太后、皇帝亲自“指婚”，而且必须经过宗人府验明备案。因此，根本不可能是什么来历不明，出身微贱的草料铺掌柜之女。上述故事或是张冠李戴，或是出于捕风捉影的编造。其目的是为了说明肃顺出生前就已欠下一条人命，即草料铺掌柜被诬杀，以把他后来被杀说成是命里注定的“报应”。

乌尔恭阿去世之后，由其第三子端华袭封郑亲王爵位。而肃顺因不是嫡长子，则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受赏头品顶戴，四年后满20岁，又封为辅国将军。作为世袭亲王之子，得到这样的爵位不值得荣耀，但王位已由兄长承袭，若要出人头地、有所作为，只有力图在政治上有所发展，进入统治集团的核心阶层。然而，在道光年间,肃顺却只被任命做銮仪卫銮舆使、奉宸院卿等官职，大多是为官廷服务的闲差，并无实际权力。在此期间，他虽也显露出一些政治才能，但并未受到皇帝重视。肃顺却没有因此灰心。他利用自己的有利身份，结交了很多汉族名流文士，待以优礼，听取他们对历代治乱成败的议论和对当朝内政外交的见解，提高自己的政治才能，为将来能一显身手暗暗地做着准备。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清宣宗旻宁驾崩。十几天后咸丰皇帝即位。从这一年起，肃顺开始一步步登上政坛。是年七月，他被任命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得以参与朝政。就辈分而论，肃顺与咸丰皇帝是同宗兄弟，又兼他出身于颇受皇帝倚重的“铁帽子王”世家，所以很得信任。开始几年，先后让他兼任正黄旗蒙古副都统、正红旗护军统领以及监察内仓、主持考试等项事务。经过一段试用，肃顺给皇帝的印象是头脑清楚，有胆有识，于是在咸丰四年（1854年）升任他为工部左侍郎，不久又调任礼部，户部，使之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稳步上升。

咸丰皇帝即位之时，清朝已经在衰落的道路上走出很远，处于内外交困境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列强逐渐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向来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华帝国，已经在洋人坚船利炮前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更令皇帝头疼的是，他刚刚登上天子宝座，就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而且声势不断壮大，迅速席卷南方诸省，甚至连北京城也一度受到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威胁。咸丰皇帝虽然没有什么杰出才能，但头脑还算清醒，面临困境，他意识到必须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才能扭转局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起用有才干的官员担当重任，肃顺就是其中之一。咸丰初年，首先受到皇帝重用的是他当皇子时的老师杜受田，以及祁焦藻、文庆等人，先后升任为相当宰相职位的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同时罢免了在鸦片战争中有丧权辱国行为的穆彰阿等庸碌之臣，以图重振朝纲。被起用大臣中，文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他姓费莫氏，是满洲旗人，不但“人品端粹、器量渊深、办事精勤、通达治理”，而且不因循守旧，很有政治远见，经常建议皇帝破除满汉吟域,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咸丰六年文庆去世后，肃顺便成为他这些主张的继承者和实施者。从这年开始，他先后被皇帝授予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理藩院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御前大臣等要职，直至担任协办大学士，始终受到咸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因而使他的一些重要政治主张得以实施。

肃顺虽是地地道道的满洲贵族，但他最惊人的主张就是重用汉人，对八旗官员则很轻视。与其前任文庆不同的是，他的这一主张得到充分的实行，并且收到明显效果。一些书中记载，肃顺当政之时，对属下官员粗暴无礼，视同奴隶，但只对八旗官员如此，对汉官则十分谦恭。他常对人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们那支笔厉害得很。”又在自己手下罗织了一些有才学的汉人，成为羽翼和心腹。甚至说他受贿都只收旗人的而不受汉人的。这类记载大多出自清末民初某些汉族文人之手，不免有些夸张和绝对化。但肃顺重视有才能的汉族官员却是事实。这倒不是因为他天生就有重汉轻满的思想，而是看到当时一些八旗大员庸碌无能、贻误国事，致使洋人步步进逼、农民起义声势浩大，从维护满族统治者根本利益的需要出发，大胆起用一些汉族官员，以图扭转不利局面。肃顺举荐任用的汉官中，最著名的是几个“中兴名臣”其一是曾国藩。很多史料中都提到，他能够成为握有军政大权的朝廷重臣，与肃顺向皇帝保奏有着直接关系。曾国藩初为学者，后做文官，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后，他组办湘军，成为抵御农民军最有战斗力的武装，清廷授予他军权后，其势力更为增强，对最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他执掌兵权初期，提出的许多军政方略，都是肃顺在朝中给予支持，甚至在他一度受挫时仍不改其信任。据说曾国藩于皖南被农民军战败，退守祁门之时，朝中指责声四起,皇帝也准备撤换他的职务，肃顺则力排众议，提出：“胜败兵家之常。临敌易帅，兵法大忌，不如使之戴罪立功可也”，使曾国藩能够继续握有大权，最终扭转战局。

