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出身内廷，幼年即从学儒家，知书识礼，但是这种出身并没有使王振完全认同儒学中“仁”“和”的理念，尤其是面对边疆问题时王振更多希望通过战争方式解决，这与儒学倡导的“兵者，凶器”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一旦面对实际操作，这种战和的矛盾就不仅是一种政Z理念的差异，而是成为政Z决策的推动力。战事一旦兴起，无论成败，都会受到坚定儒学拥护者的责难，而这种战事一旦与宦官参政相结合，结论则会更加复杂。

王振在正统朝参与过两次大规模的边疆战事，而这也成为对王振盖棺定论的最重要的标准。

麓川之役

麓川问题并不是正统年间出现的。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遣付友德等人进驻云南，当时盘踞在麓川的是思瓦发。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思仑发进犯金齿，同年冬，侵入者阑、南甸，思仑发继任之后，明朝在其故地设立平缅宣慰使司，思仑发为首任宣慰使。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思仑发贡献方物，明朝改平缅宣慰使司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后更名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思仑发开始监管麓川。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思仑发叛乱，进犯金齿卫，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思仑发又率兵进攻马龙他郎甸之摩沙勒寨马龙他郎甸之摩沙勒寨，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遣使求和，麓川保持了相对的和平。

永乐到仁宣时期，明朝对西南策略发生转变，由直接的武力平压转向招抚慰问。正统初年，在“三杨”的主持下，英宗免除了麓川所欠的两千五百两白银，在事实上继承了永乐、宣德时期的招抚政策。

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思伦发次子思任发再次侵犯南疆，进犯金齿，周边土司迫于其威势，“助其凶暴”，西南局势一触即发。

明朝虽然“遣署都指挥佥事李友发、大理等卫所马步官军守备金齿”，但仍然不能阻止麓川的局势。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晟“乞调大军剿之”，麓川是战是和正式摆在了英宗面前。

面对麓川来势汹汹的局势，“三杨”援引永乐、宣德时期的旧例，敕文抚谕思任发。这是一份非常标准的抚谕书，但与永乐、宣德朝不同，这份抚谕书并没有为西南带来和平，思任发继续攻城掠地，王振主张发兵讨之。

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由黔国公沐晟等人为首，明军大举反击思任发，失利大败。

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关于是否进一步对麓川用兵，朝廷掀起了空前的讨论：一方以内阁杨士奇、刑部右侍郎何文渊、翰林院侍讲刘球为主的主和派，一方以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王骥为主的主战派。

王振站在主战一方，第一次麓川之役成行。一征麓川的结果是恢复西南故地，但思任发父子三人逃入孟养。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思任发的儿子思机发看到大军回撤，“图恢复，据麓川，出兵侵扰”，面对这种情况主和派继续反对用兵，原因包括：

其一，士卒作了无谓的牺牲，将军到头来也一无所获。战争可不是什么好东西，有德的君主只有在不得已时才用到它，不可以轻易发动。

其二，麓川用兵已经死亡了大半，军队的资金、爵位、奖赏，数不胜数，代价太沉重了，而明军以裂土分封为代价诱惑缅甸献出思任发，是坐视缅甸强大，“是灭一麓川生二麓川”的绝境；

其三，北方瓦剌蠢蠢欲动，包藏祸心，因此应该将防御的重点放在北部边境，西南以招抚为主。

王振

主战派在王振、王骥的支持下仍然给出了相似的理由，英宗又一次下令南下，二征麓川得以实现。此次征战麓川，“俘其妻子部众”，改麓川为陇川，但思机发本人仍然盘踞在孟养。

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明军再次征战麓川，终于迫使缅甸交出思任发，思机发也屡次请降，麓川恢复了相对的平静。

