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史革新在《宏观中国史·乱世卷》认为，近代以前的大乱世有三：（1）战国时期，自前481年田氏代齐至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历时262年；

（2）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自184年黄巾起义至589年隋朝灭陈，历时405年；

（3）五代十国时期，自907年朱温建立后梁至979年宋朝灭北汉，历时72年。

同历史上其他分裂时期相比，五代十国这一分裂时期不仅时间最为短暂，而且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

（一）从产生方式上看，十国都是同一个体制系统内割裂分化产生的。

它们的创建者本来都是唐朝藩镇系统内的官僚大都是节度使或留后，都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并向中原王朝朝贡，都拥有着经过中原王朝准许之后的合法而又比较稳固的地盘。

与战国先有各个区域政权实力的不断扩大，然后有与中央王朝的分庭抗礼恰恰相反，五代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安史之乱首先摧垮了唐朝的中央王朝，无力的中央不得不依靠地方武力。

所以广建藩镇，将原本只存在于边境的藩镇体制移植到全国各地，赋予他们权力，以对抗农民军，而中央王朝自身始终没有完成自我修复，实力不断减弱，从而导致了割据的产生。

所以，在战国时期，是诸侯国的势力膨胀壮大，使得周王朝的统治力相对收缩，其关键在于诸侯国力量的增强，所以战国的分裂是一种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变化五代十国时期，则是中原王朝内乱频仍，自我消耗，无力约束其藩镇政权的结果。

关键是中原王朝的衰弱，所以是一种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转变。值中央王朝衰落、自身力量强大之时，各个政权开始游离出去，成为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权，形成了所谓的十国。

正是这样的产生方式，使各割据政权相对于其他时期多了一条后路在感受到中原王朝实力增强的时候，更加容易回到原有的秩序格局中去，也就是再次成为中原王朝的臣属。

这样的心理基础，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南方各个政权以后在面对中原王朝时是那样容易屈服，以至于诸国君主没有一个不是先投降而后亡国的。南唐嗣主李憬曾一度壮语豪言，但周师甫下淮南，便上表称臣。

一个政权的创建史对这个政权有着怎样的影响：南唐本为中原政权之藩臣，在中原丧乱、率土分摧之际，也就是当中原从衰乱之中恢复，重新凝聚实力之时，就很容易返回建国之前的状态。前蜀后主王衍对魏王李继岌的降表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另外一项值得注意的，是五代十国君主的出身与之前分裂王朝有了大的不同。五代以前的分裂之主莫不是贵族、世家出身。

战国诸侯自不待言，本都是周王朝的臣子，世代相袭为王三国时曹操之祖父曹腾在汉桓帝时被封为费亭侯，父曹篙位至三公，可谓政Z世家出身刘备虽然贫寒，至以卖草鞋为生，但亦以“皇叔”自称，标明自己的贵族身份孙吴则世守江东。

南北朝时，南齐创立者萧道成出身于南兰陵的庞大家族，萧梁创建者萧衍则与南齐皇族关系密切，家族背景显赫，陈霸先则是官宦世家。

北魏道武帝拓跋硅本是代政权首领什翼键的孙子，北魏政权的建立其实是代的复国；后北魏分裂为西魏、东魏，其实际控制者高欢和宇文泰，都是鲜卑贵族，到他们的儿子高洋、宇文觉时登上帝位即为北齐和北周。

这些统治者的建国都是几世积累的成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贵族以及家族势力的影响。

然而，到了五代十国时期，除晋王李克用是贵族出身外，其他十几位开国创业者都是出身于社会下层，这是与其他分裂时期分裂政权建立者的又一不同。

朱温少时“贫不能为生，与其母佣食萧县人刘崇家”，是雇工出身；李嗣源、石敬塘、刘知远都是出身卑微、连姓氏都没有的沙陀军人；郭威是黔面皇帝。

十国之中也是如此杨行密：“少孤贫”，迫于生计应募为州兵；徐温曾为“盐贩，为盗”，其养子李异也是“世本微贱”；钱谬“世田渔为本”，本人也曾“贩盐，为盗”；王审知“起自陇亩”，其先辈“世为农民”；高季兴“少为汁州富人李让家憧”；马殷“少为木工”，周行逢“故农家子，起微贱”，而割据四川的王建是一个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的人。

这些统治者出身的低微，使得他们自幼就开始为生存打拼，又长久履行于军伍之中，少受教化的熏陶，所以，相对于其他的分裂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的斗争少了一丝贵族式的脉脉温情，多了一份赤裸裸的暴决之气。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乎！”这样直露而切骨的话语，恐怕也只有五代时的军阀才可以如此毫不避讳地表达。这也是唐末以来世家大族势力衰落的真实反映。

