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道教作为中国传统宗教之一，以其独特的道教戒律和信仰体系，在古代社会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明代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民间信仰，道教与世俗生活的联系逐渐加深，道教在民众的意识形态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道教活动变成民众世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的影响更加深入和广泛。

明代道教信仰世俗化趋向日深，但其发展已经进入衰落阶段。由于道教自身理论没有更深入的发展而是走向权力化，并且随着皇室支持与宣扬的力度减弱，仅仅靠民间的力量，道教不免逐渐沦落末流，道教发展逐步走入了衰落时期。

一、明太祖时期的道教

明太祖对道教的双重政策

明太祖不仅尊崇道教，同时也对道教进行了管理和控制。明太祖对道教的尊崇，一是在于对正一道的崇尚，二是在于太祖将国家祭祀交由道士管理。在对道教的管理上，明太祖朱元璋不仅设立了从上及下的道教管理机构，而且他还对道士数量加强控制，同时对道士的行为规范进行了管理，对宫观的数量也进行了限制。

①、明太祖借助道教神化出身

历史上凡开国之君都需要依靠各种神话来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朱元璋在其争夺政权时就利用道教为其登基造势。朱元璋利用道教的神仙思想炮制了君权神授的舆论，称其祖坟有“天子气”。

而且，朱元璋争夺天下时还受过道士的帮助，《明史》确切记载的有功的道士就有周颠和张中。《明史·方伎》中记载，太祖朱元璋征伐陈友谅时，曾向周颠卜问战争的胜败，周颠仰天观气后回答此战必胜。

②、修建宫观与国家祭祀

明代崇道的皇帝对道教的尊崇还表现在热衷于修筑道教宫观，明道教宫观中供奉着一系列的道教神仙，这些神仙也有尊卑之别，等级高下。明代皇帝通过这种人为虚构的神仙世界和氛围，进而通过道教信仰来影响现实的百姓。

洪武十七年(1384年)，重建元代永寿宫，并改称赐名“朝天宫”，朝天宫成为国家管理道教的机构所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又加以重建，朝天宫仍由高道主持，由具体承担国家祭祀事务。

在开国之初洪武二年（1369年）时，张正常就主持祭天大典，可见朱元璋对祭祀的重视。之后张正常又在洪武十年（1377年）奉命与韩国公李善长一同祭祀嵩山，而且其座下众多弟子也同大臣同去祭祀五岳山川。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任用道士祭祀群望，可见明代众多国家祭典也交由道教负责。

③、明太祖对道教的管理

明太祖建立明王朝后，利用道教治国，并控制约束它，避免产生危害国家的弊端，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并代代传承下去，以达到他所认为的“功业垂于简册，声名流于后世，此即长生不死”的愿望。

鉴于元末道教发展较滥，道士堕落腐化，一些僧道“皆不循本俗，污教败行，为害甚大”。于是朱元璋建立一套管理道教的机构和制度。

明初百废待兴，众多重要礼仪制度急需规范之时，明太祖朱元璋不忘对道教有所规制，并且建立玄教院。可见其对道教的重视。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设立道录司，负责日常管理道士，建立道教度牒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对道教建立了周密的管理制度，扫清了道教对皇权的威胁和对国家的危害。一方面加强对道教力量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道教宣传教化及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二、明成祖对双重政策的执行和发展

明成祖即位以后，对道教也实行崇奉和管理并重之策。一方面继续对道教进行扶持，对在建文帝时被夺印诰的正一道首领张宇初仍然按旧例召见，并两度赐钱修龙虎山上清宫。

另一方面，明成祖朱棣根据实际情况对太祖制定的道教管理制度作了修正和增补，设立道教管理机构，进一步严格对道士的考试，规定全国道士数量，进一步完善了对道教的管理

①、道教与皇位的正统性

道教信仰中，真武是北方之神。明成祖朱棣在靖难开始时就不停地借助真武大帝宣扬自己的正义性。明代史家高岱《鸿猷录》卷七也有成祖起兵时神佑的记载，众人认定朱棣有真武大帝庇护，朱棣也借此收拢军心，走上靖难之路。

在三年靖难之战中，明成祖也常常用真武大帝相助来鼓舞士气。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中就记载北军空中有“真武”字样的大旗，而且交战中曾多次因北风突起使得南军不能识物，造成了南军的失败，加上多次在征战中朱棣坐骑中箭，他本人却无恙，朱棣借此大肆宣扬真武“阴佑”。

