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撰

编辑|枕上史书

城乡关系及其演变，是经济社会史的重要方面，人类最早的生产活动即原始农牧业，基本是在乡村进行的。

定居农业的长期进行，使生产者逐渐形成聚居点———村落，其进一步发展，便是促使直接脱离农业的城市出现。

城市被视为文明产生的标志之一。进入文明社会后，人们要么生活在城市，要么居住在乡村，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要受到城乡相互关系的影响。

对城乡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特别是丰富对经济社会史的认识;换言之，不研究城乡关系史，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就会不完整，至少不全面。

学界有农村史研究，也有城市史研究，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研究中也会触及城乡关系，但总的来说还没有形成对于城乡关系及其演变的基本认识体系。这是一个需要付出专门关注的学术领域，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进行系统的规律性总结和探索。

城乡关系的演变、城乡之间的互动，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变革和前进的助推力以及标识，成为分析许多经济社会现象的钥匙。

如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经济运动和变革就与城乡互动息息相关。欧洲在20世纪完成城市化后，又通过城市带动余下乡村，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从而推动社会整体进步。

与此相对照，古代至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相对较少，可能也与城乡之间缺乏互动有一定关系。

古典时代欧洲的城市乡村化

古代城市大多数是消费型城市，对乡村具有强烈的经济依赖性。城市的消费品虽然有一部分来自商人从事的贸易活动，从海外殖民地或外省输入，但受到交通运输条件较大制约。

因此，城市的生活消费品主要还是城市居民们的农村土地所产，或者是他们用乡下土地上的剩余产品交换而来的其他需用物品，他们所用的日用工商品也是自己家庭所制作，制作者多为家用奴隶。

马克斯·韦伯就认为，居住城市的贵族阶级不从事以市场为中心的谋利活动。古典世界的城市是“消费者城市”，主要依靠政治权力从周围农村地区取得日常消费品。

城市社会的生活仍以乡村农业社会的生活为基调，城市的命运也系之于乡村，譬如希腊城市中两大最著名的节日都与乡村农事有关。

春天的“大酒神节”预示着万物复苏、春耕生产即将来临，年成如何则祈望于自然降恩，故而其街头表演“山羊之歌”，异常庄严，由此催生了古希腊的悲剧艺术。

“小酒神节”在秋收后举行，人们庆祝丰收，轻松欢乐，笑逐颜开，街头表演为“狂欢游行之歌”，并发展为喜剧形式。

在罗马，也是经常通过欢庆农业而表达意识形态，维吉尔的《农事诗》就是这方面最著名且最具艺术性的表达。

城邦的兴旺主要凭借农业水平提高和土地状况改良，如最强大的城邦斯巴达，拥有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广阔的肥沃良田，即使以工商立国的雅典也据有阿提卡半岛作为乡村腹地。

由于乡村的重要性，战争中敌对双方经常以攻击对方的乡村作为打击手段。

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曾以大军侵入阿提卡半岛农村来打击雅典，而雅典海军则登陆斯巴达西部，煽动乡村的农业劳动者希洛人造反，使斯巴达人受到威胁而求和。可见古代农村是城市以及城邦的命脉根基之所在。

城市乡村化还可指城市人的经济活动乡村化。就是说，城市财富拥有者常常将注意力转移至乡村，购买地产，收取地租或经营农牧业等。

这以罗马城市表现得最为突出，即使是在该帝国最为繁盛的公元1—2世纪，意大利本地出生的皇家官吏，为“找寻一种安全的投资之道”，也出于恋乡之情，而投资于或典押意大利的土地，哪怕利润不是太大;那些来自外省的官僚集团成员或元老院贵族。

很明显，这种城市乡村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倒退，是古代社会重乡不重城的必然结局，是古代经济生活被“嵌入”社会关系的典型例证。

中世纪:城乡对立、共生与互动

11世纪欧洲中世纪城市广泛兴起后，马克思认定的日耳曼时代便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一步发展。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有了城市，但这个城市不再是古代城市的翻版，不是“乡村化”的城市，而是与乡村形成对立的城市，城乡关系是对立关系。

