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后，人口由北向南“单向迁移”何以被多样化流动所取代

在中国，东南西北的内部迁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透过历史上移民的空间分布与流动、族群身份的碰撞与交融、文化习俗特别是饮食偏好的确立与变迁，可以清晰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巩固。

「单向迁移 多点交叉」

秦代以降，由北向南的迁移构成移民史的主线。从空间维度来看，主要是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中下游流域移动。

西汉末年，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淮河以北的华北平原，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已达77.6人—100人，人口总量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六成以上。而在以“秦岭—淮河”为界的南方地区，当时很多区域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1人，甚至存在无人区。

随着北方生齿日繁，可开发的土地越来越少，人们只好开垦原始林地，结果进一步导致植被遭到破坏，引发水土流失，加速土地盐碱化，可养活的人口变得越来越少。由此，《汉书》中有不少关于人口迁移的记载，如西汉元狩四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秦汉以来，中原一直是全国政治的中心地区，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黄巾军起义开启了大规模南迁的序幕；董卓挟汉献帝迁都，“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中原人民为避战祸纷纷逃往长江流域。自黄巾起义直至三国鼎立，短短35年间就有近百万北方人口南迁至江淮北部乃至巴蜀地区。

两汉之后，移民南迁的第一次高潮始于西晋永嘉之乱。永嘉二年，匈奴首领刘渊攻晋。刚刚经历“八王之乱”的晋朝如一盘散沙，后来作为都城的长安更是“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加之此时的中原又遭遇天灾，“食草木、牛马毛，皆尽”，众多百姓不得不选择逃离故土。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

从范围和路线来看，东线移民主要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从中原腹地迁往江淮地区；中线移民则翻越秦岭，在汉水流域和江汉平原落脚；西线移民则进入汉中盆地、成都平原。

安史之乱的爆发，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迁潮。在唐军和叛军的拉锯战下，渭河平原户数减少大半，富庶的洛阳地区人口不满千户。此时，长江以南未受战火波及，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稳定，农业生产也有保障，吸引到成千上万的北方人口。浩浩荡荡的南迁景象，令诗人李白感慨“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随之而来的藩镇割据阻碍了交通，南方的米粮无法及时运往关中地区，致使灾荒一再发生，北人向南谋生变得愈发普遍。诗人白居易就有“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的描述，并感叹“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专家估计，安史之乱共造成250万移民南迁，黄巢起义和军阀混战又导致400万移民定居南方。

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南迁，始于靖康之乱。这一时期，人口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和生产性资源，进一步成为统治者争夺的对象。当时金军的攻势往往带有掠夺性质，不仅攻城略地、抢占物资，还驱驰大量人口迁往北方；而南宋方面为了削弱北方边境的压力，也对金军占领地区开展招抚，一时间“来归之人甚众”。

南宋端平元年，蒙古军队灭金，很快挥师南下。由于担心历史重演，北方民众不仅向江淮地区逃难，还播迁至南方更广大的地区。到了元代，南方的人数、户数均已占全国总数的八成以上，从根本上扭转了人口分布状况。

明清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相对稳定期。与此同时，南方土地开垦趋于饱和，由北向南的单向迁移模式逐渐被多样化流动所取代。

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在朝廷主导下的人口回迁与扩散。洪武初年，饱受战争摧残的黄淮流域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为此，明朝组织近700万人以垦荒的名义向北迁移。为了充实边疆地区，明朝特别设立军籍移民，组织大量军户前往西北、辽东、西南等地屯边。

随着长江中下游流域平原、河谷以及低地被开发殆尽，人们开始更广泛地向西南山区乃至海外迁移。其中，南方地区间的平行移民逐渐增多，明末清初发生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影响尤为深远。此外，还有大量福建人渡海向台湾地区迁徙开垦。

「族群融合 多元一体」

从族群维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出现与移民史密不可分。长时间、远距离的空间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族群融合，是共同体意识确立的重要条件。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对匈奴发起进攻，并征发数十万人口屯垦戍边。公元前219年，秦朝挥戈征伐南越，并组织十多万移民迁入。