永乐四年（1406年）“降甘露”之后，明成祖朱棣下令道录司召集天下道士举行金篆斋法超度明太祖，“建坛于朝天宫、神乐观、洞神宫，蒇事七日夜”，并连续七天亲自参与。

②、重用道士

明成祖朱棣在靖难时，就开始任用道士。《菽园杂记》卷十一就记载成祖朱棣起兵就深受道士影响：“太宗初无入大统之意，琪相术有以启之”，当时“有颠士，语多不伦，然事或奇中，成祖独心异之，时召与言，多隐语赞成大事意”。

成祖朱棣登基后，依然宠信道士，不断赏赐封官。成祖经常召见道教首领张宇初并命他举行各种斋醮祭祀。之后又让张宇初的弟弟张宇清为“正一嗣教清虚冲素光祖演道真人”，可见成祖对道士的恩宠。

另一位受明成祖朱棣宠信的高道就是刘渊然。永乐初年，刘渊然迁左正一，因为进行金篆大斋时出现鸾鹤、醴泉、甘露等祥瑞，深受成祖器重。

③、修建宫观与斋醮兴起

明代大部分的道教宫观都是在明成祖时修建的。对于道教祖庭龙虎山，成祖多次对其进行修建。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就下令营造龙虎山上清宫。永乐十三年(1415年)敕建龙虎山真懿观，并筑堤防，造浮桥。永乐十四年(1416年），成祖再度赐钱修造龙虎山上清宫。

武当山宫观群是明成祖朱棣修建的明代最宏伟的道教宫观。成祖即位后极其崇奉真武大帝，为了供奉真武大帝，成祖在其起源地武当山大肆营建宫观。

与此同时，明成祖朱棣还在京城营建了许多道教宫观，如关公庙、天坛和天将庙等。关公庙建于永乐元年（1403年），天坛和故宫中的宫殿都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落成。

而且，成祖还屡次大兴斋醮。永乐五年（1407年），徐皇后去世后，成祖下令天师及众多道士为其祈福超度而大建斋醮成祖朱棣在位二十二年，斋醮活动达十六次之多，其中张宇初为其斋醮三次，张宇清为其斋醮十三次，主要内容有金箓大斋、玉箓大斋、陪祀天坛、延禧法箓及大斋、普度斋、保安醮等，并在永乐二十年（1422年）的金箓报恩延禧普度罗天大醮七昼夜，成祖对道教斋醮活动的热衷一览无遗。

④、敕编道经

明成祖朱棣推崇道教的表现还有一个就是编修道经。虽然明初道教备受恩宠，然而著之前流传下来的道书也多残缺不全，急待于整理，述方面对过去道书的诠释均多无新义。

永乐四年（1406年）夏，明成祖朱棣就下旨编修道经，而在永乐四年十月成祖又敕真人张宇初，命其编修道教书，早晚都可以进来编修，通类刊版，可见成祖急迫想要编修道经的心情。

成祖朱棣重视对现存道教书籍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补充编修道经，此举既可以显示其推崇道教，又能彰显其文治武功，稳固统治。

⑤、明成祖对道教的控制

明成祖即位后，继承了太祖朱元璋对道教的既崇又抑的双重政策。成祖朱棣在尊崇道教的同时，根据现实的需要，对太祖所定的道教管理制度，即控制道教的各项措施作了增补和修正，使其更加完备。首先，再次严格了度牒发放和道士出家的规定。

其次，进一步完善道教管理机构，在边远地区增设了道教管理机构。据《明实录》中记载，永乐十年（1412年）八月，成祖朱棣在威蛮州设立道正司，交趾之北、奉化、定州、建平、三江六府设立道纪司。

永乐十四年（1416年）五月，成祖又在慈廉等37县设道会司，交趾的归化等15州设道正司，建昌等府设道纪司。明成祖时期道教管理机构设置基本完备。

而且，明成祖朱棣对于皇室家庙大岳太和山也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其一，选用高道提点各宫观。永乐十年（1412年）二月，朱棣命孙碧云主持南岩宫任。

永乐十一年（1413年）八月，又命张宇清为五龙等宫选用道行高深的道士担任住持。道录司和张宇清先后举保高道二十三人主持武当山各观，这些道官多是戒行端严、谙熟经典和斋醮法事的著名道士，负责管理宫观事务和道众，并为皇室定期斋醮祈福。