另外，出身社会底层的统治者们能够较好的团结下层的人民，他们战斗力强，但是往往缺乏底气与自信，在割据一方之后容易满足，这也是在五代时期各个政权范围很少发生大开大阖式变化的一个原因。

（二）从存在方式上看，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各个政权尤其是中原诸王朝内部纷争不断，战争频仍，但是各政权之间的政Z格局却是大致稳定的。

虽然免不了相互之间的摩擦与征战，但是始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十国之间以及十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大体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当时的国际秩序格局始终没有发生意义重大的转变。

我们可归纳为“大静而小动”。当然，我们这里所言的政Z格局是五代与十国之间，而不是十国尤其是五代政权内部之权力更迭。

五代十国自朱梁篡唐启幕，共历53年。其间，对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影响的只有两次战争，但是战争之后无一不是又很快恢复到之前的局势。

一是同光三年（925）后唐灭前蜀之战。庄宗李存助在灭梁之后，就有乘胜取蜀的打算，但因为蜀地山川险固，未易轻举，所以采取优柔之策，佯装与其约好，蜀主王衍果然于同光三年相继撤去威武、武定、武兴、天雄、金州等州军的守备，庄宗趁机部署发兵。

前蜀政权积弊已久，朝政败坏，蜀主尚在秦州巡游途中，土地已失大半矣。旋即蜀灭，后唐自出师至克蜀仅七十日，拓土五十三州、二百四十九县。

后唐灭蜀，天下大震，对当时的政Z格局产生了急剧的震动：荆南高季兴闻之而惧，吃饭时竟然惊落手中的筷子；楚王马殷闻之，上表称臣，愿上印缓，以保余龄；其他吴越、闽无不承命，吴亦遣使入贡。

但是，随着唐庄宗之死，后唐之国际影响旋即没落，没有能够持续下去。而在川蜀境内，孟知祥入蜀，慰抚吏民将士，人情安定，站稳了脚跟。后平定康延寿之叛，杀东川节度使董璋，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伺机割据两川。

及明宗卒后，遂于次年（934）称帝建国，是为后蜀。当时后唐朝廷正一片混乱，李从坷在凤翔起兵，李从厚派兵平压大败，根本无暇顾及西蜀。

与蜀地相邻的山南西道节度使（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张虔钊和武定军节度使（治源州，今陕西洋县）孙汉韶都以其地归附于蜀。在经过了后唐庄宗灭前蜀的曲折之后，西蜀与中原再成对峙之势，国际局面与战争之前并无二异。

第二次是南唐灭闽、楚之役。南唐于保大三年（945）灭闽，但是留从效于次年占据泉州，福州又为吴越所夺，南唐所得甚微：保大九年（951）灭楚之役，疆域增加今湖南和贵州东部，但次年就为楚旧部驱逐，“尽复马氏岭北故地”，先后为刘言、王逢、周行逢所掌控。

闽、楚之役，对于国际格局而言一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南唐国力的大大削弱，而对当时的割据秩序的影响并不算大。后唐对蜀地的得而复失，南唐对闽、楚的得不偿失，说明当时的任何一个政权都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改变当时稳定的秩序结构。

其他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摩擦虽然连绵不绝，但或是局限于某一政权内部，如中原王朝诸政权之间的更迭或者是静水微澜，对政权格局都构不成重大的改变和影响。

如前蜀十九年中与岐的多次征战吴越初期与吴国的征战，至919年两国和解方止；南汉刘奠在位时，与马殷争容、桂二管，中宗刘晨时趁楚内乱克贵州等……这些纷争在五代十国时期断断续续的存在，使这一时期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乱世”。

但是，这些征战不仅没有能够达到灭亡对方的目的，就连战略性的胜利都没有实现，远远没有达到能够改变当时的秩序格局的程度。

并且，越到五代后期，这种纷争越有减少、减弱的趋势。在后周发动统一战争之前，各个政权的疆域都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五代时期的割据，可以说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种稳定局面的造成，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各政权普遍奉行保境安民的国策。各国都没有一统天下的真实心态，与此相适应，保存自己的土地，抚养自己的人民就成为各国统治者的基本要求。

二是当时的国际势力之间构成了一种平衡的均势。在中原与十国之间，“实际上是以中原和江淮为核心，形成了对立的两大集团，互相对抗，互相牵制。这一时期之中，整个中国的政Z形势，就是以此为特点而逐步发展的。”

