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平将军回忆在常熟“民抗”和六梯团部队的战斗经历

周建平将军

“民抗”和六梯团部队的点滴情况

周建平

我参加“民抗”是一九三八年，其时“民抗”成立还不久。我流亡回来时，常熟到处都有游击队，有好几个部队；我哥哥周嘉禄部队也是其中一个。“民抗”是以任天石的塘桥部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那时，一般青年都不大愿意去“民抗”，有的人去了不久就离开了。因为“民抗”比较艰苦，强调群众纪律，管教亦严，别的游击队发薪饷，“民抗”只有饭吃。

我开始在“民抗”政治处当政训员，“民抗”部队主要由杨浩庐、赵伯华带着。李建模是常熟县委书记。任天石虽不负责带部队，但经常到部队来。以后陈岳章到了“民抗”，了解了我过去的表现，介绍我入了党。不久决定我去二分队任政训员（在我之前，冯二郎<焦明、刘平若>可能任过二分队政训员），那时候，“民抗”还只有两个分队。一分队长赵云鹤，政训员陈岳章，二分队长李文魁。到了这一年冬天，“民抗”又建立了三分队，分队长潘发棠，政训员夏期发。“民抗”二分队原在塘南地区活动，由于部队日益发展扩大，给吃饭穿衣带来了新的矛盾，在我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口号和“二五”减租的政策指引下，被派到塘北何村一带收田亩捐。这样，既解决军费困难，又减轻农民负担和团结地主抗日。同时，做群众工作。何村地区过去“民抗”未去过，但有徐少川徒弟小陆星在那里活动，敲诈勒索，鱼肉乡民，农民痛恨之极。他也想收田亩捐，就与我们发生磨擦。我经常到吴家村（吴家段）茶馆去宣传发传单，小陆星得悉了便去报告鬼子。一次，我正在收田亩捐，常熟据点内来了一个鬼子。我们拿起三八枪准备打，老百姓不让我们打，说打了不得了，东洋人要来烧房子。为了不使村民遭映，我们没有去打。又有一次，我们遭到了小陆星的突然袭击。他带了十几个人一下子冲到我收田捐的办公地方。我对小陆星说：“我们都是徐大队长（徐少川）的部下，你要收田亩捐，我们收了也是交给徐大队长的，你收我收不都是一样吗！”他无话可说，又不敢打我。我请他们坐下来喝茶，讲了一通抗日道理。他们窃窃喳喳了一阵，小陆星煞有介事地站起来说：“这样吧！哪些人交过田亩捐的，把名单交一份我们，已交的，我可以不收。”说罢，他们走了。事后，我到大队部向杨浩庐、赵伯华作了汇报，他们决定派赵云鹤、陈岳章的一分队到塘北来。他们未来之前，我们又受到小陆星的一次夜间袭击。我们二分队是每天夜间移动的，白天在驻地的村上训练、上课，天黑之前部队就转移，但距离并不太远。小陆星不知道

这个情况，还以为我们仍在前夜宿营的那个村子上，晚上九点钟光景就伏在村外打排枪袭击。我们听到枪声赶去，他们已走掉。

一分队到塘北后，我们一、二两个分队便在一起活动，不久就在何村附近跟王兴、小陆星部队打了一仗，捉到一个俘虎，经大队部教育，给了些钱，放掉了。其时，“民抗”已有三个分队，每个分队有三四十人。大队部带了三分队常在小陆泾一带活动。从此以后，小陆星感到靠自己的兵力已无法与“民抗”较量了，于是他联合赵培芝、赵培芳，以及常熟的日伪军，对我塘南、塘北地区进击和“扫荡”，终于发生了所谓“民抗”的“一・七”事件。