关于三征麓川，前后耗费近十年，最重要的是由于西南连年用兵导致国库耗损，兵困马乏致使土木之变的发生，英宗被俘悲剧的出现，而王振也因主战身负骂名。

其实三征麓川固然时间连续，征战地点一致，但其本身的性质并不相同，因此对三次征战的评价也不能一概而论。

第一次征伐麓川是在思任发不断侵犯西南边土，扰乱西南边境的情况下促成的，此次征伐是在面对西南边疆不稳，甚至危及边地安全的情况下，经朝廷重臣多次磋商而成的。

王振等人主张大兵讨伐只是试图用一种激进的方式解决边疆问题，这与他一直以来重武的思想一脉相承，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王振就曾经导帝阅兵于将台，从此为正统年间的政Z走向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而王振对战事的关注更可以追溯到整个宣德时期。如王振曾经主持兀良哈战役，明军战胜，诸将率得封赏，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宣宗率军巡边，命“太监杨瑛、李德、王振······等提督皇城内外一应事务”，在这种策略的影响下，王振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战争思维，而征战的结果确实对明朝西南边境的稳定提供了帮助。

至于第二、三次征战麓川则出现了些微的分歧，一方面思机发继续骚扰边境，企图恢复故地，对明朝边境的威胁死灰复燃，征讨麓川可以巩固明朝在麓川的军事成果；

但另一方面，在征战结果上片面强调对思任发父子本人的追讨，甚至不惜为此以分割疆土为代价，这就不免存在了“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力量到偏远的地方用来震慑吓唬对方”的嫌疑，不过对两次的征伐仍然不能将正面的军事活动与私欲混为一谈。

至于“三征麓川”与土木之变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土木之变的出现是由于明朝北部边防的全线回收及军事战斗力的衰落，“三征麓川”确实存在过分注意南疆、忽视了北部边防事务的问题。

但不能因此抹杀掉征战麓川对于西南的重要意义，更不能因为随后的土木之变否认征战麓川的必要。至于因此简单判定王振在麓川之役及土木之变中的作用就更是一种以结果推导过程，以结论评判故事的做法。

土木之变

中原与北部蒙古的关系是困扰整个明朝的难题。自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失去中原的统治权退居漠北开始，明朝与北元的对立就无时不在。为对抗蒙古残存势力，洪武年间，朱元璋制定了严密的策略。

首先，确定在明初中原局势不稳的情况下，对抗北元应以守为攻，在此基础上做好北部防御，为此，朱元璋分封诸子于北部边陲，相当于在北部边界建立了一个临时指挥中心，随时对北元的动向作出反应。

永乐时期，为巩固北部边疆，朱棣一改洪武朝以守为攻的策略，五次亲征，积极深入北部荒漠，“漠北尘清”。

蒙古势力退居漠北以后，很快分裂为鞑靼、瓦剌及兀良哈三卫。鞑靼是蒙古本部，蒙古分裂之后，可汗更迭频繁，鞑靼势力受到了很大削弱。

但另一方面，因为具有黄金家族的血统（成吉思汗家族的后人），鞑靼又具有正统地位的优势，因此在蒙古分裂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鞑靼的势力仍然不能小觑。

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阿鲁台杀掉了非黄金家族可汗鬼力赤，迎立元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自称太师。为了统一蒙古，阿鲁台与瓦剌宣战。

但在战争过程中由于兀良哈的叛和不定及明朝军队的介入，鞑靼阿鲁台节节受挫，而瓦剌趁势兴起，劫掠鞑靼。

脱欢继位之后，一反瓦剌内敛保守的政策，积极对外扩张势力，并于宣德末年击杀阿鲁台，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正式统一蒙古，以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立为太师，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去世，也先继位。

也先秉承了脱欢时期的对外政策，更大规模的向外扩张。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兀良哈在瓦剌的支持下进犯蓟北密云，第二年又入侵广宁。

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明军调动大军平压兀良哈，兀良哈借瓦剌兵将意图报复，从而与瓦剌结成巩固的同盟。

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也先再次兴兵兀良哈，朵颜、泰宁两卫投降，福余卫被迫迁徙，瓦剌完全控制了兀良哈，蒙古也全部掌握在也先手中。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瓦剌兵分四路，分别由也先、阿剌知院、脱脱不花率领，南下攻明。

