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治理洪水是牵制范围很广的事情。当时洪水危害如此严重，成为各民族部落共同的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因此每一个部落不仅要通力合作，而且也要强有力的统一领导，需要组成固定的领导机构，去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物力，这时各部落公推的领袖人物因而也获得部落联盟议事会从未有过的权力。

虽然在这个权力的形成过程中，掺杂了野蛮、残酷、血腥，“但它作为生产中自然手段的补充，促进了华夏民族的产生与发展，也同时反映了特定的时代气息”。

这个领导机构起先是为了抵御洪水，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但一旦这集团发动起来，就必然承担起指挥，调配广大氏族成员的责任，就可以对下层实现全面的控制，也就赋予了它统治民众的极大权力。

这种集团组织的产生便使人与人之间的偶然的权力关系得以稳定，并使之得以强化。国家成了治水工程的有机伴随物，治水机构摇身一变随之转变为国家组织，开启了整个奴隶社会之机端，形成了中华文明的起点，在民族的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这一变革的最后完成虽然是在启，但若追根溯源，其开辟之功实在于禹。禹对于社会发展的贡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大禹治水促进了当时部落间的融合

在氏族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各部落之间很少交往，因此，治水是各自为战的。如果洪水规模不大，局部可以解决，不存在什么问题，如果洪水超过了各部落的承受能力，就会给人们带来灾难。

各部落的联合协作是治水的需要，大禹适应这一需要，促使各部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部落界限，建立了治水的联合阵线。这个协作过程当然是一个相互了解，相互协作的过程，它使参加治水的各部落融合到以华夏族为主干的更大的部落联盟之中。

这些史实都说明了治水之后，居住在华夏族周围的夷、苗、戎等部落的生产和生活都已安定下来，他们都向大禹为首的华夏族纳贡，成为这个大部落联盟的一员，华夏的影响范围己“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既，声教旋于四海”各部落都在这个以华夏族为主干的更大的部落联盟之中，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

大禹治水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广大中原地区频频的洪水灾害，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当洪水泛滥时，肥沃的河谷地带被洪水淹没，而一些没被水淹没的高地又布满了山林沼泽迁来的毒虫猛兽。因此，以治水来发展经济，是当时的首要任务。

治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大禹治水的成功，必然会促进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在治水之前，由于各部落之间很少交往，发展程度差别很大，许多比较先进的经验都得不到交流和推广。治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部落氏族的界限，加快了生产经验的推广。

在土地面积增加的情况下，大禹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促进各地之间的交流，使生产经验不断推广，作物品种不断增加，种植范围不断扩大。

由于治水的需要，大禹发动了对有苗部落的战争，治水大业完成以后，又继续将有苗族彻底击败。这场战争使参战各部落得到了很多战俘，并把他们转化为奴隶。奴隶数量的增加，必定促进了夏朝的经济发展。

在水患消除后，广大黄河流域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是十分优越的。

当时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土质肥沃而疏松，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是使用木石制造的简陋的生产工具从事生产，也能生产出提供维持生活的物质产品和少量的剩余产品。

马克思说过:“绝对必须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

因此，在土地面积不断增加，生产经验不断推广，奴隶劳动使用的情况下，社会财富也就会随之不断增多。“养物丰民人”就是治水后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增多的真实写照。

大禹治水促进了国家的形成

大禹首先通过“任土作贡”的办法确立了贵族的世袭制度。在治水的过程中，大禹把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画为九州”，并在此基础上“咸建五长”，每个部落任命一个酋长，负责管理各项事务。

恩格斯说过国家是由“氏族部落自然形成的集团”，在“维持共同利益(例如东方是灌溉)”“为抵御外敌”发展而形成的，“咸建五长”是“维护共同利益”的需要。因此，它必然是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它只会因经济的发展而加强，而绝不会因经济的发展而削弱。