另二个是左宗棠。据说在他尚未发迹之时，以举人身份入京参加会试。伏阙上疏，痛陈时弊，多触及清朝统治者忌讳，惹得咸丰皇帝震怒，下令革去举人，由五城兵马司逮捕治罪。旨意拟好后，肃顺因是近臣得以预先闻知，立即派人密告左宗棠连夜逃走。第二天早晨圣旨下达时，左已离京很远了。回乡后他先后充任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的高级幕僚，为其出谋划策。咸丰九年，左宗棠因对处分一名官员不服上控到都察院。湖广总督官文想以此为由迫害他，皇帝也传下旨意说，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这个消息由肃顺透露后，左的几个朋友十分着急，请他帮助拿主意。肃顺说：“必须有内外臣工上疏保奏，我才好对皇帝说”。于是潘祖荫、胡林翼等上疏，保荐左宗棠才可大用，咸丰皇帝览奏后对肃顺说：“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如果真有军事才能，自当不计其小缺陷而录用。”肃顺借机回奏：“听说左宗棠为骆秉章出计献策，成效卓著，骆秉章很多功劳都与他有关，是难得的人才，应当爱惜。请皇上再密谕湖广总督官文，把保奏左宗棠的奏疏抄录给他，命其调查核实，酌情办理。”这样，使官文知道朝廷要重用左宗棠，不敢再难为他，使之得以施展才能，终成一代名臣。

此外，胡林翼、郭嵩焘、王闿远、陈孚恩、匡源、焦佑瀛、黄宗汉等当时著名汉官大臣，也都曾得到过肃顺帮助和提携。他们有的曾在肃顺府中作过幕僚，肃顺时常与之一同讨论政事得失，再从中采取有益见解向皇帝提出建议。另一些人在地方为官，肃顺也能知人善任，尽量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如胡林翼担任湖北巡抚时，咸丰皇帝曾有意调其为两江总督，这两个职务都是清朝在长江流域与太平军作战的关键。肃顺向皇帝提出，胡林翼在湖北各项事务处理得都很得当，既熟悉情况，又很得人心，不宜轻易挪动。应调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这样长江中下游防御就都有了保障，得到皇帝赞同。

肃顺对他赏识的人才都尽力提携，有时甚至采用一些很特殊的方法。有这样一个传闻很有意思。曾做过肃顺幕僚的高碧湄，因才学出众颇受肃顺赞赏。在他参加会试时；肃顺很想让其得中状元。殿试之际正逢委派他做收卷大臣，肃顺知道高某才思敏捷，文章肯定作得快，为了减少其竞争对手，便向应试者宣布，如下午四点前不能答完，便按撤卷处理。刚过中午便有人第一个交卷，肃顺看其名字乃是钟骏声，文章作得相当好，通篇七页半无一处补缀勾抹，因不是自己要取之人，肃顺便顺手将卷子塞进靴筒。散场之后回家脱靴时，才发现忘将此卷上交，赶快差人骑马把卷子送到阅卷处。因肃顺是当时朝中显要人物，阅卷大臣们误认为这份卷子是他想要提拔的人的，于是评为一甲一名，进呈御览，获得通过。结果钟骏声点了状元，而肃顺属意的高碧湄文章作得虽好，但写字太慢，到时没有答完，归于撤卷之列，肃顺实在是好心帮了倒忙。后来高被派往江苏，当过吴县知县，也成为很有政绩的官员。此事虽不一定完全真实，却也生动地反映出肃顺爱惜人才的情形。

