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汪精卫强词夺理「举一个例」为乞降作辩解

一击失误，伤及曾仲鸣而汪得以幸免。汪不甘缄默，遂又为了一篇以「举一个例」为题的辩词，倒咬一口说：「主和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

这篇东西为的实在不高明，强词夺理之处太多，可以蒙哄少数的人，却很难博取大众的信服与同情。

此文于三月二十七日拟就，也就是「河内事件」后的六天，迨至四月九日始公开发表。兹觅得「举一个例」原文一份，先请读者一阅，然后还有相关的文献提供参考。其文如后：

《举一个例》

曾仲鸣先生弥留的时候，有郑重而简单的两句话：「国事有汪先生，家专有吾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曾先生对于国事的主张，与我相同，因为主张相同，所以此次不免于死。曾先生之死，为国而死，为对于国事的主张而死。他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

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他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经应该更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何况这主张的实现，是国家民族生存所系。

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于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人的主张吗？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且举一个例吧！

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

时 间：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

地 址：汉口中央银行

出 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

列 席：陈果夫 陈布雷 徐堪 徐谟 翁文灏 邵力子 陈立夫 董显光

主 席：汪副主席

秘书长：张群

秘书主任：曾仲鸣

徐次长（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二十八号，接得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祥熙），二十九号上午又见王部长（宠惠），据称：「彼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欲结束现在局势，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中国当局。

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

（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都属于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政权之意。至于目前正在谈判中之矿产开发，仍继续办理；（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于如何扩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权仍旧；

（四）对于排日问题，此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表示之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

（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

（六）关税改善问题；

（七）中国要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

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谓陶大使前往一谈。

本人乃于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好几次的机会可以讲和，但终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

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级将领一商。下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祝同）、白健生（崇禧）、唐孟潇（生智）、徐次展（永昌）。

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德大使来京之任务，本人报告后，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它别的附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

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委员长又问：次宸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流，唐亦称赞同各人意见。蒋委员长遂表示：「叫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华北政权要保存」。

下午五时，德大使见蒋委员长，本人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对蒋委员长所说，与在汉口对孔院长、王部长所说的相同。但加一句，谓现在不答应，战事再进行下去，将来之条件恐非如此。

蒋委员长表示：（一）对日不敢相信，日本对条件，说话可以不算数，但对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调停，因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调停之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

但尚有两点，须请陶大使报告德国政府：（一）关于我国与日谈判中，德国要始终为调停者。就是说：德国须任调停人到底。（二）华北行政主权，须维持到底。在此范围内，可以将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惟日本不可自视为战胜国，以为此条件乃是哀的美敦书。德大使乃问可否加一句。蒋委员长说可以。德大使说：「在谈判中，中国政府宜采取忍让态度」。蒋委员长谓：「两方是一样的」。蒋委员长又谓：「在战事如此紧急中，无法调停。进行谈判。希望德国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战。

陶大使称：「蒋委员长所提两点，可以代为转达。如德国愿居中调停，而日本亦愿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两方先行停战」。蒋委员长说：「如日本自视为战胜国，并先作宣传，以为中国已承认各项条件，则不能再谈判下去」。在归途中，陶大使表示，为以此次之谈话，有希望。返京时，陶大使并对蒋委员长说：「此项条件，并非哀的美敦书」。陶大使在船中，即去电东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复。此后发展如何，尚不可知。

此外还有证据没有呢？何止千百！但其性质尚未过去，为国家利害计，有严守秘密之必要。而德大使调停之事，则已成过去，故不妨举出来作一个例。

于此，便会发生以下三个疑问：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幭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

对于以上三个疑问，我不欲答复。但对于和战大计，却不能不再为国民一言。有人说道：「既已主战；则不应又主和」。此话不通！国家之目的，在于生存独立，和战不过是达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战时则战，到可以和时，则对和之可不可视其条件而定。

