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忧患意识，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以及特点，有哪些呢

顾炎武的忧患意识是其时代的产物。他生活在明末清初之际，这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变革、各种矛盾的时期，随着明朝的灭亡，满清王朝统治中国，一个边疆游牧民族征服了强大先进的汉民族，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促使同时期许多思想家进行了深刻反思。

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觉醒，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面对国家的存亡。作为一代学术宗师，顾炎武在其伦理思想的支配下，结合客观的社会生活与人自身持有的实践活动，探索可行性的道德性思想，显示出明显的忧患特色。

一、顾炎武化患意识产生的时代背景

晚明时期，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没落，主地制度冗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和发展，城市手工业兴起，对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在经济基础上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与此同时，中西方的交流日趋密切，中外贸易往来日益紧密，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不仅传播了西方的思想，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社会政治经济上的急剧变化，同时也对上层建筑的统治策略和下层民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时期。明朝宦官专权，阶级矛盾冲突非常严重，封建专制统治日益强化，朝廷内大臣党派林立。

同时，复杂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相互交错，各地农民战争和关外游牧民族的侵扰带来连年的战争，弄得国库亏空，民不聊生，最终大明王朝覆灭，满清外族易鼎。

清朝建立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君主专制空前强化，汉族民众纷紛起来抵抗外族入侵，遭到了满清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民族主义进一步高涨，致清代朝政耗费四百年之久才将蔓延全国的战火平息。

明末清初剧烈的社会动荡以及明朝的灭亡对学者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随着经济的发展，士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着变化。明朝末年，社会学风空疏，世风日下，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受到严重冲击，宋明理学已至穷途末途。

科举制度只重视对经书的解释，完全与社会的实际脱节，通过科举进第的儒生们不仅孤陋寡闻，而且不热衷关注民生朝局，更无一技之长管理天下百工。

时代的剧变促使许多的思想家开始反思明亡的教训，正视社会现实，从各个角度探寻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提出了很多改革社会积弊的方案，促进了这一时期思想的解放。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强烈民族精神的思想家和爱国者。顾炎武就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中成长起来的。

顾炎武深刻感受到大明王瑚腐朽的政治制度，也亲眼目睹了苏州人民拿起武器阻止阐党逮捕东林觉人的行为，在浓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驱使下，他亲身参加了当时志士们的政治活动。

同时顾炎武对明亡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瘤疾、弊病进仔了揭露和批判，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致用之策，希望借此唤醒世人的民族意识，推翻满清统治，其中无不渗透着他对本民族深厚的情感和强烈的责任感。

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顾炎武的忧患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也被打上了深重的时代印记。他志图恢复故国，在看到复国无望后，顺治十四年，他弃家北游，辗转四方，交友论学，著书立说，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旅行生涯。

在这一过程中，顾炎武注重实地考察，他所著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历代帝王宅京记》、《昌平山水记》等诸多作品，内容上涉及农田、水利、边防、粮食、矿产、交通等现实问题，无不与社会实政挂钩，密切联系天下利病和民生疾苦，寻求治国利民之策。

我们熟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充分体现出顾炎武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忧患意识。

二．顾炎武忧患意识产生的理论渊源

1、传统儒家文化之影响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传统士人的思想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价值观念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社会化理关系范围内，有着强烈的仁义意识，如果是处于乱世，最突出的就是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

顾炎武作为一个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其忧患意识的形成，同样被他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影响。纵观顾炎武的一生，我们不难看出忧患意识一直贯穿始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传统忧患意识对他的深远影响，处处体现着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顾炎武出生在一个儒学之家，其忧患意识的形成自然与他的家学传统分不开。鱼宏亮在《顾氏家学及其对顾炎武学术的影响》一文中，介绍了其家学的特点。

其一是“注重史书，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求当世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这是与心学不同的一种思路。”其二是“关注时局的动向”。