七月十一日，明朝大同右参将吴浩迎战也先于猫儿庄，兵败战死。十五日，明朝派遣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等人率兵防御，宋瑛、朱冕战死，石亨战败。宣府总兵杨洪与阿剌知院战于宣府，万余人围困龙门，阿剌知院遣使讲和。

至于脱脱不花进犯辽东，明朝大军接连失利，朝野震惊，英宗决定亲征，群臣都不同意亲征而在据理力争。大军仓促出行，八月初一即到达大同。

第二日，镇守太监郭敬密告王振“行则必堕虏计”，王振震惊之下又仓促还师。大军行至土木遇袭，英宗本人被俘，王振为英宗护卫樊忠所杀，史称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是王振参政的顶峰，也是王振以武功教导英宗的最后尝试，土木之变之后，王振迅速被清算，籍家灭门，后人对王振的评价也定性为“论十恶莫加其罪，虽万死犹有余辜”，其实通过对土木之变细节的分析，仍然可以看出诸多问题。

首先关于土木之变的发生原因。通过分析，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明朝拘留使臣；其二，降低马价，减少赏赐；其三，私许婚姻不成，与王振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因也先虚报使臣人数，王振减损马价。

《明史纪事本末》提到“也先遣使两千余人诈称三千，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其实，王振减少马价本质上并没有失误的地方。

自明朝与蒙古贡市开通以来，明朝坚持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蒙古领主派遣使臣带着少量贡物来朝就可以按照使臣人数换得明朝大量赏赐。同时，明朝还需要以回赐的名义赏赐蒙古领主大量贵重物品，这件事的直接后果就是来朝使团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甚至给明朝财政造成了压力。

明正统中期开始，正常的朝贡贸易已经遭到破坏，无论是蒙古领主大规模派遣使臣变相掠夺明朝财物，还是明朝明文禁止超规模使臣入关都预示着当常规模式无法满足双方需要时，一种新的非正常的贸易模式将要展开。

其次关于土木之变的过程处理。这是王振在土木之变中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在土木之变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讨论的就是王振“挟帝亲征”的问题。

皇帝御驾亲征对明初皇帝来说意义重大但并不罕见，明太祖朱元璋起于元末大乱，明成祖朱棣五次亲征漠北，宣宗皇帝亲自率军平定汉王之乱，因此，对于英宗来说御驾亲征并不遥远。

也先南下攻明开始，明军节节败退，朝野震惊。面对这种局势王振与朝臣出现了两种态度，一是御驾亲征，一是派遣武将抵御。

在战争消息传来不久王振就已经完成了劝导英宗亲征的任务，且态度坚决，但这种坚决性并不能说明带有强迫色彩，只能认为，在正统十四年间英宗对王振的信任完全超过了对外廷的信任，或者御驾亲征本身就是英宗对历代先皇武功的效仿与致敬，王振只是从旁劝成而已。

确定亲征的策略之后，大军很快出发，不过数日就到达大同。王振希望继续北进，遭到廷臣反对，直到镇守大同太监郭敬密报前方形式危急，“势绝不可行”，王振才转而答应回銮。在选择返京的路程时，王振放弃由大同经紫荆关入京的方式转行蔚州，行四十里又还东。

大军行至狼山时与也先部相遇，成国公朱勇与之战，败于鹞儿岭。大军行至土木堡时对于是否快马加鞭由怀来入关又产生了分歧，王振力排众议，暂停小住土木。

但营地附近缺少水源，大军给养无法补充，军队战斗力降至低谷，此时遇到瓦剌军队，完全没有战意，士兵争先恐后得逃走，这种势力无法阻挡。明军彻底溃败，英宗被俘，王振也被杀。

从明军仓促出发到土木之变的发生只有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此过程中王振犯了几个很严重的错误：

其一，刚愎自用，无视外廷官员的建议。王振在亲征决策、行军路线的确定及驻营的选择上强硬的保持了自己的意见，对于外廷官员的建议选择了漠视的态度。

其二，恃宠而骄，依仗英宗的信任完全无视外廷官员的权威，甚至矫旨凌辱公卿，对军队凝聚力和向心力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些错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王振的评价，但对这些错误的估计仍然不能过高。