条件而妨国家之生存独立，则不可和；条件而不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可以和。「却此尚不算亡国条件」，言犹在耳，试问主和有何不可？有人说道：「中国因抗战而得到统一，如果主和，则统一之局，又归于分裂」，这话我绝对反对。从古到今，对国家负责任的人，只应该为攘外而安内；绝不应该为安内而攘外。

对外战争是何等事，如以之为对内统一之手段口中国是求国家生存独立，而抗战不是求对内统一而抗战。以抗战为对内统一之手段，我绝对反对！何况今日之事，主和不妨害统一，而不主和也不会不分裂。

有人说道：「国际并不盼望我们和」。我以为和与战是国家民族生存所系，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立于主动的地位，运用外交以求国际形势有利于我，决不应该俯仰随人。何况现时除第三国际外，并没有其它国家反对我们和。

如上所述，已经明了。还有郑重声明的，甲午战败之后，有屈辱的讲和，庚子战败之后，有屈辱的讲和，这是说起来就难过的，我不愿这一次的讲和是如此。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有屈辱的讲和，直到大战，然后吐气。大战之后，德国有屈辱的讲和，直至今日而后吐气，这是说起来就得意的，我也不愿意这一次的讲和是如此。

因为这样的循环报复，无有已时，决非长治久安之道。我所诚心诚意以求的，是东亚百年大计。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两国于和平，只要相与努力，必能奠定东亚长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这种看法，两国人都有怀疑的；然而也都有确信的，尤其二十个月的苦战，日本的消耗，不为不大；中国的牺牲，不为不重。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一条路；共同生存、共同发展有一条路，明明白白摆在面前。两国有志之士，难道怵于一时之祸福，毁巷而徘徊瞻顾，不敢毅然有所取舍吗？我希望大家本着独立不屈不挠的精神干去！和平建国之第一做牺牲者——曾仲鸣先生，已将自己的血，照耀看我们这共同生存共同发达之大路而前进！

末了，我还有几句话：当二月中旬，重庆曾派中央委员某君，来给我护照，俾我出国。我托他转数几句话。

其一，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然当此危难之时，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所以愿意离国，只是表明要主张得蒙采纳，个人不成问题。

其二，闻得国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国际调停，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国际调停与直接交涉同时并行。

如此，则我以在野之身，从旁协助，亦不为无补。其三，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不下决心，任这局面便下去，我虽离国，也会回来。以上几句话，定然是构成三月二十一日事变之原因。所可惜者，曾仲鸣先生比我年青，即贺志以殉，先我而死。

我这篇文字发表之后，国人能留心看看我这篇文字，明了我的主张，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同时，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道。我的主张虽暂时不能为重庆方面所采纳，终有一日为全国人民乃至中日两国人民所采纳，则我可以无憾。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汪某的「举一个例」于四月九日在河内、香港同时发表后，四月十一日，蒋公自记所感日：「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这是自从汪精卫发表「艳电」以来，委员长蒋公首次形于笔褚给予汪某最为严厉的斥责。

日记中所指的「奸伪」与「卑劣」，必有其具体的事实，不过，像我们这一阶层的中级工作同志们，是不会了然的。

最近，恰好搜集到一份由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稚晖）先生执笔的「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全文，这篇文章把汪精卫挖苦得淋漓尽致，描述到「奸伪卑劣」处，更是入木三分，全文长九千言，且留待下节照录，以供参阅。

四月十七日，蒋公接见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日本军阀如不彻底觉悟，自动放弃侵略，根绝梦想，则东亚永无和平可言；强调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之整个战略与一贯政策，必可予日军以致命之打击，并揭发敌国「建立东亚新秩序」之阴谋，严词驳斥汉奸国贼之卖国谬论。谈话中虽末明白指出汪精卫之姓名，也正是对「举一个例」中的诸多说词而发。

蒋公与记者问答全文如下：

（记者问）：现在还有人说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可以作为中日和平的根据，而不认为亡国条件。委员长对此以为应如何处置？