《邸报》在明代是宣传大臣的奏议和朝廷决策的重要工具，而顾氏家族有抄录《邸报》的传统，并且将《邸报》所记内容传授给顾氏子孙，以培养他们关心时政的习惯。顾炎武在此影响与教育之下，对现实问题的探讨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事实上，忧患意识一直贯穿在中国的历史之中。比如在中国古代，《周易》一书就教导人们要“居安思危”。孟子也曾提出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观点，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汉代以后，士人们继承和发扬了先哲们忧国、忧民、化天下的传统，使传统的忧患意识获得了新的发展。

到了明清之际，封建社会渐趋没落，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中国古代的忧患意识也固此发展到了顶峰。这种忧患意识很大程度上源自儒家“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思想，在儒家文化的长期整合下，忧患意识凝聚了巨大的能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价值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框架，士人们在这一价值观影响之下，将忧患意识由个人层面上升至家国乃至天下。顾炎武也是在这样的文化教育下，儒家传统思想为标准，规范着他的人生态度和理想追求。在他那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在其身上打下了深重的烙印。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顾炎武的所有思想总是围绕着当时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而提出，并且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断展开思考，这充分体现了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为了整个民族的复兴而不断努力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是一种面向实际、面向实践的哲学，是走向现实人生的、积极进取的哲学，是探寻民族复兴之路的哲学。

在这一过程中，顾炎武身体力行，躬行实践，在他的诗文、著作、学术思想等方方面面无不渗透和体现着他的忧患意识，他不仅忧虑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忧虑人民如何合理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一种可能的、更好的生活，这种必然性的后果将忧患意识隐含在其中，并贯彻他言行的整个过程。

因为拥有了这种忧患意识，才使顾炎武对社会、对生活进行深刻的反思，认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救世也”。促使他大声的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而正是达种反思，才更能凸度出儒家忧患意识具有普遍的道德性。

传统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顾炎武这里上升到了忧国忧民的高度，修齐治平的主张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和更高层次的升华。

2、东林遗风之影响

晚明时期，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在政治上反对专制统治的政治群体——东林党登上了历史舞台。东林人在思想上极力纠正空谈也性的不实学风，提值“有用之学”，面对明朝朝政贪腐、人民生活困苦等许多社会问题，他们满怀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意识和救世精神，巧击弊政，济世救民，进行各种政治性的讲学论道活动，讽议朝政，与阐党集团进行斗争。

东林名士们怀着忧国忧民之情，思考着救国救民之道，以求通过读书、讲学、议政的务实之学，主张进巧社会变革，解救社会危机，在当时的社会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顾炎武感佩东林学者之精神，沿袭东林实学之风，见贤而思齐。

复社是继东林党之后，晚明政坛的另一股新生为量，其与东林党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因此当时就有“小东林”之称，不但如此，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复社与东林党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继承关系。

江南大儒陆世仪在《复社纪略》中谈到，复社创始人张搏等人感到学风不古，士子不著作而剽窃，入仕不能报效国家，有益于民众，故主张“兴复古学”，强调日常之用为重，联络志士成立复社。

顾炎武早年即参加复社，受明朝中期以来复古风潮的影响，复社的活动，其实是在“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外衣下，继承东林党的事业，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有影响的文人，讨论天下大事，巧击腐朽政治，与宦官专权的觸觉进行了殊死抗争。

清兵南下时，复社中许多成员都参加了抗清斗争，复社名士陈子龙、夏允彝在松江起兵，黄淳耀、侯歧曾领导嘉定的抗清斗争，斗争失败后都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之下，顾炎武在他青年时期就走出家口，加入复社，高举东林学者的大旗，得以广泛接触社会，并结识了一大批文人志士，对他的崇实致用学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不仅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对他后来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开展也有很大的益处，也促使他对当时现实社会问题的探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顾炎武于国破家亡之际，忧国忧民，探索救亡复兴之道，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可见东林遗风对其思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顾炎武忧患意识的特点