当然，这种对立是辨证的对立统一，统一性表现在城市与乡村共生，互为依存，特别是中小城镇与周围乡村。

当然共生关系也有主次之分，乡村农业是本，是中世纪经济的主体，城市工商业则是补充和从属部分。

在一定意义上，每个中世纪城镇都是一个乡村地区的工商业“中心地”。在这个地区内，城镇在食物上不能自我满足，同时又需要乡村来消化城镇的工商产品，于是四乡便是它的食物供应区和产品销售区等，其区域半径基本相当于农民一天内步行往返城镇市场的路程。

大体上说，城市所需的资源尤其是生活资料、手工业原材料和劳动力，主要来自乡村尤其是周围乡村，城市居民之所以能够专事工商业，是因为周围乡村能够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生活物资。

商业方面，城市是城市工商业品与乡村农产品交换中心，是四乡居民剩余农产品相互交换的地方，也是外地商品供应本地、本地产品向外输送的窗口。

周围乡村与城镇构成了完整但又闭合的经济生活循环圈。由于乡村生产力提高较慢，其市场要求和消费水平难以提升，因此也束缚了城市尤其是中小城镇的成长。

中世纪欧洲城乡互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正是乡村发展促使了中世纪城市尤其是中小城镇的兴起。

手工业起源论认为，10世纪后，由于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确立，社会生产力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都有显著提高。

这样一方面农业有了剩余，可以投入市场来供应专门手工业者;另一方面是手工业技术日趋复杂，农民无法兼营，需要有专门从业者。这就使得专门手工业者的存在既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

手工业者和农民互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之间的商品交换发展起来;作为交换中介的专门商人也增多了，一些重要场所如交通要道、城堡教堂要塞等成为交换场所，经过一段发展后成长为城镇和城市。

“生产不足论”也认为中小城镇兴起主要源于乡村经济的发展要求。乡村农奴家庭的土地不足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必须将部分成员排挤出家庭，这就为专门工商业者的存在提供了人力资源。

领主庄园经济结构和庄园工业的低水平，不能满足领主家庭对高档手工品和奢侈品的需求，这就为专门的工商业部门存在提供了市场需求，而领主家庭的较多剩余粮食又能为专门工商业者提供生存物资。

专门化的工商业者聚居在适宜交换的地方，便形成本乡村地区的工商业中心即中小城镇。其次，基于城市经济的商品货币关系渗透农村，促使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结构发生变化。

城市工商业经济以交换为特征，以货币为媒介，由此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货币具有万能的购买手段，刺激生活奢华的庄园领主期望拥有更多货币，于是他们便将农奴的劳役地租折算为货币地租，还要求农奴交上数额较大的赎身金。

这一过程在英法等国均开始于大约12世纪。农民不要每周到领主庄园里服劳役，获得了行动自由;农奴交了赎身金，则获得了人身自由。

由此农奴制崩溃，以此为基础的庄园制随之瓦解，领主对农民的封建统治趋于松懈。

一方面，领主的自领地除满足其家庭生活需要外，多余的土地要么亲身经营、雇工劳动，这样他就变成了经营性的新贵族;要么是干脆出租、收取租金，租地经营者有不少发展为租地农场主。

这两种做法都发展了农村的雇佣关系。租地农场的生产是面向市场的，生产方向依市场需要而定，于是不少土地被圈成牧场，种粮变成养羊。

另一方面，农民们为了取得货币交地租、交赎身金，也会努力根据市场需要而确定或转变生产方向，于是农民家庭农业的一部分变成了商品化农业，同时农业生产的作物结构也发生着变化。

结语

总之，两千多年中欧洲城乡关系的三阶段呈现是丰富多彩的。前两个阶段虽具有一定的普遍观照意义，但更多是表现其特殊性。

虽然与亚细亚一样都是农本社会性质，但欧洲在古代的城市乡村化，在中世纪时期的城乡对立，显然大大不同于亚细亚社会那种“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模式。

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欧洲能最早走上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必有其内生因素和历史传统在起作用。至于近现代欧洲从乡村城市化到城乡一体化的模式，则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城乡关系铸造有可复制意义。

我们要避免其所走的乡村从属于城市之弯路，更要学习其如何走向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有益经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M．I．芬利．古代经济[M]．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