所谓刚愎自用和恃宠而骄更多是一种政Z态度及在此影响下的对决策的影响力，在这种影响力之下，王振的失误被无限放大，甚至表现出一种对战争的完全掌控，而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对王振的误解与外廷的失职。

土木之变发生之后，英宗北狩，明军大溃，也先部很快兵临北京城下。为了稳固局势，团结人心，郕王顺应局势籍没王振全家，确定王振罪行，瓦解王振同党，确立新的领导集团，经过艰苦的对抗瓦解了也先南下的阴谋。

由此可以看出，对王振的定性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和匆忙性，它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因为战争失利带来的负面情绪并且整合社会资源应对马上到来的危机，而王振成了最好的突破口。

至北京局势稳定之后，朝野对王振的评价已经基本定型，即“专权误国”，这在无形中认定王振对土木之变的发生应该承担全责，也在另一方面推卸了外廷无能的责任。

关于土木堡战役失败的根本原因应该在于自永乐朝以后北部防线的全线收缩及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完全丧失了长城以外的防线。

洪宣时期，对蒙古政策以安抚为主，更是将防线南缩，至正统时期，宣府、大同几乎成为前线，北京岌岌可危。

此次，也先军队进攻大同，土木之变之后更是很快进攻北京就是因为如此。至于军力的下降则是长久以来明军以和为主，对军队的训练失缺，同时因吏治贪腐，赋税繁重，大量军户逃逸，造成军队的战斗力下滑，土木之变时军队几乎不战而败，全线溃散即是源于此。

因此尽管王振在土木之变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因此将王振定性甚至将土木之变的失利完全归结到王振身上，仍然有失妥当。

结语：

王振是明朝首屈一指的宦官，位列“三大宦官”之首，后世刘瑾、魏忠贤等人多次提到王振并以此为榜样，史学界关于三人的评价也基本持衡。但仔细分析，王振与刘瑾、魏忠贤并不能相提并论。

王振身处明朝初期向中期转变的关键节点，明朝政Z体制改革在这一时期也走向岔路，如何在幼帝手中实现权力的平衡过渡不仅关系到外廷文官系统，也涉及到内廷宦官系统。

以罢相为契机的内廷系统不断重组整合，司礼监不断充实巩固，最终成为皇权的辅助，而王振在这一过程中利用他与英宗的亲厚关系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在辅助皇帝处理政事时，王振虽然借机不断揽权，以严刑酷法防大臣欺蔽，但对于普通外廷文官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对于真正妨碍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学官的处理也不若后世刘瑾、魏忠贤之流的阴险毒辣。

而对于那些真正有学识才华的贤官，王振也多表现出了欣赏赞誉，并利用自己的权力予以引进、保护，因此将王振与魏忠贤之流相提并论并不合适。

对于王振的盖棺定论主要源于“土木之变”的失败及因此带来的英宗北狩。“土木之变”发生的本身就是一个繁琐的命题，不能一概而定。

也先南下侵明是一项有预谋、有准备的行为，王振减损马价只是为南下提供了一个借口，至于英宗亲征本就是明初皇帝亲征活动的延续，只因为战争失利就将责任完全推到王振身上本身就不符合常理。

至于战争失败的原因更不能归结为此次亲征的战争本身，而是明朝近百年来关于边疆决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王振在土木之变中扮演的角色及事后对王振的清算并不成正比，它更多是考虑到战争失利后随之引发的北京保卫战，进而为稳定社会局势而进行的临时决议。

由此在探讨王振问题时还应该认识到对于王振的评价不仅涉及到道德层面还涉及到了对政事的态度尤其是对待边疆问题的分析上，这点对于解释王振鼓励英宗亲征同样适用。

至于王振之后带来的宦官参政的扩大也不能停留在对于宦官参政本身的批评上，还要认识到明朝宦官参政不仅具有历史渊源，对于日后政事的正常运转同样意义重大，尤其是随着制度变革的成立，对于多年无法与皇帝直接面议政事的外廷来说无疑成为保证政事运转的良药。

因此对于参与制度变革的王振的评价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擅权”本身，还要注意到由“擅权”带来的政Z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