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其疆域覆盖了中国北方的广大区域，统辖着众多民族。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多元并存的宗教信仰格局。多元的宗教信仰随着辽代社会的发展，早已融入到辽代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辽圣宗、兴宗时期宗教信仰的特点及影响

辽圣宗、兴宗时期的宗教信仰状况主要包含了佛教、道教以及萨满教等，而民众对这些宗教的崇信，出于自身目的及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辽圣宗、兴宗时期的宗教信仰的发展对辽代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宗教信仰的多元性

从辽圣宗、兴宗时期宗教信仰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此时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这种多元性不仅表现在宗教信仰种类的多元，也体现在个人对宗教的多元信仰。

首先，宗教信仰种类的多元。遍观辽代的宗教状况，存在着许多宗教，其中不仅有契丹传统的萨满教信仰，还有从中原地区传入的佛教、道教信仰，甚至还有从回鹘传入的摩尼教、景教等其他宗教。虽然摩尼教、景教在辽代社会中流传范围较小、影响力低下，其发展势头不及上述三教，但也在辽代社会中有所传播。

而统治者对这些宗教多采取放任的政策，不以政治权力过多的干涉宗教的发展，以至于圣宗时期出现了“四民殷阜，三教兴行”的场面。正因如此，造成这些不同的宗教相互传播，相互交流，共同构成了辽代多元并存的宗教信仰格局，而这种格局始终伴随着辽代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其次，个人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辽圣宗、兴宗时期，统治者实行迥异的宗教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人的宗教信仰。因此，这一时期的个人宗教信仰大多呈现出多元的状态，即个人的宗教信仰往往不是单一的宗教种类，反而崇信多种宗教信仰。如辽圣宗“至于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可见圣宗本人兼信佛、道二教，并对佛、道二教的教义宗旨有着深刻的理解。

三、宗教信仰的功利性

功利性是辽圣宗、兴宗时期宗教信仰的一大显著特点。所谓宗教信仰的功利性是指对宗教的崇信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而不是认同宗教教义等内容而信仰宗教。这种功利性不仅表现在通过生前宗教仪式祈求国家安定，为国祈福，其中也包括个人的祈福等行为，而且还表现在祈求长生，并在死后通过宗教让自己得到神仙的护佑，并实现让自身能够飞升天国的愿望。

通过宗教信仰祈福是宗教信仰功利性的重要表现。祈福活动既包含国家层面又包括自身层面。在国家层面中，一般祈求国家统治稳定、国运昌隆或为统治祈福。如兴宗重熙二十三年十月，兴宗命耶律洪基为开泰寺铸造银佛像二尊，并在银佛背后书写铭文，“白银千两，铸二佛像。威武庄严，慈心法相。保我辽国，万世永享。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耶律洪基虔心银铸”。通过这篇铭文可以看出统治者在铸造银佛时，祈求佛祖能够保佑辽代统治稳定，国运长久。而为统治者祈福则是祈求统治者能够长命百岁，万寿无疆。

四、宗教信仰对辽圣宗、兴宗时期的影响

辽圣宗、兴宗时期，宗教信仰的发展状况始终与政治发展的趋势保持着紧密地联系，宗教信仰一方面可以协助稳固统治秩序，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过度的崇信宗教，对辽代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五、佐助王道，维护统治

宗教信仰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是服务于政治的，宗教被统治者当作一种统治的工具，正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所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其深刻地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宗教的本质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在客观上起着辅助政治统治的作用。

人们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通常会对社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不满，如果不能将之宣泄出来，则会对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动荡。而宗教却能够通过其教义、教理等神秘方式把某些社会观念神圣化，来淡化人们的不满意识，强化人们遵从社会秩序的心态，使人们遵守正常的社会规范而不至越轨，从而稳定现有的社会秩序，以便于统治者更好的控制社会。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说的那样“禁忌体系尽管有一切明显的缺点，但确是人迄今所发现的唯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的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

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来调节和管理的”。可见宗教信仰在稳固社会秩序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宗教为了进一步的取得统治者的信任，在教义、教理方面加强了顺应统治的理念。如佛教宣扬佛教能够“救众生之危苦，拔旁类之罪殃”，并引导信众对佛教诸神要“无时不念，有害自消”，强调信奉佛教可以使自身及家人消除罪孽及身体疾病，“减六根罪，曾十善心，诸恶早除，余疾兼免。不听者听，不语者语，手足拘燮者皆得伸之”。此外佛教在教义方面将忠君护国，祈求国泰民安等思想融入其中，要求信众须秉持“五戒”，引导信众“伏以五戒，于家存孝，于国尽忠”。

