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条狗啊，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马向伯复旦大学之父

国之脊梁 马向伯

1939年，越南谅山一间民房里，一个羸弱不堪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梦里不知身是客，只把他乡作故乡。有人来拜访他，老嘴里人念念有词。年轻人弯腰去听，听了半天，只听到一句：“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那年，老人整整一百岁，这位百岁老人，正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死于乱世，走过了三个历史时代，却不曾叫醒中国。

马向伯（1851年-1934年），又名木泉，字夏方，曾用名向博，江苏吴县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化人和社会活动家。他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复旦大学之父”。

马向伯生于清朝咸丰元年（1851年），世代家书斋籍，自幼好学。他十四岁时，就被推荐加入江苏理学馆，接受中西方教育，学习汉学、西学、法学、医学等多个学科。他的求学之路非常坎坷，曾经为了赚取学费到各地当过教书先生、传教士的翻译、油菜种植者等，甚至经历过被迫卖身作奴的困境。

他是中国那个时代第一个能够熟练运用7国语言的人才。到了1870年，当年那个独自出门的少年，已被授予神学博士。

1872年，马向伯考入了福建船政学堂，开始了他的海外留学之路。在海外留学期间，他学习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并且与当时的知名人士结识，如唐英年、李鸿章、谭嗣同等。

马相伯本想献身教会，可外国人气势凛人，经常欺负中国人，在无比失落和悲悯之中，36岁的马相伯一怒之下，决定出走。既然不能在教会施展学问，实现抱负，那就索性从政。1876年，马相伯敲开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大门。凭借熟练7国语言，马相伯追随李鸿章，担任助手和翻译。可晚清大厦将倾，马相伯纵有百般学问又能如何呢，能做的也不过是跟着李鸿章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协约。

1886年，他回国后自创新学校——复兴学堂，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01年秋天，33岁的蔡元培到上海担任南洋公学总教习，他来找马相伯学习拉丁语，马相伯并没拒绝，可蔡元培一来，来学习的学生却越来越多。来的学生越多，马相伯的生命重新被点燃。“何不办一所学校，让中国的孩子们有书读？”在耶稣会的支持下，马相伯办了震旦学院。

可震旦学院成立两年后，投资方耶稣会只想教育传教士，而马相伯却希望教育出能对国家有用之人。两方俱不相让，耶稣会一怒之下，解散学院。

1905年，马向伯与其他教育家共同创办了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成为该校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创办学校的同时，还担任了沪江新闻社社长、上海市议员、教育及妇女权益等多个领域的社会活动家。

马向伯不仅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文化人。他于1899年至1901年间出版了《新小说》杂志，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开创者之一。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风格清秀流畅、气韵生动，享有很高的声誉。

1917年，当蔡元培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长时，在中国掀起教育改革时，首先邀请恩师马相伯老人北上，老人对蔡元培说：“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马相伯老人所言，便是现代教育的全部意义，他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教育的普世价值，提出现代教育的平等、奋发和进取，思想和自由。

这个现代教育的践行者竟然是一位在60岁时，曾一度决定放弃人生追寻的失落老人。在治国无门的失望中，在母亲死不闭眼的痛楚中，用佛陀般才有的献身精神，重新出发，并影响蔡元培、陶行知、梅贻琦等大教育家。

1937年，上海沦陷，马相伯97岁，人到了97岁，按道理不该出门，可上海已经沦陷，中华大地全在战火之中。不当亡国奴，就只能一路逃难。97岁的马相伯被家人带着他四处逃亡。从上海跑到武汉，从武汉跑到重庆，重庆常年遭到空袭，又跑到的云南，当云南也被空袭时。家人又带着他，竟然一路跑到了越南谅山

1939年4月，老人病了，他躺在病床上，问家人：“我们现在哪？这里是中国吗？”家人知道老人不想客死他乡，要死也想死在中国的版图上，可战乱的中国，哪里还有一块可以埋葬全尸的地方呢？家人只能骗他：“现在我们已到达滇黔交界处了，回来了。”听到这句话，马相伯长叹口气。这一年，马相伯老人99岁，按中国人的传统，99岁已是罕见的高龄。这一年，虽是战乱年代，复旦的老师和十几位学生依然前来为他过百岁大寿。老人示意将祝寿金拿出，全部捐给前线抗战伤兵和难民。《国际新闻》主编胡愈之去采访他，面对烽烟四起，国破山河的中国，老人不由得想起自己的一生，生活了整整一百年，也见证了这个国家民不聊生的一百年。办教育如同学狗叫，目的都在警醒世人，他内心百感交集，突然泣不成声：“我是一条狗啊，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