与其提拔重用者多为汉人相反，肃顺对两位犯罪的旗籍大员却力主严加惩办，最终置之于死地，这也许是舆论说他重汉轻满的原因之一。

第一个人是宗室大员者英，道光时曾任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是《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几个卖国协定的当事人。咸丰帝即位后，他上疏提出用人、行政、理财三项“求治之道”，因其中多迁腐之论，被皇帝斥为“无能已极”，从一品官降为五品。咸丰八年四月，英国军舰入侵，皇帝授耆英侍郎衔，命随同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等赴天津，办理有关交涉事宜。但耆英畏洋人如虎狼，不奉圣旨批准便擅自回京，使咸丰帝十分气愤，命将其解京严讯。经恭亲王奕诉等审实，定罪“绞监候”，即判处绞刑，但不马上处决，监禁等候朝审时再由皇帝钦定是否处决，这样的情况一般都可免于一死。肃顺则认为，对耆英的恶劣行径处以“绞监候”太轻，应立即正法才能惩一儆百，维护国法尊严。咸丰皇帝经过权衡，同意了他的看法，但采取一个折衷之策，因耆英是皇族贵胄，不用“斩立决”、“绞立决”的公开处死方法，而是派刑部、宗人府官员到关押者英的囚室，出示圣旨，令其自尽，当时称为“赐自尽”，实际上也是将耆英即行处死，只不过为皇族大臣保留一点面子罢了。

另一个人是柏俊，蒙古镶黄旗人，姓巴鲁特氏，翰林出身，道光后期至咸丰朝，历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等高官。咸丰八年十月，他刚刚升任文渊阁大学士，就卷入到一场轰动全国的科场大案之中。

这年秋天，顺天府（辖北京城和近畿地区）照例举行乡试。许多寒窗苦读多年的学子都来应考，盼望能金榜题名，中一个举人。本年顺天乡试主考官就是柏，到了发榜之时，许多饱读诗书的士子名落孙山，而平日游手好闲、以喜爱演戏唱曲闻名的满洲镶黄旗人平龄却高中第七名举人，一时舆论为之大哗，很多落榜生员和榜上有名的举子都感到自己受到污辱，纷纷到府学衙门前提出抗议，要求追查此事。还有人专门写了一副对联讽刺平龄中举之事：“旗下大爷粉墨登场，优伶戏子金榜夺魁”，讥讽这次乡试的考场变成了演戏的剧场。在中国封建社会，科举考试是国家选拔官员的最重要途径，凡遇有舞弊事件都要严厉查处，何况此次又是在天子脚下的顺天府，朝廷当然不会坐视不究。很快便查出平龄试卷内舛误甚多，同时，巡城御史孟传金也根据收集到的情况上疏皇帝，指出本次取中的很多举人舆论都有异议，其中恐有舞弊行为，奏请复查。于是咸丰皇帝特派怡亲王载、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陈孚恩负责查办此事。这三人中，一个是肃顺的亲哥哥，另两个则是肃顺的亲信密友，因此，肃顺实际上也成为对办理这一案件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

经过对取中试卷重新审核，结果令人十分震惊，竟有50多人卷子不符合录取标准。咸丰皇帝龙颜大怒，命将主考官柏即行革职听候传讯。随后，又抓获潜逃在外的柏府中家丁靳祥，严讯之下，他不得不供出实情。原来，任刑部主事的罗鸿绎因为没有功名，很想谋个举人头衔抬高自己身份，但却不想受攻读之苦，而是要找捷径来获得这份荣誉。于是通过同乡、兵部主事李鹤年，找到本年顺天乡试同考官翰林院编修浦安，告诉他自己卷子上的暗记。因担心只托浦安没有把握，罗、李二人又通过收买靳祥，求柏宠爱的三姨太央求他帮忙，结果将罗的试卷取中。

不仅如此，调查中还从副主考程庭桂处，查到近百张请求照顾的条子，于是程庭桂等也被捕入狱。

一次乡试中出现这样多的舞弊现象，而且涉及正、副主考等朝廷大员，这在清朝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因为咸丰八年按照干支记年为戊午，所以中称此案为“咸丰戊午顺天乡试科场案。”

案情基本查清之后，对既负有失查之责，本人也参与作弊的主考官柏如何处理，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按当时法律，这种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科场大案，主考官判处死刑并非异常。但柏为当朝大学士，而且多年来政绩卓越，颇受皇帝倚重。此次虽有过错，但因靳祥已死于狱中，无从对质，并未查出其本人受贿的真凭实据，所以咸丰皇帝有欲保全其性命之意。肃顺则坚决主张从严惩处。他提醒皇帝：“取仕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恶习”。负责查办此案的载恒、端华等人自然也与肃顺意见一致，拟定柏应判死刑。咸丰皇帝无奈只得允准，遂颁布上谕：