以上佛教所提倡的“忠君护国”思想对稳定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风雨时调，禾谷岁登。干戈戢征战之劳，遐迩被洁清之气”。即为当朝皇帝、国家和百姓祈福，祈求农业丰收、和平，净化身心。

六、促进文化交流与发展

在国与国的交往联系中，文化交流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为国家文化的一种，因此辽朝与周边政权交往联系的过程中，宗教信仰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如辽与北宋的关系，在辽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在辽宋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多次出现以宗教信仰为纽带，来缓和辽宋之间的关系。在辽朝与周边政权的交往中，从宗教信仰方面切入，是一种较好的维持关系的方式。

辽圣宗在位期间，是辽朝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时期，因此辽朝周边的小政权纷纷向辽朝称臣纳贡。宗教信仰除了在对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形成了辽代独特的宗教文化，极大地丰富了辽文化的内涵。辽圣宗、兴宗时期，统治者在政策上先后推崇佛道二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佛教与道教在教义、形式上的交流，最终呈现出一种“佛道合流”的宗教文化现象。

此外，在道教四神图像中也能够看出佛道间的融合。从目前辽代墓葬中发现的四神图像中，四神之一的朱雀图像造型已和传统的道教朱雀形象相去甚远。辽代朱雀形象呈正面全身站立像，脚踏莲台，圆眼、尖喙，双翼扩张，布满鳞羽，尾翼上举。这种形象与传统的朱雀形象大不相同，但却与佛教中的金翅鸟形象大致相似。

金翅鸟也叫迦楼罗，是佛教护法神“八部天龙”之一，其形象多为人面鸟嘴，具有尖喙，并且双翼扩张，布满鳞羽，尾翼上举。同时朱雀与金翅鸟的内涵也大体相似，两者都居于南方，同属于巨鸟火神。辽代的朱雀形象结合了道教朱雀与佛教金翅鸟的形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朱雀形象。

七、过度尊崇，危及统治

辽代立国二百一十多年，共传九帝。兴宗之前的历代帝王对佛教都很尊崇，但这种尊崇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尊崇，他们对佛教的崇信程度并不强烈。圣宗时期，在官方层面上，佛教的影响并不大，甚至圣宗还多次颁布禁佛诏令，限制民间佛教的发展。辽代崇佛真正进入到高潮阶段是在兴宗及以后各帝王时期。

兴宗在位期间，对佛教的崇信堪称狂热，彻底走向了“佞佛”的道路之上。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兴宗堪称狂热的崇佛活动，在契丹社会内部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引起广大民众纷纷信仰佛教。契丹社会此时掀起了崇佛的浪潮，举办大量佛事活动以及塔庙等佛教建筑得到兴建，正所谓“佛法西来，天下响应。国王大臣与其力，富商强贾奉其资，智者献其谋，巧者输其艺，互相为劝，惟恐居其后也。故今海内塔庙相望，如覩史之化成，似耆阇之涌出。第当形胜，举尽庄严”。

塔庙等佛教建筑的修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佛教信众为了参与到佛寺的修建之中，往往会舍弃一切。如石龟山遵化寺的修建即“发诚云众。越县俗于百里，萃邑社于千人，女或绩以蚕以承筐之男若商而若贾，奉以在橐之资，工以献能，农辍耕而舍力”，修成遵化寺。为了修建寺院竟然出现农民不再耕种的现象，可见佛教对辽朝国力的损耗。

总结

辽圣宗、兴宗时期，作为辽代社会中主要的宗教信仰，佛教、道教与萨满教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圣宗即位之后，继承了前代帝王的宗教策略，继续推崇佛教。

但此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新状况，据此状况圣宗在制定宗教策略时，一方面为了平衡统治阶层内部契丹贵族与汉族士人群体的宗教诉求，另一方面也认识到由于佛教势力的快速发展，寺院经济不断壮大，影响了辽代正常赋税徭役的征发，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辽代的稳固统治。对此，辽圣宗在推崇佛教的同时，多次颁布抑佛政策，加强了对佛教的监管。并在辽代社会中大力推行道教，以此来遏制佛教势力飞速发展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