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面阎罗-毛人凤：（4）在武汉行营

宦海沉浮，总是免不了升升贬贬，起起伏伏，而在国民党官场上，钻营和进退，并不全然和个人的能力与抱负联系在一起，更多的是关联着个人的裙带关系，以及厚黑经验。

这一封建社会千年以来，岿然不变的潜规则，也是普罗大众命运痛苦的根源。

1935年初夏，毛人凤接到调令，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任股长，佩少校军衔。

这枚金光闪闪的少校军衔，让他激动不已，想当初，在小地方熬了五六年，却远远比不过这几个月带给他的荣耀之大。

他的心中，立刻腾腾燃起宏伟的希望，他浮想联翩，仿佛看到，蒋介石正亲切地同他对面交谈，甚至把他视为最信任的亲信……

武汉行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作为中南一个较大的城市，武汉三镇的夏天，闷热难耐，树干上的知了反复地聒噪着，更让人心里烦闷。

在这个炎炎的火炉里，大多数人想的都是寻一片清凉的树荫，吃几片冰凉的井水镇过的西瓜，躺在躺椅上，摇着蒲扇，一动不动地熬过最热的季节。

但是，对于毛人凤说，他内心的狂热比户外的烈日更盛，他默默忍耐压力，积蓄着自己的政治资本。

国民党复兴社在各地的分社，与复兴社特务处在各地的分站，全都是分灶埋锅的，而且，明里暗里的关系也不一样。

明里看，分社书记长的名头和级别要比特务站长高，其实暗地里，书记长的一举一动，都要受特务站的监督，而特务站的事情，他却不能过问，有时，甚至连特务站机关设在哪里，都不知道。

这是因为，特务活动在工作性质上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和隐秘性，即使是在南京复兴社总部，复兴社的其他部门和特务处也是分开的。

所以，复兴社特务处单独偏居在鸡鹅巷53号时，是有它独特的需要和考虑。

而毛人凤前往的武汉行营，也是相同模式的配置，武汉行营跟“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是一套人马挂两块牌子。

张学良 图片来自网络

表面上看，“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兼行营主任，而毛人凤所在的第三科，同时也挂着军事委员会调统局第二处武汉站的牌子。

实际上，他们却对特务处武汉站的站长周伟龙负责，他的直接领导是担任三科科长的陈郡年。

周伟龙过去是唐生智的手下，被戴笠直接策反过来，成为了特务处的一员猛将。

他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宁汉分裂时，他在唐生智部下当宪兵营营长，当戴笠还是在跑单干的时候，曾潜入唐生智的队伍，想要离间官兵，没想到，很快就被察觉，通缉他的头像也挂满大街小巷。

戴笠没有束手就擒，而是“自投罗网”，主动找到周伟龙，用黄埔手足、师生之谊劝说他“弃暗投明”，结果，周伟龙丢下宪兵营长的官帽，随戴笠一起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

从此，戴笠和周伟龙结下了深厚的交情，而周伟龙也就成了戴笠最早成立的“十人团”中的成员之一。

毛人凤知道周伟龙的底细，周伟龙也从戴笠那里，知道了毛人凤和戴笠之间的交情。于是，毛人凤刚到，周伟龙便替他举行了一个接风的酒宴，同他抵足密谈。

周伟龙见毛人凤总是微微笑着不多话，便主动谈起，当初戴笠潜入唐生智所部，第一次自己谈话的情况：

“那一次，戴先生乔装闯入我的书房，对我说了一番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他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先总统孙先生领导辛亥革命依赖，群雄并起，军阀林立，国无宁日。民心所向皆是天下统一。

蒋校长继承孙先生遗志，决心铲除列强，统一中国，顺乎天理人情民心，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你我都是校长门生，本就应该团结起来，助校长完成大业。不能形如散沙，心似乱箭，找不到归属的方向啊。’

这些年来，我一直铭记着为校长办事，为戴先生办事，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毛人凤说：“周站长是武汉站的实际负责人，我也对周站长向来十分敬佩。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勤勤恳恳地做出一些成绩，不让周站长和戴处长失望。”

周伟龙呵呵一笑说：“现在，像毛先生这样谦虚的人不多见了。

其实，我除了对张学良那几个大官略有敬畏之外，其他一般人我并不放在眼里，更不可能亲自为新来的一个股长接风。

只是因为戴先生让我要好好提拔你，我才想看看，戴先生器重的是什么样的人物，今日一见，果然戴先生眼力不俗。

只有毛先生这样隐而不发，内藏不露的人，才是真正的池中龙凤，一有机会必然会一飞冲天。”

