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改革有哪些优缺点?对明朝产生了哪些影响?

张居正杂糅各家学派之所长，精通儒家伦理思想的同时又兼顾法家伦理思想，打通了儒家与法家伦理思想的理论界限，以经世致用为原则，形成了一整套极具张居正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

张居正伦理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这之中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张居正从社会实际问题出发，深入分析了问题的根源所在，融合儒家法家伦理思想，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大力进行改革，解决了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张居正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了其伦理思想完整的体系。与其他人相比，张居正伦理思想更多的与社会实际紧密相连，因此他的伦理思想更为丰富、深刻和全面，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张居正伦理思想的历史影响

张居正伦理思想，既有儒家仁学的思想，又有着法家法治的观念，作为明代伦理思想新的发展形态，为后世伦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而且张居正伦理思想中所建构社会治理模式，也成为后世社会治理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张居正伦理思想意义重大，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

张居正伦理思想对晚明学术发展的影响

儒家思想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亦是晚明社会的主流学术思想，它作为一种“入世哲学”，实实在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曾指出：“儒学生命力不仅在于有高度自觉的道德理性，而且更在于它有能面向现实、改造环境的外在性格。”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经过历史的不断发展，至今能够一直保有旺盛的生命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有着显著的实用价值，李泽厚先生的这句话也恰好说明了这点。

虽然儒学有着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保守性特性，但儒学能够不断发展并传承至今的关键就在于其开放的态度与胸襟。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作为入世哲学的代表，儒学始终保有着经世的精神，积极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体现出安邦治国、济世救民本质。

明朝风雨飘摇的现状，让张居正明白救国乃是当务之急。张居正认为学问应该扫无用之功，追求实效，所以他以“经世致用”为原则，对无益于解决明朝实际问题的，以“心学”为代表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强烈打击。

所以心学强调道德才是根本，道德的提升才会让人自觉地端正自己的行为，以犯罪为可耻，从而不想去犯罪。心学的德治思想在国泰民安，社会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固然是最理想的社会治理方法，这种以德服人的思想，真正让人心悦诚服。

在此基础上施行仁政，推行王道之治，以道德教化民众，最终得民心、得天下。德治思想重视道德在国家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对道德的社会功能给予高度的评价，所以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都有着德治主义的传统。

张居正对心学重德治的主张表示认同，而且他也不是完全推翻了心学的理论，这点从他自己对于万历皇帝的道德教育之中以及他本人的人格修养中，都能看出他对道德的推崇。

但是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早已是礼崩乐坏，人的道德羞耻感和荣辱心越来越淡薄。张居正不是没有尝试过德治，他曾经分别在嘉靖、隆庆时期奋不顾身的上疏《论时政疏》与《陈六事疏》，企图用道德唤醒当朝皇帝的励精图治及满朝文武百官的履职尽责，但都无功而返。

张居正逐渐明白在这样一个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的年代，社会真正需要的是大变革，以及建立一个“天下为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单纯的道德教化已经不足以解决全部社会问题，还需要有法家法治思想作用其中，德法并举，才能真正起到改变社会积弊的作用。

因此心学提倡的用道德教养来取代法律和刑法的作用的观点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根本无法实现。而且心学思想内涵逐渐被歪曲，成为了学者之间无聊的辩论，最后甚至讲学活动都被一些为满足自己私欲的学者和官员利用，他们参与其中，致使讲学活动的参与者鱼龙混杂，对当时的学风政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

并非建立在科学世界观的心学，主张的是主观唯心主义，这显然解决不了明朝现实的问题。日益衰落的明朝迫切需要的是治国经邦之术，所以只有那些能够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才是真正有用的思想。

在《答总宪凌洋山言边地种树设险》中说道：“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意在强调实干兴邦的现实意义。在张居正看来，衡量辅臣贤否的标准就是能否为皇帝分担解忧，能否为尽心辅佐皇帝治理国家。

作为辅臣的自己，责无旁贷的应在皇帝治理江山社稷的过程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正是张居正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体现。

张居正的学术思想以“经世致用，利国益民”为指导，为了营造更加务实的学术氛围，张居正提出“务实得于己，知事理之如一”的观点。张居正把虚与实看作是一对辩证的关系，心体的本来状态是“虚寂”的，但是体用不相离，体与用在逻辑上是分开的，但实际上却又是互相包含的，因此虚与实必须有机的结合起来。