其二，颁降圣旨，严饬道规。朱棣为了加强对武当道士的管理，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十月颁降圣旨，大岳太和山各宫观有的道士有不安心修道，惹是生非的，刻碑放在于五大宫内。有败坏祖风的道士，轻则逐出下山，重则治以重罪。

永乐十五年（1417年），成祖朱棣申不许没有度牒的道士居住在明武当山大宫观，只能去小宫观修行。

其三，选任藩臣提督全山。明成祖朱棣任命藩臣常驻武当山来对其进行直接控制，直接对皇室负责，地方长官不得私自干预

三、明仁宗、宣宗对双重政策的继承和贯彻

继成祖朱棣之后的仁宗和宣宗，基本沿袭了其制定的的既崇又抑的双重政策。这一时期，仁宣二宗尊崇高道刘渊然，还相继封道士沈道宁、周思得为高士，“盖道教之崇，仁宣二朝已然”。在抑道政策方面，明初所定管理约束道教诸制度，基本得到贯彻。

①、赐封真人及重用道士

明代之前，皇帝对道士的封赠，只是象征性的封号，且及于其自身。进入明代之后，皇帝对道士的封赠的受封对象不再仅仅限于自身，妻儿、父母、祖父母等都可以获得封赠。

仁宗在位仅有一年，但仍有多位道士受到重用。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仁宗刚即位就将赐刘渊然真人称号，并给二品印诰，与当世道教首领正一真人地位相当。宣德元年（1426 年），宣宗进一步封刘渊然为大真人，统领道教事务，并赐予刘渊然二品银章。

宣德初年，刘渊然正是被当朝统治者宠胜优厚之时，宣宗赐宝剑给刘渊然，并问他会把剑传给谁。刘渊然回答能够继承他的道法的只有邵以正，于是宣宗立即拟诏宣邵以正进京，以继承刘渊然的工作和职位。

②、热衷道事

明仁宗朱高炽虽然在位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他却相当热衷道事。考证《明仁宗实录》，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九月到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的七个月中，仁宗朱高炽竟先后七次在灵济宫进行道教斋醮，为先皇母后超度祈福。可见仁宗朱高炽对道教斋醮的热爱程度。

③、修建宫观

明代，朝天宫是国家宫观之一，承担的是国家祭祀大典，是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德观在诸多道观中担任了比较特殊的角色，专门为明代皇帝的祷祀服务。

宣德年间敕改天将庙为大德观，明宣宗朱瞻基又封萨真人为崇恩真君，王灵官为隆恩真君，二真君成为灵官法的象征。随着灵官法的风行，大德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明代杨震宗曾描绘大德观，称其金碧辉映，法相庄严，规模弘大，是京师的一处宏伟景观。

④仁宗与宣宗对道教的管理

仁宗在位仅一年，其道教政策基本承袭成祖时期的基本政策，宣宗务行宽和之政，但因坚持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故虽施行洪武、永乐时期基本政策时倾向于宽松，但度牒制度无大更张。

四、明英宗、代宗渐开只崇不抑之端

①、重用道士及大兴斋醮

英宗时遵循明初尊崇道教的政策，始终礼遇张懋丞及其后的张元吉，并赐张元吉大真人号。正统十一年(1446年)五月，英宗命张元吉管理天下道教事务，

并赐封为正一嗣教冲虚守素绍祖崇法真人，同时追赠其故父为正一嗣教崇玄养素寂静真人，封其母为慈惠静淑玄君。

②、修建宫观

正统初年，英宗朱祁镇重修北京洪恩灵济宫，并为徐知证和徐知谔加封号，比永乐时多了两个字，使得封号长达三十四个字。正统十二年（1447年）英宗修葺东岳庙，五月开工，八月间落成。完工后，明英宗朱祁镇亲自撰写《御制东岳庙碑》。

现今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太清观也是建于英宗时期，明人沈榜记载太清观是正统十二年时英宗朱祁镇为高道周思得营建。

