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古代，赏赐既是赏功酬庸、上报下之功的一种政治行为，同时也具有浓厚的经济色彩，与王权政治相始终。

西魏、北周的赏赐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西魏前期，朝廷赏赐延续了草创时期的基调，以北镇武人军团首领主导下之军阀色彩浓厚的军功赏赐为主。

朝廷通过二元平衡的赏赐体制，以军功武勋为主要依据，以官爵赏赐为主要内容，逐渐构建起一个以北镇武人为主、依托关陇豪强、并联合入关元魏势力的军功受益阶层关陇军事贵族。

由于内外环境的变迁，西魏后期至北周初期，朝廷赏赐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北周后期，是西魏、北周赏赐发展史上的蜕变阶段。周武帝结束了自西魏肇建以来就形成的赏赐二元体制，使朝廷赏赐归于一元。

朝廷不断地进行“班赏（赐）各有差”的普赏，则是关中政权由原始军事政权的变态向中原常态国家蜕变的重大标志。

作为一种社会经济行为，朝廷赏赐一方面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环境、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又对其赖以存在的社会之政治、经济、乃至风俗习惯产生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西魏北周赏赐的初期阶段

六镇起义引燃了魏末天下大乱的烽火，北魏统治事实上已陷于瓦解状态。贺拔岳率领北族武人军团随尔朱天光入关平乱。

贺拔岳遇害后，宇文泰代领其众，最终荡平关陇，据有关中，从而为西魏政权的建立奠定基础。

西魏的赏赐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砌定关陇的草创时期，宇文泰为首的北镇武人势力，实际上处于脱离洛阳控制的游离状态，成为一支独立的军阀势力。

宇文泰势力没有稳固的根据地，物资供应并不稳定。同时，作为孝文帝改革之反动主力的北族势力，汉化尚浅，而且因应于战争的环境，赏赐主要以军功武勋为主，赏赐来源很大程度取决于因敌之资。

宇文泰北镇势力的赏赐，以官爵赏赐为主要内容，事实上由其集团首领主持，而后表上朝廷。

草创期的这些赏赐特点奠定此后西魏北周赏赐的基础，后者在其基础上随具体环境的变迁而有所调整。

西魏建立后，中国境内形成新的三足鼎立的局面。

面对地广人众、先进富盛的山东、江左强大的威胁，关中政权在宇文泰北镇势力的主导下，积极联合关陇土著豪强，团结入关的元魏势力，精诚合作，共克时艰。

在此背景下，西魏前期逐渐形成天子与霸府共同主持的二元赏赐体制。赏赐内容延续官爵赏赐为主的前提下，内容有所多样化，赏赐标准由武功开始走向多元化。

通过朝廷赏赐，辅之以相应的其他各种措施，西魏政权逐渐培植起一个军功受益阶层，从而构建起一个不同于山东、江左治下的新型士族门阀——关陇军事贵族，或曰关陇集团。

二、西魏北周赏赐的发展阶段

由于高欢、高澄父子的相继离世，关中政权面临的山东威胁大大和缓，而且由于前期的努力经营，西魏实力日渐提升，东、西对抗的天平逐渐向关中倾斜。

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西魏赏赐在后期悄然发生缓慢而重大的变化。前期各方势力团结协作，共克时艰的迫切必要性消失了，统治阶级的脆弱平衡打破，内部关系发生显著变化。

宇文泰通过赏赐，不断收拢各方面精英人才，充实霸府势力。北族武人势力为首的关陇集团已占据主要地位，取得压倒性优势，元魏势力相对衰弱，日益边缘化。

宇文泰逐渐凌驾天子之上，地位毋容置疑。由于不堪霸府专权，帝室发起反击，无可避免地失败，预示了西魏政权的可悲结局。

前期的二元赏赐体制逐渐破坏，天子和霸府的赏赐二元格局逐渐向霸府一元赏赐倾斜。

虽然北族武人势力仍然是获赏的主要人员，但是赏赐主体则日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关陇豪强，与新加入的关东精英也因功获赏，成为统治阶级之一员。