忧患意识是面临困境，勇于担当的精神，是救国救民，敢于奉献的精神，是面对顺境，居安思危的精神。虽然忧患意识具有普遍性，但是不可否认，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忧患意识往往呈现出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顾炎武生活的时代，明清易代，在风云变幻的乱世之中，其忧患意识表现出了浓厚的现实情怀，提出系统的整体的解忧方案和自觉地区分了“国”与“天下”的特点，尤其是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思想，影响深远，成为激励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盈示出其特有的超时代性。

一、浓厚的现实情怀

在明末清初这一内忧外患的现实背景之下，顾炎武秉承儒家的救世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思想，为了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为了挽弊救亡，顾炎武的忧患涉及到了关乎国家政治、人民生计、社会风俗、当世学风等各方各面，及与现实生活、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许多现实问题，并且顾炎武还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忧患提出了化解之道。

由此可见，其研究具有浓厚的现实情怀。

送些从顾炎武的文章中有很好的反映。梁启超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贝略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足以反映时代风貌的学术巨著，同样也是寄托了他忧患意识的一部重要作品。

其弟子潘来在《日知录序》中称：“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士风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世，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

并把《日知录》的内容大致归为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等八类。而乾隆年间修纂的《四库全书》在谈及《日知录》时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

《四库全书》将其分为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等十五类。

黄汝成在《日知录集释》中说到；“其言经史之微文大义、良法善政，务推礼乐德刑之本，以达质文否泰之迁續，错综其理，会通其旨。至于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权量、水利、河渠、清运、盐铁、人材、军旅，凡关家国之制，皆涧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

这些都反映出，事关国家社会之发展，顾炎武都有涉及，其忧患之内容涉及范围也蕴含其中。顾炎武不满足于现状，通过理性反思总结各反面的经验教训，以期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顾炎武45岁离家北游，一直奔走于中原大地，进行著书立说、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他的另一部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本记载了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共有一百二十卷。

顾炎武大量通读和搜集史籍、实录等其中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料，并对其所载山川要塞、风士民情作实地的考察。《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等方面的内容。

顾炎武在书中详细摘录了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锋猴、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及有关农民战争和化会混乱等方面的资料，书中充满着强烈的对民生、对社会、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忧患中凝聚着顽强的生命和无穷的力量。

在山河破碎，国家危亡的现实情况之下，顾炎武的忧患意识是他身经亡国之痛的深刻反省，是他历经改朝换代的战乱之苦，是对国家社会满目疮瘦的有感而发。

在中国儒家传统忧患意识的激励下，颗炎武也甘情愿地投入到救世淑人的事业当中去，成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二、系统的整体的解忧方案

从认识的结构上看，顾炎武的忧患意识，并不是其偶然的、散漫的想法的积累，而是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

儒家知识分子以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为己任，他们将民族利益置于首位，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振臂高呼，救亡图存。他们多对于其生活时代的弊政，直言不讳的加以抨击。

但是在神州陆沉之际，顾炎武不仅对国家社会及民生、学风之弊病进行深入地分析，更为可贵的是，他针对国家及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治弊良方。

不但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而旦设计出了一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在内的理想的治国安邦的方案。其内容主要有：

政治方面，明末清初，天崩地裂的剧变时代，加上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以及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播，顾炎武的思想也受到强烈的震撼。

他将斗争的矛头直指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强烈的批判“私天下”的君主专制，认为其是造成明朝灭亡的根本问题，这一制度会带来一系列的国家和社会问题。

同时，顾炎武对国家和地方管理，科举取士，国家选拔和任用人才以及昏暗的吏治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提出“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主张限制君权，分权众治。

顾炎武时刻关注着社会政局的变化和人民生活的疾苦，提出君主应放权给地方政F，加强地方自治，改革地方弊政，严把官吏的任免，大力发展国家经济，从而更好地解决老百姓的生活和生存问题，这样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社会及民生方面，顾炎武认为对于“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严重局面，对于人心不盎，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他强调应从正人也、厚风俗、倡廉耻等途径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倡导清议，强调民众对政教风俗的舆论监督。

