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林红色故事-苗王杨福荫

杨福荫（1890——1935），号寿荣，长发乡乌梅屯人（今克长乡后寨村乌梅屯），西隆第七区（含今蛇场、长发乡）团防局局长杨正祥之长子，人称杨正祥为“第一代苗王”，称他为“第二代苗王”。

杨福荫是苗冲一位很有实力的苗族上层人物。其父杨正祥（俗称杨满公）去世后，他继承父亲权位，各项财产由几个儿子平分，枪支一项由他掌管使用。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广西政局动荡。西隆、西林各乡当权者，各据一方，县府鞭长莫及，山高皇帝远的苗冲，政令难行。官府为息事宁人，只好依靠各方权贵维持治安，由杨福荫继任第七区团防局局长。 新州进步人士黎松盛（字子坚，汉族）时任西隆县团防总局局长， 得到县长李润中的信任，黎松盛为联合苗族势力维持治安，与杨福荫结拜弟兄，并且在1929年向李县长推荐杨福荫当县民团总指挥兼第七区团防局局长，获准任用。

杨福荫是一位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敢作敢为的苗族上层人物。他身为县府官员，但是做出几件官府预想不到，却顺乎潮流，合乎民意的大事。

一是苗冲治安。由于山高皇帝远，长期以来中央统治集团鞭长莫及，对边疆治理不善，致使偏远封闭的西隆、西林一带，地方豪强土霸，割据一方，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境内盗匪猖獗，频繁发生拦路抢劫，打家劫舍，偷牛盗马，杀人放火等犯罪行为，小偷小摸更是随处可见。商旅往来，要请军警护送，否则，不但钱财不保，连性命都要断送，外地当地人都没有安全感。当时，西隆北部的安然、三棒、北楼等黔桂交界地带，发生多起扑朔迷离的无头案，甚为棘手，官府无法破案。与此相反，杨福荫管辖之下的苗冲从严治理，却迥然不同。“杨总指挥”的势力遍及苗冲，号令无人敢违抗，辖区内严防偷摸抢劫行为，有违者严惩不贷。外乡盗贼，如果没有本地同伙勾结窝藏，是万万不敢作案的。苗冲人很少到县里告状，一切大小案件，不论刑事犯罪，田地纠纷，婚姻财产，还是夫妻吵架，都由“总指挥”和地方头人处理息讼。冲内如发现匪盗，“总指挥”就地处决，无须向县府报案。苗冲的治安措施，深得民众赞扬。

二是抗捐抗税。当时国民党政府向民众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人民苦不堪言。杨福荫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尤其痛恨官府实行大民族统治，鱼肉少数民族。他并不看重和保守官府给予的“总指挥”这个官职，想利用这一职务来为民办点事。他在苗冲大胆宣布：辖区内除了田赋（俗称 “皇粮”）由总指挥征收外，其他苛捐杂税免收三年，并严禁国民党政府税收员进入苗冲。这一决定，深得穷苦民众的拥护，却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强烈不满和恐慌，“总指挥”与官府的矛盾加剧了。

三是与中共结盟。苗王杨福荫在苗冲更大的举动是与中共结盟，反对国民党政府，使苗冲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30年11月，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中央苏区，1932年韦拔群、陈洪涛等主要领导人被杀害，右江革命落入低潮。1934年，黄松坚、滕静夫、赵润兰等中共领导人率领一批人马到云南省富州县（今富宁）七村九弄地区开辟新区，建立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1935年初，边区党委根据新形势作出三点决定，其中一点是：“必须开辟新区，向广西的西林，西隆和贵州边界发展，打通滇、黔、桂边区的通道，以便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开展游击武装斗争。”

1935年初夏，边区临委派遣一个工作组到西林、西隆活动，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他们了解到杨福荫是西隆最有影响力的苗族上层人物，担任县民团总指挥要职，但是他并不看重官职，想利用职务之便来改变苗冲人民受苦受难的处境，已经开展了抗捐抗税斗争，与国民党官府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于是决定做他的统战工作，支持他反对官府的斗争。

