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0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审理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案件，这是中国社会上发生的第一起城管在执法过程中被杀的案件。当时这起案件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舆论，那么这起案件的经过是怎样的呢？又为何会引起这样的关注呢？

事发经过

案件当事人崔英杰当时只有23岁，是一名退伍军人。复员后，部队没有为其安排工作，只拿到到微薄的补贴金。为了生活，他跟朋友借了1000元钱，买了一辆三轮车，改装成了小吃车，在北京中关村科贸电子商城北侧卖起了烤肠。

2006年8月11日傍晚，当时的北京正值盛夏，酷暑难耐的天气，到了晚上才有一丝清凉。这一天崔英杰如同往常一样，来到夜市，支起了他的小吃车，开始准备生意。然而，相比食客，他先迎来的是城管。

而当时的李志强，作为海淀区城管大队海淀分队副分队长，这个傍晚也对他也并没有任何不同。意外的来临谁又能预料的到呢？他像往常一样跟同事一起到辖区内的夜市执法，看到了崔英杰的烤肠摊，当即上前要求查看营业执照和食品安全许可证。

我们都了解夜市里的小商贩多是为了生计糊口，才会摆起小摊，这些证件自然是拿不出来的。

李志强听到崔英杰供认没有证件，当即判定崔英杰为非法经营，当场就要依法扣押崔英杰的小吃车。

看到赖以生存的小吃车要被拉走，崔英杰马上情绪激动地上前跟城管们理论起来。李志强跟同事并没有理会崔英杰的辩解，执意要拉走崔英杰的小吃车。

见此情景，崔英杰一时激动之下，拿来一把小刀在手中胡乱挥舞。但他此时还能控制情绪，口气一直充满哀求，甚至单膝跪地恳请城管们：“你们拿走什么都可以，就是小吃车能不能不要拉走，那是我借钱买来的。”

但是李志强跟同事们还是强行把小吃车拉走了，就在城管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崔英杰从后面扑上来，手中的小刀刺向了李志强。

尽管同事们尽快将李志强送到了医院抢救，但李志强还是没能撑住，最终由于伤在右侧头臂和右肺上叶，失血过多死亡。事后，李志强被追封为“革命烈士”。而崔英杰在逃跑不久后，在天津被逮捕归案。

李志强被杀的一幕当时被同事王金波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了下来。王金波当时负责海淀城管大队的宣传工作，事发之前为了拍摄宣传资料，跟李志强等同事一起行动。这段录像也成为了法庭上的重要证据。

年少从戎，退伍失业

崔英杰，1983年7月15日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家庭条件贫困，初中毕业就到社会闯荡。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报名参军，进入了部队，在部队期间一直表现良好，还受到过一次嘉奖，并荣获过“优秀士兵”称号。

可退伍复员后，一切都变了。崔英杰拿着不多的部队补贴，也没有给安排工作，成了一名无业人员。

家境本就贫寒，崔英杰不愿成为年迈父母的负担。为了生存，他只身来到北京，想寻求发展。可是学历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崔英杰找工作处处碰壁，这期间他做过保安，送过外卖，可都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

事发前不久，他刚刚跟朋友借了1000元，买了一辆三轮车，改装成了小吃车，卖起了烤肠，本以为生活会有起色，可是命运确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冲动过后是无边的悔恨

崔英杰刺伤人后，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到了天津。无数个漫漫长夜，他在恐惧和悔恨里惴惴不安。一时的冲动，让他自责不已。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小吃车是他最后的希望，是他赖以糊口的工具，城管们要没收扣押，他怎么能不激动呢。

事后在法庭上，他也回忆道，本来自己已经准备放弃了，但是看到自己找来帮忙的女孩还在努力跟城管理论，当时非常痛心。而且旁边卖哈密瓜的新疆人也要回了车子，就想再努力争取一下。

当他冲过去时，看到李志强的手动了一下，以为他要阻拦自己，没想到自己只是随手反抗一下，确导致了李志强的死亡。

在良心的谴责下，他也给朋友打电话、发短信，辗转的询问李志强的伤情。在得知李志强死亡的消息后，一时间更是让他惶惶不可终日。

也许被捕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法庭的审判：法律VS人情

崔英杰被捕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其提起公诉，并以窝藏罪对帮助崔英杰逃跑的四位朋友提起公诉。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法院以故意杀人罪进行审判，死刑将是第一量刑。

而为崔英杰提供法律援助的两位律师，夏霖和李劲松对此提出异议，他们申诉崔英杰的行为仅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因为崔英杰的初衷并不是要杀害李志强，这一点从事后崔英杰四处打探李志强的伤情也可以看出。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两项罪名，可对于崔英杰来说，确是生与死的判定。

