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尘封三年的记忆，武汉人封城时经历的远比你想象的残酷（下）

前些日子写了一篇关于三年前武汉封城时期的真实情形的文章，有人质疑真实性和我的写作动机，也有很多人希望看到更多真实情况。

那篇文章写完过去2个多月了，期间我自已也有尽量呈现更多的实录给世人的意愿，但和写上篇文章一样，只要触及这个话题我的情诸总是难以平复下来，动笔成为一种重荷、一种精神桎梏。但我认为这是一种使命，我有义务把我经历的最真实的东西毫无保留地呈献。任何关于真实性的质疑对于我以及曾经的历史来说都是羞辱。

在清明节之际，为那些三年前逝去的同胞献上心间一朵小白菊。回顾历史，铭记历史。

上半部最后写到我2020年3月8号从广州想方设法回到了武汉，此时距离武汉解封还有一个月时间。从列车上下来，我见到了时隔一个半月的武汉，曾经熙熙攘攘的街道和车站空无一人，满眼全是密密麻麻的围挡，我泪如雨下。

在回武汉前，我已经向单位申请志愿者车辆来车站接，因为武汉封控期间除了抗疫车辆能通行，路上是不会有任何其他车在跑的。此时的武汉一切都停摆，只有一件事还显示这座城市还没有彻底休眠，那就是抗疫！

单位让我选择是回家看看还是直接到抗疫岗位去，我选择直接上班。不是我高风亮节，而是回去后又要重新申请抗疫车来接我太麻烦。

来接我的司机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是志愿者，这辆车也是他自己的，车身都印有统一的抗疫用标识。由政府统筹安排参与抗疫各项事宜，也包括接送疑似感染者和医务工作者。所以实际上他是随时做好了被感染、随时面对不堪后果的准备。我问他，你不怕？他告诉我他是外地人在武汉打工，与其每天一个人在家被死亡恐惧包围，还不如出来和活生生的人接触还能安心点。刚开始没有一分钱补贴，做了一段时间后现在有政府补贴每天600元钱，他说好知足，我由衷地说，你是拿命在做善事。

因为不可能每天回家，单位安排住宿，是被征用的小旅社，里面又脏又乱。我下意识喊了一声服务员，没人回应，才想起来，封控的武汉除了家里和特殊场所怎么可能有人活动。也就是说，这家旅馆已经有一个多月没人打扫了。

我被安排在街道办事处大门做进出抗疫人员消杀工作。因为刚回武汉非常不适应那种压抑到爆的氛围，我每天拿着酒精喷枪对着谁都一顿乱喷，自己也由于吸入太多酒精中毒而头晕昏沉，其他同事向领导反应说我情绪有些紊乱。

守大门这段时间，每天都会有情绪濒临崩溃的群众来上访，他们应该是趁着到社区拿菜的空挡出来的。因为社区无法解决他们的各种难处只得到街道来想办法。

一次有两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对着我央求：我们没有酒精了，你应该有的，给我们一点吧。那时这些防疫物资有钱都很难买到，它的意义已经不是防护了，而是保命。

来上访最多的是两类人，一类是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无法出武汉，在武汉又不可能有宾馆酒店住，能在哪里栖身呢？大家都能脑补到吧。另一类是实在没钱了来申请政府特殊困难补贴。

一次来了一对70多岁老夫妻，说他们全家已经移民到加拿大了，这次是回武汉怀旧的，现在被困在了武汉，挤在亲戚家里，儿女在加拿大因为疫情也全部失业了，能否给点困难补助。其实特殊困难补贴申领条件是很苛刻的，能享受到的人都是经过了无数的证明材料筛选。尤其这种还有海外家属的人更不可能领到。

解封前疫情稍稍缓解的时候，便陆陆续续有些特意逆行到武汉来做志愿者的年轻人来访，希望能开证明让他们离开武汉。他们也被困在了武汉，也面临没住的地方，在外地原来的工作也因为一直没在岗面临失业。面对他们我尤其心痛，这些心善又优秀的年轻人大概不会想到需要承受的困难大大超过了预期。

有个同事很久没来上班，没给出任何理由，单位也联系不上，大家都忙着抗疫，也就没有过于追究。突然有一天，诧异地听到旁人说她老公感染去世了，才50多岁。确实是，这样的事谁都不会伸张，把自已置于“瘟神”的境地之下应该更难以忍受吧。后来也是这个原因，过了很久会陆续听到有相识的人没能挺过那段最黑暗的日子。

解封的那一天，听说每一个进武汉的入口处，都被一直滞留在外地的车辆排队至多少公里以外。我比谁都清楚这些鄂A牌照的车在外地的那段时间经历过的一切。很多司机都难以自抑，以鸣笛致意，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