顾炎武还认为狂会秩序的混乱源于社会规范的混乱，他侧重强调具体的社会伦理规范，如廉耻，又认为利欲之也是造成贪邪的重要根源，为此，顾炎武提出以名克制利欲的方案。

同时，他还对士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繫进行了有力揭露，并探索了造成上述社会积弊的历史根源，主张“藏富于民”，提倡满足人民日常最基本的需要，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生活。

思想方面，阳明也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日渐衰颜，顾炎武抨击了空谈也性的宋明理学，在他看来，这种学说对社会来说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甚至会祸国狭民，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认为应该务当世之务，主张文人应拥有羞耻之也，遵守起码的学术道德，学以致用，反对空谈。

顾炎武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理念，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其时代的新内容，“博学于文”、“行百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尚实学的出发点。

同时他指出不能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应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和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做有用于天下、有用于实际的学问。

从顾炎武对以上现实社会问题的考察和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揭露社会问题之深刻，解决方案之切实可行，都反映出其忧患思想的务实性与现实性的特色。

顾炎武身为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挥卫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他系统地构建了一整套应对国家、社会问题的理论体系，每一处无不尽显其对国家社会的忧患之情，彰显出其忧国恍民的赤子之也。

三、自觉地区分“国”与“天下”

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从秦王朝开始，中央王朝就认为天下不存在与自己对等的国家，并且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强化这一观念。

这一观念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王朝，形成了国家天下一体的传统观念，影响深远，而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始终没有出现。

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国家的兴亡理所当然的被理解为国兴夭下兴，国亡天下亡；王朝的更替，就是国家的更替。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被理解为夏夷的关系。

明朝末年，思想界发生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使传统的儒家思想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被认为夷狄的满族建立清王朝，取代明王朝统治中国，也深深冲击了士人的观念。

思想界的变化与政治形势的形成，也深刻地影响到“天下”的概念。顾炎武明确指出“亡国”和“亡天下”是有区别的。

可以说他的“天下”观念没有局限于传统忧患意识中一姓之兴替，而是指出亡国是亡国，亡天下是亡天下，将天下兴亡，置于整个天下的安危得失。

可说，顾炎武以其深刻的思想，自觉地区分了“国”与“天下”，认为“亡国”不代表“亡天下”，作为夷狄的清朝统治中国，中华文明的天下也能继续维持。基于此，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最能体现其忧恵意识。

顾炎武成长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嗣祖曾入太学为监生，通晓国家典章，熟悉各地风士人情，亦重实学，关心政局及社会问题，重视“实学”。

嗣母经常向顾炎武讲述岳飞、文天祥、方孝孺等历史上的忠义故事，灌输名人忠君爱民的思想，顾炎武从小就接受三纲五常、忠君爱国传统思想的教育。

明亡后顾炎武对家国破灭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反思精神本是民族意识觉醒的一种表达方式。顾炎武的反思中无不渗透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顾炎武在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感驱使下，一面积极地参加各种抗清斗争，一面着手于对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瘤疾、弊政进行揭露和批判，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许多对策，希望借此唤醒世人的民族意识，推翻满清统治。

顾炎武忧患意识中所体现的爱国意识是与崇高的民族气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明朝灭亡以后，他意图恢复故国，亲身参加了抗清斗争，败后只身北上，漫游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广交天下贤士，考察各地的风主人情、险关隘曰，一也为曰后国家的图复做着积极的准备。

他一生恪守着母亲“不仕二姓”的遗嘱，坚决拒绝清廷征召，清政F为笼络人才，多次邀请顾炎武入世，都被他断然拒绝，是清巧Ｈ大学者之中态度“最坚卓”的一位。

顾炎武不仅是知识渊博的学者，更是对国家民族倾注了满腔热忱的爱国者。他的忧患思想中饱含鲜明的爱国性，处处渗透着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他就是这样一生坚守着自己的信念，表现出忠贞不渝的民族气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讲求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呼吁民众复国兴邦为己任，不局限于对一朝一代的愚忠。

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爱国之也、赤子之情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启发了民众的觉悟，増强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荡緣着世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