毛人凤连谦让道：“周站长过奖了，您叫我齐五就可以了，我初来乍到，本地很多规矩都不知道，请周站长还请指点一二。”

周伟龙说：“在武汉这里，吃特务饭的同行们远不止我们军统一家，我们第三科自然隶属于军统，第二科里有张学良把持的情报机构。

此外，还有政训处，是蒋委员长直接安插的耳目，因此，工作不好做呀。齐五兄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被卷入无谓的斗争中。”

毛人凤点点头，心底不由得窃喜，他深知越是乱世，越能够从中浑水摸鱼，得到更大的好处。

一开始工作，毛人凤就发觉各个部门的不合，办公厅中各科室的人各事其主，互不沟通。平时言语中间也是互相刻薄，甚至上升到用武力解决，常常闹得拉破脸皮，形同陌路。

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的人，仗着有戴笠撑腰，更是气势蛮横，恶毒悍狠，得罪了不少人。

而政训处的正、副处长的贺衷寒和袁守谦，仗着黄埔一期生的牌子，并不把戴笠的手下放在眼里。

黄埔一期生 贺衷寒 图片来自网络

况且，他们更因为特务处处长的位子被戴笠夺去，跟他势不两立，毛人凤感觉到这种状况，不想使自己在里头变成牺牲品，所以便处处忍让。

政训处的人原本就绷着劲儿想跟第三科斗，但是，他们却发现自己怒气冲冲的拳头，总是砸在软绵绵的海绵上，使不上劲。

他们每次对第三科第一股的人冷嘲热讽时，对方都笑眯眯地听完，恭敬客气地低头称是，绝不还嘴。

如果克扣了第一股的文件或福利，第一股的来人，也都是态度温良恭顺地来讨要，有时不重要的东西，干脆拱手送给他们。

此外，之前各科室的人都是各自为政的，重要情报都相互隐瞒。但是现在，第一股的人却时常主动找政训处合作，文件共享，推崇“合作”。

这一来，让政训处怒气冲天的仇恨慢慢也平息下来了，他们打听到，原来是第一股换了毛人凤这个股长，不由得也都称赞起他的修养来。

可是，第一股的科员有时也会感到不平，为什么政训处对自己像大爷一样呼来喝去的，自己还要装小忍让？明明在地位上是平级的，何必要自己做奴才，让对方做老爷？

毛人凤就劝导他们说：

“诸位也都是自幼受儒学熏陶的人，大丈夫之气还是有的，孟子说：‘侍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吾何畏彼哉！’

可见，只要内里的主心骨坚决不倒，面上的聪明就不能外露，要韬光养晦，你敬人一尺，人就让你一丈。

既然咱们都是为党国效劳，还非要弄个鱼死网破吗？我们应当有儒将的风范，要有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包藏宇宙，吞吐天地之志。怎能这般小家子气呢？”

听到这样的话，原本埋怨毛人凤的情绪也散去许多，第一股的人对他也是更加尊敬，工作更加努力。

不过，毛人凤此时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打入第二科，他一番思考之后，他决定使出他的“忍”功，收买人心。

武汉行营第二科的科长叫陈昶新，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到日本的炮兵学校镀过“金”。

在武汉行营中流行一种说法：三科的陈郡年是蒋委员长的“耳朵”，二科陈昶新是张学良的“耳朵”，但是，这两只“耳朵”总是老是打架。

陈郡年一个上举“中央”的牌照，下靠周伟龙撑腰，总想把陈昶新比下去，而陈昶新自恃是张学良的得意门生，因为张曾任东北讲武堂监督），况且还是奉将门第，其兄陈再新是张作霖手下的猛将，一直把陈郡年看作后生小辈，根本不正眼瞧一下。

但是，毛人凤来到后，情形就不同了，他见到佩戴上校领章的陈昶新，不管对方如何面带严霜，总是毕恭毕敬地行礼，表现了十二分的尊重。

时间一长，冰消雪融，如此换来了好态度，随后有了合作的可能，毛人凤常拿一些自己搞来的，诸如东北军内部军官吃空额、卖给养、盗军需、搞腐化之类的情报，通给陈昶新，表示自己对东北军“不见外”。

看着毛人凤么讲义气，陈昶新也认为来而不往非礼也，就也回赠一些对军统有利的情报，诸如贺衷寒派到部队里的“政训员”有拉帮结伙、吞黑吃白之类的非法勾当，湖北保警的内部腐化，暗通土匪的情况等等。

