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所有封建王朝都要面对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如何治理少数民族的问题。

少数民族治理问题在五代十国时期犹为突出，而自明朝开始，各少数民族反抗明朝统治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其中以广西“猺人”的反抗最为激烈，而明朝统治者平息叛乱的手段中，效果最好的并非武力，而是礼仪的潜移默化。

历史上的“猺人”

据传说，瑶族人是上古时代的九黎族的一支。历史上九黎族的首领是蚩尤，当年蚩尤带领九黎族与黄帝争夺天下，失败后被杀。

而蚩尤领导的九黎族大部分融入了黄帝所领导的炎黄部落，而瑶族人因对蚩尤的忠心，不愿融入炎黄部落，便开始从原来的居住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流域开始向南迁移。

后来，瑶族人向南迁移到了如今的湖南、湖北地区。两湖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温暖且湿润，降雨较多，而且这一地区湖泊、河流较多。

得天独厚的环境，为瑶族人的原始农业生产提供了舍不得条件。瑶族人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从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直到后来的宋元时期，中华大地战乱不断，而这一时期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两湖地区。

瑶族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再次开始南迁，而此次迁徙，瑶族人将活动区域扩展到了广东、广西地区。

到了宋元时期，两广地区已经达到“南岭无山不有瑶”的程度。可见在这一时期，瑶族人得到了充足的发展。

瑶族人的人口发展，也激起了他们复仇火焰。其实，瑶族人始终没有忘记蚩尤被杀的仇恨，因此他们始终在与中央政权在进行对抗，这也是他们难以融入中华大家庭的原因之一。

中央政府对瑶族的政策

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夏、商两代的统治中心仅限于中原，并没有关注到边疆少数民族。而西周时期，领土虽然有所扩张，但对于少数民族以防御为主，防御的对象则是以戎狄为主。

而秦汉两代不仅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边郡边县也管理少数民族，还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设立“道”和“属国”两个特殊的行政单位以加强管理。被困匈奴十九年的苏武归汉后，获封的官职就是“典属国”，也就是负责管理少数民族地区。

秦惠文王时期，秦国占领巴中地区，以巴氏作为当地少数民族的酋长，不仅赐婚，并赐予“不更”的爵位。这实际上采取的是让少数民族自治的方式，而在少数民族活动区域，则以其习惯法作为法律准则。

到了隋唐时代，封建统治者清醒的认识到武力无法征服瑶人，所以对瑶族地区开始实行“羁縻州”制度，只要瑶族人承认中央王朝的统治，就可以获得高度的自治权。

而到了宋代，当朝统治者开始区别对待瑶族人：对于偏远的边疆地区的瑶族人继续实行“羁縻州”制度；而对于散居在山区的瑶族人，则在其中选择勇敢、有智慧、能令瑶族人信服的人，授予他们官职，让他们来管理瑶族人；另外，还在汉化较深的瑶族人聚居区实行汉法和郡县制，这里的瑶族人与普通的宋朝百姓相差无几。

元代时期，开始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自治权较以前有所减少，但面对蒙古人的铁蹄，瑶族人只能臣服。

直到建立明朝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妄图通过“改土归流”将少数民族地区彻底纳入中央管理，可是这一政策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从明之世，少数民族的反抗活动就没有停止过。

明代“猺人”叛乱

明朝建立之初，采用的依然是元朝的土司制度。表面上是给予了瑶族人以高度的自治权，但这一制度有着很大的弊端，那就是朝廷所封的土司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地方豪绅。中央政府给瑶族人的特权，逐渐成为了土司们骑在广大瑶族人身上作威作福的“保护伞”。

明朝期间，共在广西设立了三十三个土司州和四个土司县，在这些地方，土司就是当地的“首领”。

在土司管辖的区域里，土司们肆意妄为，他们可以随意增加赋税、加派劳役、抢占土地，更有甚者，视人命为草芥，随意杀戮百姓。

明朝派驻当地的官员对此现象不仅不进行管教，还借此横征暴敛，官吏贪污成风。当地的瑶、壮各族人民苦不堪言。

正所谓“官逼民反”，在这种民不聊生的情况，当地各族人民愤然揭竿而起。

最先爆发的是广东罗定的刘茅三造反。刘茅三本是靠打家劫舍为生的山贼，但他借助瑶族人对明朝的不满，于洪武十三年起兵造反，不过他的造反被朝廷迅速镇压了。

刘茅三的起义虽被镇压了下去，但在他的影响下，洪武年间江西、广东等地又多次暴发瑶族人叛乱。

叛乱镇压之后，明朝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原来放任自流的土司制度，而开始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开始设立州县，这些州县的官员仍由瑶族的头领担任，他们官职仍然可以由其子孙继承，不过继承的前提是必须获得朝廷的册封。这就为后来明清两朝改土归流埋下了伏笔。