公答：建立东亚新秩序说，是日本并吞中国的新名词，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演讲中，将敌国的侵略野心，已经详加分析，无待烦言，若以近卫的声明，可认为是可和条件的「和」字来解释，那字典中，就不必再要投降的「降」字了。

这是无耻之极的笑话，不但今日不会有此事，且亦永久不会有此事，中国抗战的目的，是为了保卫整个民族的生存独立与自由，这个目的一天不能达到，我们的奋斗一天不能停止。现在战局愈延长，日本的弱点愈暴露，而他的野心亦更显著，就是所谓图穷匕现的道理。

看了日本军阀的行动，谁也可以知道他们是要夺取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命，使我们永久做他们的奴隶，近卫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日本要独霸东亚，不仅要消灭中国，而且是要消灭各国在太平洋一切势力的毒计，日本的侵略欲，与时俱进，而中国对于日本野心的进展，亦认识得愈加清楚，所以我们抗战的意志，也愈加坚强。

在这种情形之下，绝对无和平的余地，绝对不是什么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所能动摇我们全国的决心于万一。对于这种无耻之极的主张者，我以为照我们中国的道理、道德、和良心制裁的效力，要大过法纪制裁的效力，这种人在精神上已经自己宣告了死刑，实在值不得一提，至于国家的处分，要看他以后的行动如何再定。

（记者问）：请问中日战争究竟是怎么样才可以解决呢？

公答：这个问题，要看以后事实的演进怎么样，现在我们抗战只有二十二个月，还不满两年，而日本第一等国的国际地位已经被我们抗战压低到第二等国的地位上去了，如果我们再加紧的抗战下去，就照过去的事实来说，我相信不久的时期内必会使他现在二等国的地位，亦站不住了，这样一方面他的国力更竭蹶，地位更低落，一方面也要由我们充实自身的力量，达到有利的时期，有利的地形，给他一个致命的打击，使他真正认识中国抗战的力量，才有产生和平的希望。

我相信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只要我们努力，这个时期的到来，一定是很快的，除此以外，如果要想中日间恢复和平，那就除非日本军阀有彻底的觉悟，自动的放弃侵略，将他们传统政策根本改变。若是他们根本不放弃侵略政策，不能根绝他们所谓东亚新秩序的梦想；那么不特中日战争绝对没有结束的可能，而且东亚也永久没有和平的时候。

今天，凡是中华民族稍有心肝的黄帝子孙，无论他的知识程度如何低下，也决不肯说近卫的东亚新秩序，不是吞并中国的亡国条件，敌人的野心和中国人的认识已经明白到这样地步，如果还有人辩解近卫声明，不是灭亡中国的条件而以为还是可和，这不是求降卖国是什么？干脆说，这种人不但不惜以汉奸自居，简直是甘心作日本的奴隶了。

（记者问）：今后战局将如何演变，中国是否仍照原定的长期抗战的战略贯澈到底。

公答：我在五年前会有一篇抵御外侮和复兴民族的演讲，讨论到中日发生战争时我们抗战的策略，诸位祇要看我那一篇演讲，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所用的战略，是五年以前早已决定了的，我们决不改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整个的战略与一贯的政策，我们当时就决定不战则已，既战就必须贯澈到底，即使全国各地完全失陷，我们也有把他恢复转来的把握和自信，那时我们从最不利的情况看想，会经下定最后的决心。

当时的预计，以为敌人要费十八个月的时间，才能进犯到我们十八个省分，现在我们抗战已经二十二个月，我们依然能保持看许多完整的省分，即使已经被占的省分，亦不过沦陷了几个省城据点，在那些省分内，所有的土地和人民，仍旧在我们军队势力范围掌握之下，敌军不仅毫无所得，而且他正在照看我们预定的计划陷入泥淖，踏入崩溃的道路，以后就要随时随地，受我们最后致命伤的打击，所以我们今天在抗战整个的局势来说，决不能以几个省城据点的得失，来观测抗战最后的成败，大家明白了我们一贯的政策及整个的战略以后，就再不会被那些为敌张目的无耻汉奸理论所欺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