张居正将理学与实学思想结合起来作为了自己德行修养的理论来源，这种务实的思想可以引导其驾驭全局，作出决策。这种从政事实践角度进行心性修养的活动，使他确实提高了德行修养，也形成了他杂糅各家学术之所长的广阔胸襟。以此作为基础，他认为学术应该从属于政事，应对“虚无缥缈”的学术现状进行改革。

张居正与当时的理学家们交往密切，并与那些能够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理学家们相互切磋，探讨学术。对于何为理学正宗，何为理学末流，张居正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

张居正所论述的“直认本真”思想，“以自己的虚灵静寂的心体为天下之大本。这一点来看，他与当时的理学是相通的。”但张居正“反对以虚见为默证”，特别强调结合实际并身体力行，这又和理学有着截然的不同，可以看出张居正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理学思想，所以他说：“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

张居正十分反对聚党空谈，他认为士人学习经书首先是要用于修身，求得更好的充实自己，修养自己，立志做一个君子儒。孔子当年教育学生只在躬行，而不在议论，不是将精力浪费在华而不实的空谈之上，言之更要行之，要努力寻找治国安民，探究经邦济世的方法。

如果大家都把精力放在与人空谈甚至争论不休之上，就没有精力专注于真正的学问，这不仅会影响自己学识的增长，还会更加妨碍自己个人道德的升华。那些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空谈之辈，往往只是腹中无真才实学之辈。

真正具有真才实学之人，也是德行高尚之人，他们是不会四处夸耀，辞采自炫的。因此学习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其中，其目的是既要掌握“经术”理论知识,又要掌握解决社会纷乱事务的能力。

为了统一思想，让学术更好的服务于政事，张居正对以心学为代表的学术思想进行的一系列高压政策，包括禁止民间讲学、控制言论、禁毁书院等。“他在禁毁书院的同时,下令征收书院的学田,使其失去经济基础,也使那些借讲学为名、科敛民财者失去敛财的资本。

事实上,当时禁毁书院不仅对统一思想有一定作用,而且,由于学田收归国有,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对那些不愿意改变观念的心学学者进行打击，虽然起到了经世致用的实际效果，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摧毁了思想界的生机。”

但同时要为张居正正名的是，“张居正禁讲学是针对王学末流之弊而发的。从学术立场上说,实质是对王学的修正。”同时张居正更多的是反对私人的讲学之风，所以张居正下令毁掉的书院大多也都是私人所建，只不过一些地方官员在执行的时候，矫枉过正，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总体来说，张居正务实的学术思想，止住了晚明时期那股不切实际的“空谈”之风，使学术思想回归到正轨上来，促进了晚明学术的发展。

张居正伦理思想对晚明官场及社会的影响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伦理思想中最高的道德标准，同时也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之中最高的道德标准。把国家的兴衰治乱作为自己的责任，以此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和自我塑造，体现了广大官员对人生积极进取的态度。

张居正深得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从解决明朝实际问题出发，以经世致用为原则，努力追求儒家最高道德标准。人生应该务实，追求的应该是经世致用的实际效果，所以他通过打击以心学为代表的学术思想改变了当时官场之中空谈阔论，脱离实际的不良风气。

在此基础之上，张居正重新将“立德”作为了为官所要遵循的基本要求，大力整顿官场日益严重的道德缺失现象，强调了道德对于为官的重要作用。张居正将万历皇帝作为加强官场道德修养的起点，不断强化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勉励皇帝以礼修身，积极践行仁道，通过不懈的道德修养，引导官场良好的道德氛围。

而广大官员们更是要以德修身，不断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约束，以优良的道德情操承载经邦济世的责任。张居正以德为先的伦理思想对晚明官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营造良好的官场氛围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更进一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张居正又将目光聚焦到社会风气之上，对一直以来以崇拜“鬼神观”为代表的社会风气进行彻底地批判。张居正认为鬼神观作为一种传统道德思想长期存在于人的脑海之中，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给人极大的思想禁锢。

这种不良的思想，尤其对晚明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如果将鬼神观这种虚幻之物作为道德一般的存在，无疑会对人生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要是沉迷其中，势必会造成道德败坏。

张居正对鬼神观的重新认识推进了社会对于鬼神观的认识，为树立晚明优良社会风气创造了条件。在此之前，儒家对鬼神观念的态度并不坚定，再加上民众早已将鬼神作为了终极信仰，形成了一种道德自律，对鬼神有着天然的敬畏。