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日伪军和土匪向我们“民抗”发动了一次进攻，气焰很嚣张。“民抗”虽然是党领导的部队，战士都是工人农民出身，很纯洁，武器装备也不差，指挥员赵伯华又是老红军。但我们的力量毕竟弱小。为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援，党组织决定扩大同外部的联系，要我到无锡梅村邓本殷部队做联络工作。当时梅村虽有强学曾部队，实际上主要是邓本殷部队。邓本殷在北伐时期是个军阀，海南岛琼崖的司令。北伐军把他搞跨了，他就跑到上海，同一个德国女子结了婚。抗战开始，他就组织游击队，利用他在琼崖当司令的旧影响、势力，收集了一些广东军队的败兵，以无锡鸿山为主要据点，在梅村、鸿山、大墙门一带活动。他的部队有战斗力，里边有我们党的同志做工作。第一次去邓本殷部队，是杨浩庐带我去的，跟在邓部的一个党员叫陈达取得联系。杨浩庐告诉我陈是上海党派下来的。第一次见到邓本殷，他住在一个地主宅里，很阔气。专门有几个女人服侍他。早上吃牛乳、鸡蛋等营养品，生活奢多，怎能打游击！以后就由我一个人去邓部联系，有时邓要驳壳枪子弹，我也送一些去。一次，我带一同学去梅村，因鬼子来“扫荡”邓部不久，邓的部队散在农村，寻找不到他们，在茶馆里休息。我问茶馆老板：“邓军长的部队到哪儿去啦！”引起了在茶馆里的邓部一个侦察员怀疑。我们走出茶馆后，就被盯住了。走到一条桥上，我正准备跟他拼斗，他却掏出了驳壳枪逼着我们跟他走到了鸿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他们二大队的驻地，把我们当成汉奸关在小屋里。后来，邓的二大队大队长知道我们是从常熟来的，有关系的，便把我们送到邓部收税的一个卡子上，邓本殷在那里等我。记得这天正好是旧历年的大除夕，邓还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饭。我们曾经要邓本殷部队到常熟来，邓本殷也准备来，但后来终于没有来。以后传说，“江抗”到了无锡梅村时，也委了邓本殷什么职务，但不知何故邓跑掉了，跑到了国民党三战区，发表了一个反共宣言，暴露了叶飞和新四军六团的真实面目。

那时候，我们同胡肇汉也有联系。我到过胡肇汉部队，只知那里有党的同志宫岳，但未见过面。我与胡部的副司令陆步青本来很熟悉。陆原来是党员，后来失去了联系，宫岳就是经过陆步青的关系到胡肇汉部队的。记得有一次，不是第一次，我去胡部，乘一小船从太平桥回来，航行了一二里，碰上曹长金的第十一梯团部队去进攻胡肇汉部队，实际上去太平桥抢劫。曹长金部的尖兵班看到我坐的船，喝令靠岸叫我上去。那些尖兵拿着“关公式”的大刀，大嚷：“坏人坏人，把他杀掉。”我心想，不是死得太冤枉了。真无计可施，十分着急，突然走出一个“程咬金”，他们的尖兵班长原是我家乡陆巷铁铺子打铁的，见到了我，忙说：“他是周嘉禄、周副官长的弟弟”。他们才把我放掉了，终于化险为夷。我乘船沿阳澄湖边航行，见到了陆步青，告诉他曹长金的部队来了，他要我快走。他们的部队也就转移离开太平桥。周嘉禄也就在这个时候，与“民抗”有了联系。

以后为了加强六梯团的领导力量，组织上决定我到六梯团去工作，时间大约是一九三九年的三月份。我由杨浩庐带着到六梯团去，走在半路上，杨浩庐建议我换个名字，我想了想，把原名周嘉善改为周建平。我去六梯团后，任三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并不是集训中队。三大队名义上有三个中队，实际上只有两个中队，一中队和三中队。三大队大队长赵石屏，但我没有跟他见过面，我初去印象较深的，是一次陈震寰、吴善述、周文在检阅部队的事。那时候我到六梯团还不久，这天轮到我值星，把一、三两个中队一百多人集中了起来，我发口令，向团长作报告，还指挥了阅兵式。陈震寰见我挺有精神，夸赞说：“民抗来的都是好的。”我们中队中有徐庆、唐大，和金恒熙三个排长（分队长）。后来王志平来当我们中队指导员。