九州画定之后，由于土地面积的增加，生产经验的推广，经济在迅速恢复和发展，大禹和各部落首领等正在形成的贵族，在利益驱使下，必然会征收贡赋，这就产生“任土作贡”。这里所讲的“天子之国”即大禹所在的夏部落，其它的因地而异都要征收贡赋。

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对贵族统治的承认。原来众多的部落首领，到此己转变为世袭贵族，成为各邦的君长，他们来参加大会，对禹朝贡，成为大禹统治的基础，因此，这次大会是“各个统治人物……集结为一个统治阶级”的标志。

贵族世袭制度的确立，使其对氏族部落内部剩余产品的占有成为正常和必需，社会矛盾加剧，为了维护贵族利益，大禹制定了刑法。这样，禹就成为一个地道的君主了。

恩格斯说过:“官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了。”

因此，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凌驾于氏族制度之上的权力逐渐产生，使国家制度在氏族的母体内逐渐形成。

大禹治水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周易·大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中华文化精神的集中表述。“自强不息”就是自尊自强，积极进取，艰苦奋斗的精神。“厚德载物”就是宽容博厚，和洽协调，兼收并蓄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大禹那里已经体现。儒家和先秦诸子对这种精神加以发挥，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代代相传。

大禹流传后世的主要功绩是治水，但他的长期治水之所以能取得丰功伟绩，则主要依靠他的道德精神力量和他重视才能的理性精神。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标准与思想内涵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传承和发展，并且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价值取向在表现形式上，区分为“入世”和“出世”两大主流；而在内在性质上，则又可以划分为“兼善天下”与“损人利己”两个阵营。

大禹的积极价值取向，既表现为“入世”的态度，又表现为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做到“入世”并不难，历史上许多君主都是入世的，可他们所汲汲牟取的仅是一己一家的私利，“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实无可取。

但是按先秦诸子的观点，大禹的“入世”却完全不同，其基本宗旨是领导民众抗御自然灾害，发展物质文明，推动社会进步，是出于公心，而非满足私欲。

积极的价值取向是塑造理想人格的起点，但并不等于人格的全部，只有动机与效果的高度统一，积极的价值取向才能升华物化，实现经世致用的飞跃。

而沟通动机与效果之间关系的媒介，就在于其人实际处事能力的强弱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功业大小。有睿智杰出的处事能力与功业，而无合宜正确的价值取向，则为奸滑之徒;无卓越高明的处事能力，又无成就功业，则为迂腐之辈，如后世一些“迂远而疏于事情”的正统儒生。唯有两者融合一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伟人。

中国是一个以伦理纲常规范为社会政治生活支柱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渗透着实用理性精神的民族。因此“入世”是得到肯定的人生选择，“兼善天下”是受到推崇的理想追求。大禹的人生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满足了这两个基本要求。

父亲稣治水不成而被帝舜延死是一个潜伏在心头驱不散的阴影，现实生活中的滔天洪水构成巨大的压力，内忧外患，然而这些并没有使禹为之退缩，而是勇挑治水重担，采用了疏导方法，顺应水性，最后取得了巨大成功。

其中主要的治水方法“疏导”在当时的现实中究竟有几分的真实性，从治水的专业性角度来看确实存在诸多的问题。但是他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人文思想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性实在不可低估。

结语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水的治理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禹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充分的利用与改造周边环境，最终到达了成功的彼岸。现在看来治水有成只是他事业有成的一个方面。

由于治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有全面的社会经济支持作为坚强的后盾，包括人力，物力，及相应的社会与法律制度等各个方面。禹经过认真的思考与准备，运用了各种手段推动了各地区部族的交融与统一，创立了夏朝(也有说是他的儿子启创立的，但是禹在这个过程中居功至伟是可以肯定的)，是我国古代文明制度的奠基者。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是一个“成功者”的典范。范文澜先生说:“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

西方关于

洪水的传说是人们消极地躲避在诺亚方舟上，而我国的传说是大禹率领民众与洪水作斗争，变水害为水利，这种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取于斗争的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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