鬼神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在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面前，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从一开始便选择了鬼神信仰，而后鬼神观逐渐深深地植入了浓厚久远的风土习俗，成为了一种惩恶扬善的道德意识。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说，早在夏、商和西周三代以前的前封建社会之中，人们确实虔敬鬼神，重视祭祀的传统，对此孔子也称赞有加。表达了孔子对虔敬鬼神，重视祭祀的赞叹。

但儒家学者毕竟是追求世间实用之学的门派，他们热衷于建立一种以道德为中心的政事思想体系，兼为统治者巩固俗世的统治秩序在总体上进行出谋划策。所以孔子又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

以此来告诫人们尊敬鬼神但是却要远离他，这才是智慧。孔子又进一步指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见孔子希望人们能够把侍奉君父放在首位，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能尽孝，而对待鬼神就不用多提了。

这清晰的表明了孔子在对待鬼神问题上的态度，可以看出孔子不信鬼神，他不希望大家把注意力过多的放在鬼神之事上。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张居正非常认同孔子的观点，他也认为：“果能尽所以有生之理，则全归者可以无愧。”看来张居正本人也赞同为生者多多尽孝，而不必过多理会鬼神。

张居正心中本没有鬼神观念，他本人也竭力反对鬼神观。张居正所在的年代，由于嘉靖皇帝终日不理朝政，只痴迷修炼仙术，祈求获得长生不老之术，每年不断修设斋醮，造成巨大的浪费，由此引发了以严嵩为代表的奸臣当权，国家生灵涂炭，明王朝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正是由于嘉靖皇帝痴迷于鬼神观念之中，导致他荒淫无度，国家危在旦夕。可见所谓的信奉鬼神，追求修行之道，并没有起到提升道德水平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最终道德败坏，遭受世人唾弃。

这些鬼神观的弊端张居正早就看在了眼里。那时的嘉靖皇帝沉迷于求仙祷告，将国家取得的一丝祥瑞全部归结于自己祷告的结果，因此也越发沉醉其中。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嘉靖祷告求雪后适逢降雪，朝廷内外无不称颂。

时任首辅的严嵩特请张居正写谢疏《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也许在严嵩眼里，张居正也只不过是一个应酬实事的儒生，于是便吩咐他写一些诸如《贺瑞雪表》、《贺冬至表》、《贺元旦表》等不痛不痒的锦绣文章。

这些文章充满了阿谀奉承的媚态，频繁献媚的张居正似乎全然没有了入朝之初的傲骨之风，这也成为了他政事生涯的不光彩一面。但这是时局的动荡让张居正不得不选择的隐忍，比起抬棺死谏的海瑞，张居正自然要幸运得多。

有了前车之鉴，张居正从险恶官场中学到了为官之道。“兹盖圣德潜孚，无高而不格，故天心顺应，有感而必通者。”这首代老师徐阶所写的贺表充满着只能将凌云壮志暂时深埋于心的无奈。

所以徐阶很看中张居正，欣赏张居正的抱负和才华，对张居正的隐忍没有怪罪，反而刻意保护他不要在险恶的官场弑羽折翅。所以白鹿出现加之嘉靖生日即将到来之际，张居正写出“如川至，如日升，如天地长久，万方拱辰极之尊；来凤仪，来献舞，来龙负龟呈，亿载巩山河之固。”

这也算是对长年祷告以求长生不死但事实却体衰多病的嘉靖的一种安慰。这类迎合嘉靖长生思想，阿谀奉承的文章还有很多，但张居正内心的坚定却从未改变。

嘉靖末年时期，当时有许多大雁狙击北京邸舍，有人认为是祥瑞出现便大加赞赏，但张居正却表现的异常冷静，他认为：“兹其所为丕休也。若乃眩异测应，以几宠援而惟凑况，不亦恶乎？岂其然哉！”在他看来虽然这种吉祥的事情可以引起人们对好兆头的期盼，但一定要适可而止，切莫以此作为争夺宠爱的政事手段。

由此可以看出张居正并不认为这是上天的某种暗示，只是某种巧合罢了。所以人们应该唯义是循，如同孔子一生追求“仁”一般，不必纠结那些福祸旦夕，因为这些自有上天的安排，“命之所在，虽圣人有所不能违；义之所在，虽造物者有所不可夺。”

张居正的这番观点乃官场中的一道清流，说明即使是在浑浊不堪的官场，他仍然能够保持本性，没有被那些玄而又玄甚至祸国殃民的思想所侵蚀，并能保持冷静地头脑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经世之学上，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