感人肺腑的辩护词

在法庭上，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夏霖的一段辩护词一直流传至今，甚至被法律系学生称为必学的一课。因为这段辩护词法理与人情兼顾，深入人心。

辩护开始，夏霖对李志强及其家属表示了诚恳的致意。然后对崔英杰所犯罪行娓娓道来。

他认为崔英杰只是实施了妨害行为，并没有妨害公务。城管部门作为依法执行部门，是没有权限对无照经营行为做出当场行政处罚的。崔英杰是犯了无照经营，但是有权对无营业执照经营做出处罚的应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而且国家对无照经营的行政处罚办法也有明确规定，包括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令其停业甚至行政拘留等。但没有一项规定包含扣押工具的处罚办法。

而当时几位城管员在执法时，并未为向崔英杰出示身份证件。几位城管员身份中既有协管，又有保安，无法证明其公务人员的身份。

由于城管局不是符合规定的管理单位，执法人也并非全部是国家公务人员，因此城管局的执法过程存在很大纰漏，崔英杰的行为自然无法构成妨害公务。

而崔英杰对李志强实施的伤害行为是很典型的激情犯罪，并且事后也曾经询问李的伤情，也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故意杀人，仅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陈诉了法理后，夏霖律师也列举了家人、同事以及崔英杰在部队时大家对他的评价。崔英杰在部队时就是一名优秀的士兵，多次在部队的军人大会被点名表扬。而他在名柜娱乐城的同事也证实，崔英杰是一个吃苦耐劳、性情温和的人。他不是天生的罪犯，只是一个为生活所迫的底层劳动者。

最后夏霖总结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他是为生活所迫来到城市，为了生计摆了烤肠摊。他没有偷，没有抢，只是想靠自己的双手混口饭吃。小吃车就是他谋生的饭碗，在这种情况下，饭碗被打碎了，试问谁还能做到冷静和忍耐呢？

法理之外应有人情，我们的法律和管理制度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让我们的人民感到幸福而不是困苦；我们的使命是要让这个社会更加和谐而不是惨烈。

审判结果

通过两位律师积极搜集证据，以及夏霖律师在法庭上声情并茂的一番辨证，最后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李志强被杀一案，判决崔英杰为故意伤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判决两年后，2009年，崔英杰被改为无期徒刑。后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2012年，崔英杰被改为有期徒刑18年。

前路渺茫，未来出路在哪

对于正值壮年的崔英杰来说，18年太长了。2030年，崔英杰就要出狱了，人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光都在监狱中渡过，等到他出狱时，已经是47岁的中老年人。

面对未知的未来，不知道他是否有信心融入社会，还是感到前路迷茫，大概更多的还是无奈和绝望吧。长时间的服刑生活会让人变得敏感易怒，或许他出狱，为了生活，还会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

而且在现代社会，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18年，对一个本就学历不高，没有所长的人来说，他怎样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呢，是否会被时代远远的抛在身后呢。这样一个落伍的，又有犯罪前科的人，哪个单位会接纳他呢？他该如何谋生？

也许有人会说，目前社会大环境越来越好了，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开阔，机会也越来越多，会有他的容身之地。我们只能希望他有一个安稳的后半生，未来安好吧。

个人的悲剧、社会的责任

在崔英杰的事件中引发人深入的思考，一时的冲动，酿成的是两个家庭的悲剧。崔英杰的行为固然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场悲剧是不是本可以避免的呢。

对于李志强来说，执法是身为公职人员的职责和义务，是工作；对于崔英杰来说，烤肠摊也是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如果李志强等城管执法时能多些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手段强硬的当场执法，是否崔英杰就不会如此激动，导致犯罪，从而导致李志强死亡的不幸呢。

我们的执法部门在规定之下，是否应该给予底层百姓更多的关怀和理解。正如夏霖律师所说，我们的规定和法律是为了让我们的百姓感到幸福。执法者应该是捍卫我们幸福生活的守护者，而不应该站在百姓的对立面。如果不是为了生活所迫，谁又愿意忍受风吹日晒的辛苦摆摊呢。

崔英杰的个案应该引起我们整个社会的反思，为什么一个在部队表现优异的军人，复员后到社会上反而没有了立身之地。崔英杰退伍后，部队没有为其安排工作，但他没有抱怨走上歧途，一直任劳任怨想寻求一条出路。

像崔英杰这样的底层人民还有多少呢，他们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可能也没有可以傍身的技术，但是他们也需要生存，需要养家糊口，那么我们的社会有没有为这样的一些人提供就业的机会呢？我们的社会是否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为他的人民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而不是让他的百姓在风雨飘摇中无安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