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对货币的需求

两宋时期，“钱荒”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铜材的生产能力不足——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农是两宋时期受到“钱荒”现象冲击最大的群体之一，小农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铜币作为交换生活所需的必需品，还需要用铜币来缴纳农业赋税。而这些钱如何得到，对于小农来说，最重要的一种方法是用自己生产的谷帛到市场上换取。且不论小农是否有能力额外增产出用来交换得到铜币的谷帛，在交换的过程中，商人们总会想方设法的压低农产品价格从而赚取差价以及投放农业高利贷等方式从中牟利。

在商人的有意盘剥下，小农所能获得的铜币数量本就不足，而国家征收赋税和役钱时又需要缴纳与征收物品等价的货币，在王安石推行免役法后，原本不承担差役的人同样也需交纳助役钱，并且在此基础上还要再加二分利息上交作为“以备水旱欠阁”的免役宽剩钱。所以张方平在抨击变法时会说：“免役之害，倍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

由此可见，“钱荒”与底层的小农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并且越是对小农盘剥严重的地区，“钱荒”问题就会越严重，这也间接地解释了两宋时期为什么始终是东南地区“钱荒”问题不断，因为这一地区既是当时重要的农业粮食产区，又是朝廷为了贴补西北地区军事行动而大量征税的地区。

根据漆侠先生所著《宋代经济史（下）》中所探究的数据“据宋神宗熙宁十年之前的赋税征收情况统计，全国税收达一万贯的城市有204座，而东南地区则占据64座，占总数的31.8%”。由此可知两宋时期“钱荒”现象的一个特点便是时间与空间的集中性，当东南地区的小农需要缴纳赋税和役钱时社会上就会出现一股大量急需铜币的浪潮，而年复一年的缴纳赋税和役钱形成了一个对铜币需要的周期性的循环。

“钱荒”现象的存在在思想和现实上也就都固定了下来且难以根除。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小农为代表的广大社会底层民众在生活中其实对铜币的需求在时空范围上是有针对性的，除了需要向国家和地主缴纳赋税和役钱时必须缴纳货币以外。

在其他时节，作为农业劳动者的小农对货币的需求是较为有限的，所以能够在两宋时期的东南地区持续性的出现对“钱荒”恐惧，除了小农群体外肯定还存在其他群体对铜币苦求而不得——也就是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对货币的缺失是更为急迫的。宋朝士大夫对“钱荒”问题的认识可谓是体现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境遇以及影响政府应对措施的重要依据，这与宋朝统治者确立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宋代相对而言较早对“钱荒”问题的成因和对策有着较为全面认识的是思想家李觏和曾巩，其分别曾著有《富国策》和《议钱》这两部著作，且因二人生活的年代重合大体在宋仁宗、神宗时期，所以可以将二者的论断综合来分析。

“钱荒”问题的主要表现

在经历过北宋初年一段时间的经济恢复后宋仁宗、神宗时期官铸铜币质量比较好的阶段，此时的“钱荒”问题主要表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私铸恶钱问题，李觏提出的“销一法钱，或铸四五，市人易之，犹以二三则常倍息矣，国失法钱，而民得恶钱，恶钱终不可为国用，此钱所以益少也。”

这句话可谓切中要害，私铸恶钱获利更多使得大量价值低便于交易的恶钱流入市场排挤官铸价值量过高不易交易的法钱，这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理念，当时的人们已经发现。

其二便是私销铸器问题，不仅是民间商人百姓为了贮藏铜器而进行私销，曾巩还进一步指出了佛道二教对铜器的需要也是私销铸器的一个重要原因，“夫释、老之徒，以铜为器；其徒日益广，其器日益增。所增之器，有销钱而铸焉者。国家虽有其禁，又宽而不举。以日销之钱而供日增之器，以日耗之铜而给日兴之铸，何异拔树而附枝乎。”

这一观点很具有启发性。最后一点便是铜币外流问题，而且曾巩在李觏观点的基础上更完善地提出了外流不仅是东南方向的海上流失，还有西北地区陆上的流散。等到了宋神宗、哲宗时期，以张方平为代表的反变法者们提出“钱荒”主要是由王安石解除铜禁、钱禁及变法向农民征收青苗钱、免役钱造成的。