我记得六梯团三大队一中队奉命离开徐市地区到东塘市时，徐庆、唐大等一些骨干都不愿意去，他们说我们拉部队是保护家乡的，走掉后，附近的土部队要来捣蛋怎么办？有的还哭鼻子。为此，任天石专门来做他们思想工作。我开始懂得，由地方部队上升到野战军，必须经过一个艰苦的教育过程。我们部队由赵伯华、周文在带着，以东塘市为中心活动了一个时期。其时曹长金部已被日寇“扫荡”搞垮。像“民抗”样，我们到了东塘市地区，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由于季节关系，不好收田亩捐。赵伯华参加过广西百色武装起义，曾任红军团长，有股冲劲。一次，我们去石牌捉拿坏人，部队在岸上走，赵伯华乘小船走水路，部队走到离石牌里把路，听到石牌方向传来快慢机声。赵伯华恼火地冲着我：“你们为什么不跑步前进，敌人已经打枪啦！”我们进了石牌镇，战士又不会搜索，只抓到一个两面派镇长。要他出钱，他不肯，被杀了。这种政策不久就纠正了。我的通讯员原在曹长金部队，到我们部队后，发了他一支三八枪。那知过了二三个星期，小家伙拖枪跑掉了，那时三八枪是最好的枪，丢失了还了得！当即由唐大去寻找，结果在芦花塘里抓到了。虽然我争论再三，治军极严的赵伯华，还是毫不容情的把小家伙斩了，记得小家伙颈颈里缠着围巾，天气还有寒意。

我们与“江抗”（六团一营）会师的经过，我记得很清楚。由杨浩庐布置我带部队到渭泾塘附近，交给我一张呼口号的单子。“江抗”由王（王萱椿）营长带领从梅村经过大墙门来到渭泾塘时，我就组织部队呼欢迎口号。待“江抗”部队通过州塘、苏常公路封锁线，向太平桥方向进发以后，我们部队才回太平桥。我们到达驻地，天已挑晓。“江抗”的战士已呼呼入睡。大家都讲：“主力部队厉害，跑得那么快！”我们平时夜行军一般走三四里路，还没有一下子走过几十里路的，而且走得很慢。通过这次行军，我们部队加强了夜行军的锻炼。我们在太平桥会师以后，就和“江抗”一起回到小陆泾、塘桥一带，打梅李等地伪军和土匪武装了。

老六梯团应该说是一支抗日的部队，团长陈震寰有抽鸦片的嗜好，但民族意识还是有的。他是抗日的，只是他斗不过熊剑东，部队被熊控制了。

胡肇汉起初与我们关系比较好。陆步青没有死，宫岳还在时，我黄埭乡师的好几个同学都在胡肇汉部队。胡部与我们关系是很好的。“民抗”“一・七”事件后不久，胡亲自带部队配合“民抗”进攻土匪吴文信部。以后，我们把他部队带走，好比抄了他家，挖了他的老根，怀恨在心。再一个，我们有些地方在执行政策上也可能有些问题，对他争取工作没有做好，加上敌人的挑拨，结果他变坏了，抓到“江抗”（新四军）人员就要杀。

周嘉禄，是我胞兄，读过八九年私垫，后来到东塘市一家小布店做学徒。一二年后，因受不了师母虐待，加之他有肺病，吐了血，中途跑了回来。以后参加了壮丁训练，投到吴县保安队当“帖写”（帮上士文书写写东西的），属上等兵待遇，后来又考上吴县保安队班长训练班，几个月毕业后，在吴县保安队当中队的文书。“八・一三”沪战爆发，周嘉禄到洞庭西山找到我。我们和学校里的几位教员，还有地方上的几个进步青年一起流亡到苏北。他到了扬州，举目无亲，进了难民收容所，巧遇吴县保安队的一个同事，介绍他进了当地国民党地方部队当连队文书。至一九三八年五六月份，他向部队请了长假，回到陆巷，在陆巷组织游击队。这个游击队有二三十人，绝大部分是农民。那时候曹长金部队势力很大，号称拥有千人（曹长金原来是个贩私盐的海霸），实际武装七八百人，大鱼吃小鱼。周嘉禄的部队不久编入了曹部，因他有些军事知识，曹长金要他当副官长。以后曹部遭到鬼子几次“扫荡”，他们一下子就散啦。周嘉禄便带了自己的小部队回到陆巷、肖泾地区继续活动，其时已增至几十人，后来又有进步青年参加了他的部队。如张肇圻、我的同学朱家茂，还有上海来的一些青年等。他的活动区域很小，主要在横泾南部，陆巷北边，肖泾以西，常熟与吴县交界的一些地区。他那里有个副官经常跟我联系。“江抗”东进，他的部队就编入“江抗”五路三支队，周嘉禄任支队长。“江抗”东进到青浦，他没有去。西进时，我在行军路上见到他一次，后来听说他肺病咳血，没有跟部队走，又带了少数人回来了。（黄绳之根据录音记录、整理）（选自常熟市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辑存·第12辑》）

链接：新四军中走出来的将帅（275）——周建平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