中共工作组在乌梅设立联络点，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向杨福荫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统战政策、民族政策。杨表示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并且支持中共工作组的工作，通过喝鸡血酒与中共结盟。结盟后，在边区临委的支持下建立了一支以杨福荫为首的农民赤卫武装，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成为滇黔桂边区革命武装的一部分。工作组还通过杨福荫去做县民团副总指挥廖宏的思想工作，廖表示拥护和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并在新州一带秘密活动，争取部下及基层民众的支持。

桂军“剿杀”苗王。当时国民党官府不仅眼看杨福荫自行其是，把苗冲搞成一个“独立王国”，而且侦察到他“与共匪勾结”，组织民众进行武装斗争，想把苗冲搞成共产党的天下，惊恐万状，恼羞成怒，决意铲掉这个“苗王”和苗王背后的地下党。

西隆政府长期以来就不满于苗王杨正祥、杨福荫对他们若附若离，阳奉阴违的状况，好多任县长到苗冲佯装笑脸拜见苗王，是哑巴吃黄连，无可奈何，碍于没有借口和忙于打内战腾不出手来整治苗王。封泽生做县长时，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当政，形势对国民党有所好转。封泽生对苗王恨之入骨，声言不去掉杨福荫，不但他的政令在苗冲难行，而且还要遗患整个西隆。1935年5、6月间，封泽生发电报给省政府和百色民团指挥部，说：“杨福荫与贵州方面来的蓝衣社勾结，储备了许多枪支弹药，准备暴动进攻西隆，请派兵进剿。”这个电报内容有意隐情，策略上不惊动共产党。百色民团指挥官李朝芳派陈汉流（后来任国民党的百色专员）做暗探到西隆，秘密接触与杨福荫有矛盾的崖脚苗族头人杨宗海，刺探情报。还派一个叫黄秉琚的连长到西隆与封泽生密谋策划，以县督察官之名到长发侦察，借口训练民团，绘制了乌梅、后寨、龙保、拱坝一带的地形图。

1935年8月底，百色民团团长苏新民派桂系军44师132团一个营的兵力，打着与杨共同“铲烟”的旗号，由营长苏云辉率队到达新州，以县民团配合进犯苗冲。事前县城的内线人写密信给杨福荫，杨与中共工作组认为“铲烟”是假，来者不善，作了应变准备。封泽生等获悉苗王已有防备，上了营盘，凭险固守，硬攻伤亡必大，不敢冒然进犯，就与苏云辉商议，决定用计围剿。立即放风说，上级另有任务，军队佯装撤回百色，麻痹苗王。实则退到旧州隐蔽，等待暗探报告苗王的动静。苗王消息被封锁，未能识破敌人的诡计，认为国军退回百色不会马上回来，他在营盘山上守了半个月，没有新的敌情，就放松警惕，下令各村屯撤去关卡，自己也下来家里住，中共工作组也离开了苗冲。9月中旬，苏云辉获此情报，十分得意，决定快速偷袭苗冲。在者隘的法国神父谢贵录从旧州同行那里得知国军的行动消息，马上写信交给赶者隘街的杨角济（苗族），要他当晚送到杨福荫手上，叫杨福荫赶快离开乌梅。杨角济因喝酒误事，当晚未把信送到。当天国军请熟悉苗冲线路的商贩和暗探带路，一部分从隆或进入，抄小路经过三道河、龙场快速进犯。另一部分从扁牙进入，到河马附近的干坝子两路汇合，部署两个连直插乌梅打苗王，一个连进攻拱坝打杨登鹏。第二天凌晨时分杨福荫被重兵包围在家中，两挺机枪将前后门封死，杨几次突围均未成功，身中三枪被俘。敌人打算把他抬到新州示众，然后枪杀，杨不甘受敌人侮辱，一路上愤怒地呼喊“要死就死在乌梅！……”因伤势过重，在路上又咬破舌头大量流血，到猴场（今大庆，即“民安”）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