到了南宋时期，《宋会要辑稿》中所记录了南宋臣僚向皇帝进言“钱荒”的四点成因目前学界认为是比较合理准确的，即“今日之钱，鼓铸不登，渗漏不赀（即铜钱外流），铍销日蠹（即私销铸器），私家藏匿，叠是四弊。”两宋时期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所面临的困境便是建立在这些困境的基础上的。

宋朝货币经济体系的隐患

通过对两宋时期社会中政府、官商、民间等阶层中货币的流通情况（困难）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两宋时期的货币流通存在着“上淤下空”的情况，虽然这其中有官商群体出于自身利益在其中“阻拦着”货币的整体循环，但单从这一点去解释整个“钱荒”现象是不全面的，无论是皇室官商还是民间百姓，这些群体与货币的关系终归是整个经济社会困境的表象，真正的根源还是要去两宋时期的货币经济体系中去寻找。

根据现代经济学观点，任何一种货币经济体系都不是依据货币本身建立的，而是在从过去到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所以不仅要看到铜币本身的币值问题，更要把研究视角放到整体社会上关于货币经济的有关现象，包括国家货币政策、货币不同种类、地区流通情况等等。

两宋时期的货币经济体制是在隋唐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币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直至有宋一朝为止在货币制度上都有着唐五代时期币制的特点和影响。

“钱帛并用”本是唐代一直通行的法定货币流通制度，但唐中叶以后两税法规定纳税非钱不行，铜钱的作用逐渐扩大并且排挤绢帛退出市场，“钱重物轻、囤钱纳税”的观点开始在百姓中流传开来，这对后来北宋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针对“钱荒”现象开始于唐代中期的讨论学界目前得到了非常多的研究成果且结论相对一致，如鲁尧贤在文章《试论两宋货币经济发展的历史地位》中提出“钱荒是唐中叶开始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经济现象，标志着金属货币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地位与作用的加强。”

而这一时期“钱荒”产生的原因根据文献记载主要是官商群体在当时对铜钱的追捧，作为财富的一种象征，铜钱主要在官商群体中流通并最终沉淀贮藏。另一方面由于铜钱自身的特点（弱点）——材重价低，使得当时的人们在交易中非常不便，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汇兑”业务来克服铜钱流通不便的问题，铜钱寄存、汇兑等专门业务随之兴起。

如唐代便已出现的“柜坊”就是专门经营寄托铜钱的，“飞钱”、“便换”等业务这时也都应运而生，认票不认人的信用票据体系初步树立起来，为后来两宋时期纸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但这样也使得铜币在客观上被进一步沉淀搜集贮藏了起来用于供给各钱庄的支付兑换能力，导致市场上流通的铜钱数量越发减少。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政治军事上的对立使得完整的经济区开始分裂，全国性统一的货币经济体制更是不复存在，跨地区性的转运贸易受到极大的冲击，地区内部中转贸易开始成为各个小国的主要发展方向，而铜钱存量各地区更是不同，铜钱存量少的江南诸小国被迫铸造铁钱甚至是铅锡钱在本国国内通行与外界制造出人为的经济隔绝，而这些经济运行上的“消极遗产”都在两宋时期有所保留。

终两宋之世，为减轻行铜钱地区的“钱荒”压力一直存在着铜钱区和铜铁钱并行区两种货币流通区域，而这种经济区域的划分除了国家政策上的要求，自五代以降的地区“封闭性”性经济的持续存在也与此联系密切。

除了因有唐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而造成的经济区域化这一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由唐传至两宋时期的就是货币制度的驳杂。这种驳杂在两宋时期一开始主要是从民间开始的，也就是省陌制的出现，原因主要是北宋初年天下战乱将平之时社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铸币量严重短缺，根据《宋史·食货志下二》中记载“自五代以来，相承周唐旧钱，其别铸者殊鲜”。

总的来说，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铜材的生产能力不足，所以不仅朝廷自身在实行短陌制度，规定以七十七钱为百，民间得钱更难，省陌比例也就更大，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比中唐或者五代时期的值八十或八十五为百要严重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