在两大集团的对抗之中，中原争取了吴越、楚等国对南唐实行包围之势，南唐则竭力笼络后蜀、南汉、闽等国进行反击，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对对方构成致命的打击，从而形成了一种战略平衡，这是五代十国局面长期存在的一个关键因素。直到中原政权的崛起安定，这种均势才被渐次打破。

（三）从结束方式上看，除后蜀、南汉以外，其他各个政权在被平定之前，都回到了向中原王朝称臣的藩臣地位。

在宋朝立国之初，南方六国之中已经有四国向宋朝称臣纳贡。南唐自淮南失守之后，就相继对后周“请去帝号”，“称国主，凡天子仪制皆有降损，去年号，用周正朔”，将自己定位于中原王朝的诸侯之一。

宋朝建立后，南唐以事周之礼事宋，丝毫不敢怠慢。建隆元年，扬州李重进起兵反宋，向南唐求援，南唐则拒绝相救，说明南唐已完全失去了收复失地的信念。后主李煌即位之后，更是放弃了大国之尊，“尊事中原，不惮卑屈”。

荆南以善于见风使舵著称，在后周时亦发生了变化，在后周出师攻击后蜀、南唐时，荆南还以兵助阵，并且两次遣使至后蜀劝降。

宋太祖建宋，保融奉事愈勤，“一岁之间，三入贡”，保易继任后，又于建隆二年，遣其弟保寅入贡。高氏荆南放弃在各政权间摇摆、游离的政策，坚定地执行事大政策，反映了正在发生的形势转化。

吴越一直奉行事大政策，在后周一南唐淮南之役后，吴越更加强化了这一关系，不仅对中原使者越发谦恭，进贡的次数也由之前的数年一贡，或一年一贡、两贡，激增到一年连贡六次，上贡的数目也由之前的万两匹增至五万、十万。

宋朝建国之后，贡赋归常，开宝九年（976）至太平兴国二年（977）两年内共计进贡23次。

吴越虽然一直谨奉大朝，在宋朝建国之后同样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不仅纳贡特勤，还上表请求将自己的地位降至地方一级，隶属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求回归到唐末藩镇一样的藩属地位。

马楚灭亡后，其部先后为刘言、王连、周行逢控制，三人在掌握政权之后都向后周求赐官职，表示臣服，三人都接受了后周册封的武平军节度使一职。宋朝立国，周行逢即表奉正朔，领受宋朝的封赐，又加兼尚书令，死后被追封为汝南郡王。

十一岁的周保权嗣位，被宋朝授以检校太尉、朗州大都督、武平节度使等职，俨然是宋统治之下的一个藩镇。其余，清源节度使留从效“遣使奉表称藩”，也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藩镇的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到了宋朝建立之后，无论是在对自身定位，还是在对待中央王朝的态度上，南唐等政权在一定程度上都回到了唐末藩镇的臣属地位上去了。

在当时的南北方之间，在名义上又重新建立起中央王朝与地方藩镇的政Z格局，只是，这时候占据主动地位的已经置换为中央王朝了。

所以，当宋朝发起统一战争的时候，在形式上而言，讨伐的对象已经是自己的藩镇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初的统一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将唐末以来的藩镇体制转化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过程。

换言之，唐末藩镇的消灭，正是经过了十国的异变之后，经由宋初统一战争的方式予以完成的。

纵观五代十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十国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关系，他们既可以在中原衰弱的时候脱离中央、划地而立，又可以在中央恢复实力后重新回归藩镇的地位、再称臣子。

自唐末五代以来，南唐、闽、楚等政权都是经过了藩臣一皇帝一藩臣的三重身份的转变，最终回到了臣子的地位。

并且，这种身份的转变还能够被中原王朝再次接纳，并被授予各种封号。南汉、前后蜀等虽然没有称臣，但是其君主也无不有过称臣于中原的打算，只是由于部分主战派的反对才予作罢。

可知在五代时期，中原与南方诸政权之间呈现出一种十分微妙的、具有弹性的君臣关系。

不仅在曾经称帝的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存在有这种弹性关系，对于一直向中原称臣纳贡的吴越国，也存在有这种弹性。从后梁朱温时开始，吴越便开始对中原历朝所向皆拜，称臣纳贡，奉行事大政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吴越始终对中原保持着始终如一的恭顺，如后唐明宗即位之初，中原大乱，“吴越王谬以中国丧乱，朝命不通，改元宝正其后复通中国，乃讳而不称。”