永乐年间，永乐大帝一生征战，威镇西南，明朝与瑶族人度过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后来，仁宣两朝，在永乐大帝余威的震慑下，瑶族人稳定了许久，但随着大明迁都北京，明朝对瑶族人约束大不如以前，而且随着镇守太监制度的施行，镇守太监的贪婪，再次激起了广大瑶族人民的仇恨。

瑶族人民的仇恨在正统年间彻底爆发。正统二年，广东瑶族人在广西流贼的帮助下攻陷新兴县城。

正统十一年，泷水县发生骚乱，当地瑶族人在首领赵音旺的带领下攻破县城，杀死抚瑶判官冯述。后来起义军攻入化州，当地土知州杀死明朝流官千户汪义，这次瑶族起义牵连甚广，声势也极大。

正统十四年，广东发生黄萧养叛乱。此时正值“土木堡事变”，朝廷忙于应付蒙古人，无暇顾及南方，这才令瑶族人逐渐做大。

由此开始，两广地区的瑶族人互相呼应，广东围剿，广西反；广西征剿，广东乱。明朝忙于应付，前后用了十多年时间才平定了这次瑶族人叛乱。

其实，在大明统治的276年里，瑶族起义事件不胜枚举。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当数大藤峡起义。这次起义，瑶族人民以大虅峡为中心，从明太祖的洪武年间，一直到明熹宗的天启年间，先后发动了十余次，可以说大藤峡起义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朝年间。

大藤峡起义前后持续二百余年，大明朝廷为此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这场起义严重削弱了明朝在广西的统治，最后起义虽然失败，但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明代平定“猺乱”，离不开教化之功

明代初期及中期，接连不断的瑶族人起义，在明代中后期却逐渐销声匿迹。其原因除了明朝的武力镇压之外，还有就是大明朝廷的教化之功。

而其中教化之功最显著的当属陶鲁以及丁积。

陶鲁本是新会县丞，后因镇压大藤峡起义有功，最后擢升广东按察使。

虽只是一介武夫，可陶鲁却极具先见之明，其认为要彻底消灭盗贼，必须先文教教化。

陶鲁不仅如此想，更如此做了。

首先，陶鲁的军队打到哪里，他就把学堂建到哪里。他希望通过建立学堂，既安抚当地百姓，又让当地的地方官有事可做。

其次，陶鲁在新会的压门建立大忠祠，用以祭祀与南宋末代皇帝一起殉国的三位忠臣文天祥、陆秀夫、张士杰以及杨太后。

陶鲁希望通过祭祀南宋忠臣，在潜移默化中对当地进行“忠于朝廷”的教化，在百姓心中树立起“忠臣孝子人人敬”观念。

而跟陶鲁相似，丁积虽然只是新会县令，但他却希望通过教化来改变瑶族人对朝廷的反叛。

首先，丁积改革新会的徭役制度。将新会县里甲户们为免服徭役而缴纳的白银进行具体的规定，这有效的防止了衙门里胥吏对百姓进行勒索盘剥。

其次，丁积在新会县推行洪武礼制。他编撰了《礼式》一书，在书中他将洪武礼制中有关冠礼、婚礼、祭礼等礼仪中每一道程序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出来。他想能通过《礼式》一书让百姓懂得基本礼仪。

再次，丁积还亲自定期，当着新会县父老的面，举行祭祀神灵的仪式。

最后，丁积为一些重要的陵墓和庙宇安排了专门的看守人员，并提供祭田，以便保证祭祀可以定期举行。

总之，明代瑶民的平定得以最终平定，虽然离不开明朝的武力，但地方官吏的才华之功也不可忽略。

也正是在明代地方官吏的不懈努力下，瑶族人民才得以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