科场为抢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茶严，自来典试大小诸臣从无敢以身试法、轻犯刑章者。不意柏夜以一品大员，乃辜恩藐法，至于如是！柏身任大臣，且系科甲出身，岂不知科场定例？竟以家人干请，辄即撤换试卷，若使靳祥尚在，加以夹讯，何难尽情吐露？既有成宪可循，朕即不为已甚，但就所供情节详加审核，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柏著照王大臣所拟，即行处斩！

从谕旨中措词语气可见，皇帝批准处死柏，是迫于舆论压力和肃顺等人力争，不得已而为之。

关于处斩柏的情形，还有一段很生动的传闻。据说行刑之日，各犯官被押至菜市口刑场，只等皇帝最后旨意一到便行处决。柏虽然也在其中，但却并不十分害怕。因他在朝为官多年，知道像他这样并非犯有十恶不赦之罪的一、二品大员，虽判死刑，但临行刑之前,皇帝必有恩典，改判为发配新疆或黑龙江军前效力，很少真被杀头。于是他吩咐自己的儿子：“一会儿皇上一定会有恩典，我离开刑场就去夕照寺等候，刑部批文一到就起解去流放之地，你赶快回家把出远门应用之物备好送来。”可话音刚落，就看到他的好友、在内庭候旨的刑部尚书赵光哭着向刑场走来。柏俊两腿一软，瘫倒在地，口里说：“这回完了，完了！这一定不是皇帝的本意，是肃顺从中作崇置我于死地。”据说咸丰皇帝直到最后时刻对是否处死柏仍犹豫不决。说他“罪无可道，情有可原”，手握殊笔迟疑不落。在旁的肃顺说：“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道”，竞夺过珠笔代批处决。其说虽有添枝加叶之处，却也反映出咸丰和肃顺的不同心态。

很多人认为，肃顺坚决主张杀掉柏袭，是出于当时朝中大臣之间的派系之争，为达到打击异己势力的目的。其实这并不公允。肃顺为制止科场舞弊之风，建议皇帝处死柏惩一儆百，主要目的还应是整伤官场中的腐败现象。即使对自己亲信人物的违法现象他也并不姑息。如户部主事李笙仙，本是很受肃顺器重之人，时称为“肃门湖南六子”之一。肃顺做户部尚书时，李与一王姓官员共同办理清收欠款事宜，一些欠款钱庄以铜钱归还，李命部下拒收，致使欠款不能按期归还。不久，王某因徇纵亏空应治罪入狱，但尚书赵某为其辩解说：“这样处理过重。果真如此，那么李笙仙也应下狱了。”意思是说，肃顺肯定不会这样惩治李，王某也可因此减轻处罚。但肃顺并未徇私情，立即同意将二人同交刑部议处。结果李笙仙也进了监狱，直到同治初年肃顺死后才得以释放复官。由此可见肃顺铁面无私的性格。

肃顺之为人，一向以有胆有识雷厉风行著称，他受到咸丰皇帝重用后，把“申国法以救积弊”作为当务之急，不仅在起用人才、惩治失职渎职官员中仗义直言、敢作敢为，在内政外交的其他方面也颇有建树。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加剧，清政府面临愈来愈严重的财政危机。咸丰年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耗费的大量军饷，更使国家财政面临崩溃边缘，只得下令发行大面额纸币“宝钞”和“当十”至“当千”各种大铜钱聊以维持，分别由“宝钞处”和“官钱总局”负责办理。由于宝钞和大钱缺乏信用，官、商、民都不愿使用，政府只得通过法律手段强制推行。又设立官号招商以解决资金短缺，由此也造成了许多弊病。肃顺担任户部尚书后，努力整顿财政，清除积弊，并查处谋私中饱的不法官吏。他发现宝钞局所列一些官号用于兵饷的欠款与官钱总局存档中所载数字不符，遂奏请查办。经审核，查出一些司员在帐目上作手脚，把应归入公款的划为私欠，借机中饱私囊，于是将所涉及的台斐音、王正谊、李守愚等多名司员撤职；对参与作弊的商人张兆麟等革职严讯；对查证属实的数十名涉案官员商户抄没家产。同时，对通同作弊的官票所官吏等也给予撤职、籍没家产等严厉处罚。这些虽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但毕竟打击了一批弄虚作假、贪污受贿的不法官员，对疏通资金流通渠道，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外交方面，肃顺则是咸丰时期为数不多的能够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的大臣之一，这在他同沙俄使臣就有关《瑷珲条约》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