在这种弹性的君臣关系之中，最能够给之加力减力的因素，来自于中原实力的盛衰，这从各政权建国僧位的时间上就可以看出来。中原王朝在五代时期经历了三起两落：

朱梁建立，使中原有了一个相对凝聚的统治核心，南汉、闽、楚、吴越等纷纷称臣入贡；

朱友硅拭父篡位后威势大减，南汉乘机自立于岭南；

后唐庄宗李克用夹河战争二十年，灭后梁，建后唐，诸藩相继纳款，“正藩臣之礼”，声威显赫一时；

明宗时诸藩态度傲慢，对朝廷往往有不逊之举；

及晋、汉时候，中原混乱达于顶峰，遂有杨吴、南唐、闽、楚的相继称帝；

后周建立，历太祖、世宗的整治征伐，诸藩无不再次归顺。

在这一过程中，诸藩称帝，非由本身力量变强大之故，而是由于中原势力之衰弱再归藩臣，亦非由本身力量减弱之故，而在于中原实力之增强。在这一关系变化中，诸藩无不是在视中原的形势而行事，中原政权无疑在其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五代十国时期，与其他分裂时期各政权之间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战国七雄纵横裨阖、喋血天下，各国之间的战争之惨烈自不待言，即使是三国、南北朝等乱世也无不是万战称雄、成王败寇，从没有出现如十国般可以在君一臣之间如此灵活取舍。

五代十国时期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弹性君臣的关系，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分析。

第一，从诸藩的角度来讲，十国在立国之前本都是中原王朝的藩镇、臣子，在建立割据政权之后又没有统一天下的雄心与实力，在面对中原王朝时处于弱势心理的位置。

十国君主对中原王朝心怀警惕与恐惧的同时，义贪恋皇帝、国王的虚荣，认为只要中原处于动乱之中，自己的地位就可以得以维持，这是一种侥幸的政Z心理。

同光三年，后唐灭前蜀，魏王继岌入蜀，与前蜀大臣王承休、王宗油之间有一段颇堪玩味的对话。王承休、王宗油的回答可以视为当时割据诸国共同心理的典型写照。

蜀在十国之中实力仅次于南唐，尽有三川之地，军队二十余万，且处于汉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之上，土地肥沃，是历来的米粮之乡、天府之国，正是李继岌所谓的“居大镇，拥强兵”。

这样一个巨镇强藩，面对中原的态度则是“畏”，所以没有信心拼死抗战同时，又不肯主动对中原表示降服，原因是中原混乱，“王师”还无暇前来攻讨。

可见，在面对中原王朝时，后蜀君臣的心理基础是很脆弱的，其政权存在的前提是中原王朝的动乱，在中原无暇顾及自己的时候过一把皇帝瘾。所以，在中原王朝一旦恢复实力，便很容易屈服。

第二，对于中原王朝而言，面对诸藩的割据自属无奈，但重新接受十国作为藩镇也是符合自身战略需要的。

1、中原王朝之实力，虽然在周、宋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增强，但是也还没有达到能将各国一举消灭的地步，需要逐步来实现。

仅以水军为例，周世宗攻打淮南，起初水军不济，在水路纵横的淮河水系中吃亏不少，世宗第二次亲征之前才着重组建水军，才使得淮南之役有了较大的改观。

但是，要渡江作战，仅靠这些水军还是远远不够的，且长江天险又远非淮河可比，故而世宗得江北十四州乃止。后来宋太祖平定南方，乃是先取荆湖，以之为造船基地，方有取蜀之利又取南汉，再得桂州这一造船基地，然后才开展对南唐的攻势。

宋朝平定南方的顺序，恰恰与水军实力增长的需要相辅相成，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宋朝步步为营、积蓄力量谋取南唐的结果。后周、宋朝对水军的培养过程证明，要平定天下，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瞰而就。

2、重新接受诸国做回藩臣，也有效防止了各国之间合纵连横局面的形成。五代时期，各国之间相互联合以抵抗中原的举措很多周世宗出兵南唐扬州、泰州时，南唐主曾“遣人怀蜡丸书走契丹求救”。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截获了南唐主联合李重进的蜡书。

乾德二年（964年），后蜀曾经希望联合北汉，共同对付宋朝。由于使者的出卖，蜡书被送到宋太祖手中。这些联盟虽然多在南北政权之间，但是对于南方政权的联合也不得不防：

开宝六年（973年），宋朝进攻南唐，事先就担心吴越不肯配合进攻南唐，告诫钱椒，李煌果然想联合钱椒，遣使告之。

相反，接受各政权回到藩臣的地位，不仅可以有效地消除这一隐患，还可以利用他们相互牵制，各个击破。这种手法在宋太祖赵匡手中运用得可谓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