而三科科长陈郡年是直接受周伟龙领导，其他人对他都爱理不理的，但毛人凤却对他很是恭敬。

他进办公室，其他人照样喝茶聊天，毛人凤则立即立正起身，恭听吩咐，陈郡年吩咐让大家去办事，也只有毛人凤马上行动。

很快，就有人开始传说毛人凤是个天生的奴才，没有本事，对谁都唯唯诺诺，慢慢的也有些科员大着胆子指使毛人凤做这做那。

对这一点，毛人凤总是安之若素，绝不辩解，更不回击，因为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忍”是自己的看家本领，心字头上一把刀，只要忍住了，时间不负苦心人，水滴石穿，再蛮横的性子也爆不出火星。

不过，的确如此，许多人就是因为这一点，最终对他产生了好感。

毛人凤的一番苦心经营，不仅使他的情报源扩大了，耳目灵通了，也使得军统多争取到了一个盟友，戴笠在收到毛人凤的报告之后，十分喜悦。

戴笠本人甚至不惜降尊纡贵，亲自出面跟陈昶新拉交情，其直接结果，就是拉拢了两个情报部门之间的亲密关系，而间接结果，却是抬高了毛人凤在三科的地位。

一段时间下来，三科的同僚们都惊异地发现，毛人凤不但挨训最少，而且，看上去畏怯恭顺的他，却把左邻右舍，特别是特务同行们身上的戗刺都抚平了。

而戴笠更是专门下达了秘密的指令，夸赞他的“广结朋友，为我所用”的方针，要求其他人向他学习。

这一来，当初那些指使毛人凤的科员知道了毛人凤和戴笠的关系，都不敢对他气宇轩昂？一个个争着讨好他，拍他马屁，使他俨然成为了戴笠“替身”。

然而，就在其他人刮目相看之下，毛人凤却依然是埋头工作，他的勤奋更加突出，几乎整天足不出户，不言不笑，不管有事没事，总是默默地守在办公桌旁。

别人抽烟他不抽，别人喝茶他不喝，别人吹牛皮侃大山他也总是一言不发，笑眯眯地参与，同僚经常成群结伙地出去撮一顿，毛人凤却极少参与，有去也是不聊天，抢着付账后，便回家。

毛人凤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听说戴笠在鸡鹅巷53号工作时，也是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

据说，戴笠能熬得三天三夜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只睡两个小时，有的时候吃烧饼油条，喝白开水，一天两顿，就可过一天，不过，戴笠不休息，也让手下的特务们跟他一起加班。

现在在武汉行营，毛人凤却不这样做，他默默地工作，用自己的行动感化别人。

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除了秘书、庶务等股室外，真正从事主业的，只有三个股室，它们各有分工。

第三股专管“匪情”，负责搜集共产党和红军的情报；第二股专管“行动”，主要以缉捕、暗杀、行凶为主；

而由毛人凤当股长的第一股，专管“防奸”，讲得透彻些，也就是替蒋委员长侦伺国民党内的各种异己力量的动态，重点在军队方面。

相比之下，“防奸”一项，更是特殊中的特殊，秘密中的秘密，没有深藏不露的城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机灵，肯定干不好。

而干这顶工作，最最难的，就是甄别情报的用处，能够根据亲疏远近的尺度，恰如其分地递送，否则，不要说干不长，丢乌纱帽、掉脑袋都有可能。

不过，毛人凤谨慎小心、勤勉精细的工作作风，以及圆转恭顺的处世方式，也都给他带来莫大的好处，但最管用的，也是别人难以企及的本领，就是准确地把握情报的价值，处理时，能做到心明如镜、合丝合扣。

其要点归结起来两句话：首先是当戴笠的“耳目”，其次再是别人的“耳目”。

因此，每有情报，无关痛痒的，他就装进档案袋，按照正常的程序，通过陈郡年——周伟龙——戴笠的路线，往上传递。如果是有“特殊”价值的，毛人凤就藏在肚子里，等到戴笠来武汉时，单独汇报。

比如，类似贺衷寒手下那些“政训员”的非法勾当，以及由周伟龙控制的湖北保警系统，敲诈勒索，暗通土匪、贪污受贿的卑劣行径，他也都直接向戴笠汇报，从而使戴笠在与同行的争斗中，有了震慑对手的“秘密武器”。

这在戴笠刚刚起步，羽翼尚不丰满，却又踌躇满志的时候，是万万不可或缺的，也因为此，戴笠更加认为毛人凤是自己离不开的帮手。

于是，紧接着，戴笠又把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毛人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