周思得作为京师知名道士，曾主管道录司并任朝天宫住持。正统年间周思得又主持修建了北京太清观。另外，通妙真人邵以正于景泰七年（1456年）在北京白云观新建三殿。

③敕编道藏

史料记载明成祖朱棣时期编纂的《道藏》一共有五千一百三十四卷，计四百六十四函。而据明人许彬记载，正统十二年大量颁行天下道观的《道藏》有五千三百五卷，计四百八十函。

正统十二年颁行的《正统道藏》要比永乐二十年编修的《道藏》多出一百七十一卷，十六函。由此可见英宗朱祁镇遵从成祖编纂《道藏》的志向，对永乐二十年已编好的道藏经重新订正，增加其所没有的内容，这也正是正统九年英宗敕诏邵以正的主要工作。

④道教管理的破坏

自明英宗时起，度牒发放的数量开始急剧增加，私自簪剃的情形十分普遍。而且正统时期，皇室颇事寺院兴建，度牒制度开始受到严重挑战。英宗朱祁镇即位之初，曾下诏禁僧道私自簪剃及妄言惑众。

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到正统二年十月给予道士度牒的情形极为普遍，且数量增加极快。

到了正统五年六月，行在礼部在奏议中提到说天下的道士已经大概有三万七千多名了，英宗朱祁镇自己也承认之前给予僧道度牒过多。在正统十一年(1446年)五月，一次就给龙虎山发放了259个人的度牒。

相比明前期每三年仅仅发放百数度牒，英宗动辄就有上万的规模，而且度牒颁发时间和次数也完全出于皇帝的意愿。

景泰六年（1455年）六月，巡按河南监察御史程亨在此请求严肃度牒发放，这次大概因言之者多，得命礼部移文天下，重申度牒制度并寺观额数等规定。但已经无济于事，道教管理制度开始被破坏。

五、明代后妃与道教的关系

明代后妃在崇奉道教之时，最常见的道教活动就是宫中修道和修建道观。修道一般是后妃的个人行为，而后妃们在捐修道观时，往往会借助皇帝的支持帮助，大多数时候皇帝会在捐修的道观周边赐予土地来供养道观和道士。

宣宗胡皇后是明代首位被废的皇后，也是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位信仰道教的明代后妃。胡皇后被废就退居长安宫，胡皇后久居冷宫，信仰道教成为胡皇后的精神支柱和内心出路。

胡氏之后，拥有道号的后妃仅见于世宗生母及孝烈皇后，皆为世宗追封。胡皇后一生都在宫中与道教相伴，“遗荣慕道，益尚清虚，优游有年，以至令终” 。一生信道，最终得到善终。

世宗方皇后是世宗的第三位皇后，因世宗崇信道教，所以方氏极其尊崇道教。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宫变之后，方皇后还亲自前往东岳庙为世宗大醮三昼夜。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宫中失火夺去了方皇后的生命，由此也终止了她宫中的修道岁月。方皇后十四年的宫中生活是在道教的精神信仰中度过的，世宗之后也为方皇后追加“九天金阙玉堂辅圣天后掌仙妙化元君”的道号。

信仰道教的后妃们还有很多，从一些文章记载可见， 后妃们对这次道教活动主要是提供了金钱上和政治影响上的极大的支持。

综上所述，明代皇室对道教始终采取了尊崇政策，极大加速了道教在明代社会发展，使其达到道教史上的又一兴盛时期。

从明太祖到明宣宗时期，皇帝对道教是既推崇又限制，道教更多的是满足皇帝巩固国家统治的需要，起到“益人伦，厚风俗”的作用，多是对道教的功利性利用，道教依附并服务于皇权，国家对道教的管理和控制比较严格。

从明代皇室与道教关系中可以汲取以下几点经验教训。一是，皇帝崇奉道教导致政务荒废，玩物丧志，对国家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也使得道教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舆论视为了一种十分消极的文化存在。

二是，道教自身发展有其局限性，应与时代相适应，与时俱进。道教讲究养生，追求长生，所以道教更多是诸如皇室等统治阶级所崇奉的，广大百姓更关心的还是自身的温饱。而且明代道教教义都是承袭前代，自身没有创新，且道教崇奉无为和清净，传教动力不足。一旦没有当权者崇奉，道教就会走向沉寂。

三是，道教文化要积极向外传播。明代是外来宗教得到大发展的一个时期，佛教在全国各地、社会各个阶层稳步扩大影响，伊斯兰教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发展，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发展迅速。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来华，天主教开始传播，吸引了众多士大夫和部分民众的信仰。国家应积极引导道教发挥其继承文化以及向外传播中华文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