东汉建武二十四年，汉朝接受南部匈奴投降，将其部族安置在今天的甘肃、宁夏、内蒙古地区。资料显示，进入汉朝疆域的匈奴移民及其后裔至少有50万人。东汉时期，汉朝军队中还有数万名乌桓人。朝廷提供衣食，委以“助击匈奴、鲜卑”等任务，甚至一度派其深入南方地区参与讨伐。

北魏时期的孝文帝改革，在经济上仿效汉人的班禄制，在土地上改游牧业为均田制，在政治上参照南朝汉族政权的典章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同化效应，进一步促成民族融合。

隋唐时期，边疆民族大规模向内地迁移，甚至一度出现少数民族大臣与汉族大臣同朝为官的现象。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对褚遂良等大臣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可见，此时的大一统王朝已具有多民族共同体的雏形。

明清时期，民族人口内迁趋于日常化。以北京为例，宣德末年以归附名义在京居住的人有1.5万左右。明代中期，在京城的入籍居民中，有1/3是蒙古人。康熙时期，仅北京城内便有满族人口48万。到了康熙末年，满族的发祥地盛京都出现了“旗民杂处”的现象。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移民活动的影响不单单是促进物资交流、经济发展，还有助于建立牢固的血缘和精神纽带，进而造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水土既惯 饮食混淆」

饮食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吃什么、怎么吃往往与所在地的自然禀赋高度相关。伴随大规模的移民，中国人的饮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800毫米等降水线以南，古代越人很早就开始种植水稻；在400至800毫米等降水线区间的北方地区，主要粮食作物则是更耐旱的“黍”（黄米）和“稷”（小米）；在400毫米等降水线以下地区，游牧民族以食肉饮酪作为基本的热量来源。

移民对饮食的影响，最显著的例子是小麦、水稻向中原的传播。

公元前30年，文献中开始出现“饼”字。在汉代，随着月氏人、安息人陆续来到中原，人们开始用“胡饼”指代胡人用小麦做的扁圆形面食。《续汉书》就有“（汉）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的记载。

与此同时，稻米也在向北缓缓推进。西汉建元年间，朝廷多次将闽浙地区的越人迁往江淮地区，水稻的种植技艺也随之往北传播，打破了迁入地过去相对静止的饮食结构。

从魏晋时期开始，华北地区畜牧业急剧扩张，羊作为动物性蛋白饮食的摄入来源比例快速提高。由于大规模人口南迁，北方可供放牧的土地增加，羊肉作为烹饪原料得以流行开来。当时受欢迎的一种做法是，将羊肋肉煮熟，加入葱头、芫荽，以安息（伊朗地区）石榴汁调味。

除了肉类比例提高，食用乳制品也蔚然成风。在北魏时期的文献中，酪（发酵乳）、酥（酥油）、乳腐（干酪）经常可见。在烹调手段上，“炙”作为一种重要加工形式，改变了中原地区传统以煮为主要烹饪方式的历史。到了晋朝，一些富裕家庭“尚用胡床、貊盘以为羌煮、貊炙”。

北方汉族人口南迁，也带来了小麦种植技术和不同的饮食习惯。南北朝时期，南方种植小麦初具规模。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还明确下诏，要求“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西属郡，自今悉督种麦，以助阙乏”。

唐代以后，跨境商业移民大量涌现。以南北大运河为纽带，南北饮食也逐渐呈现风味驱动的演变路径。比如，南方的稻米、茶叶、土特产、调味品大量输入中原地区，一些北方人在南方做官期间也养成了吃米、品茶的习惯。

在南宋时期的临安城，早市上可以买到“煎白肠、糕、粥、血脏羹、羊血、粉羹之类”的北方小吃，到了晚市又有“糟羊蹄、糟蟹、姜虾”等南方特色风味。此情此景，让《梦粱录》的作者吴自牧不禁感叹：“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

在跨境商业活动的影响之下，烹饪技术的流动和食材的运输越来越频繁，不同风味之间的竞争与迭代愈发明显。

明清时期，地方菜系进一步崭露头角：源于山东的鲁菜受到北方官府人家的欢迎，甚至进入北京成为宫廷御膳的主体；淮扬菜成为运河沿线商业巨贾宴请招待的代表菜系；发源于岭南地区的粤菜，融合了客家风味，香飘四海；经由移民带来炒、爆、熘等新烹饪方式，川菜逐渐发展出麻辣重油的口味特征……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张可）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夏斌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项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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