尽管军功依然是朝廷赏赐的主要依据，然而颁赏原因开始摆脱此前的那种单一性而日渐多元化。

相对而言，赏赐内容较之前期则有显著变化。随着版图的扩大、经济的发展，物质基础逐渐厚实，国家实力日益壮大。

在这一基础上，西魏后期的赏赐，已然摆脱前期，尤其草创期那种因敌之资、赐物单一且寡薄的状态。

西魏末年，霸府通过大规模复赐胡姓构建自己的核心实力圈，藉以扶植宇文亲信集团，凌驾其他统治势力，并彻底否定元魏帝室的残余影响。

这是政治形势发展的体现，更是朝廷政治局势行将发生重大变化的预演。

北周初期，闵、明二帝顺应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其赏赐发生更显著的变化。

新朝初建，大规模赏官赐爵，诚然带有通过爵赏换取臣下支持，以巩固统治的意味。

然而，其中一些显然有别以往的新迹象却值得注意。朝廷赐爵偶然给予实封别食的赐例，这是关中政权有别于往的新现象。

此外，朝廷开始不断地大规模普赐臣民。这种“班赏各有差”的非战之赏，是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新赏赐行为。

因为这是向先进的中原、南朝看齐，进而对汉魏以来中原文化传统的复归。

总之，西魏后期至北周初期，朝廷赏赐在前期的基础上逐渐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是关中政权日益脱离军事政体的变态，从而向中原常态国家迈进的重要体现。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深刻反映了曾经进入关陇地区，而胡风浓厚的北族武人，随着与汉族广大民众的广泛接触，逐渐接受中原文明的时代内涵。

西魏后期至北周初期的赏赐，构成西魏、北周赏赐的发展阶段，为武、宣二帝时期的赏赐蜕变准备了条件。

三、西魏北周赏赐的蜕变阶段

北周后期，朝廷赏赐在周初闵、明二帝奠定的坚实基础上，在更广阔的领域发生更重大的变化。

周武帝登基后，经过扎实努力，培植一强固的亲信集团，终于诛杀宇文护，彻底结束自关中政权创建以来即相伴而生的二元赏赐体制，从而乾纲独断，最终实现朝廷赏赐一元化。这是北周后期朝廷赏赐方面发生的第一个重大变化。

武帝通过天子诏令的形式将闵、明开始封土别食的赏赐予以法定化，这是虚实封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发展，对隋唐要重要影响。

同时，“班赏（赐）各有差”形式的朝廷大规模非战之普赐则更加频繁地进行。

此外，周武帝时期，朝廷赏赐中赏赐对象的日益多元化、赏赐内容的多样化尤其赏赐物质化方面的特征也日益突出。这既是关中政权逐渐脱离原始的胡族军事色彩的变态而日益深入常态化之实质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国家物质基础充实的反映。

武帝朝大规模普赐，尤其赏赐物质化正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国家物力日渐丰厚的基础上，受到其时潜滋暗长的日益奢靡的社会风气之影响。

反过来又大量耗散国家的物质财富，削弱朝廷的实力，并对社会的侈丽之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北周余绪的宣帝，与先朝旧臣关系全面恶化，“摈斥近臣，又多所猜忌”，摧折了宗室近臣这一宇文周政权最后的支柱，然而却突然病逝，而未能通过相应地赏赐手段构建起自身的亲信集团，以致于身死而国灭。

随着北周灭亡，西魏、北周的赏赐走向结束。周隋革命，朝廷赏赐在一个新的起点广泛而深入地推展开来。

总结

六镇起义，北方大乱。宇文泰率领南下中原的部分北族武人势力，克定关陇，据有关中，为西魏、北周政权的建立奠定基础。

草创期，由北镇武人军团首领主导的浓厚之军阀色彩的军功赏赐奠定了关中政权的赏赐基调，西魏前期的朝廷赏赐正是其在关中、山东与江左三方鼎立形势下的自然延续。

西魏前期，朝廷通过二元平衡的赏赐体制，以军功武勋为主要依据，以官爵赏赐为主要内容，逐渐构建起北镇武人为主、依托关陇豪强、并联合入关元魏势力的军功受益阶层——关陇军事贵族。

随着内外环境的变迁，西魏后期至北周初期，朝廷赏赐开始发生一些悄然而影响深远的变化。

西魏后期至北周初年的赏赐乃是西魏、北周赏赐的重要发展阶段，承前启后，为下一阶段朝廷赏赐的突变准备条件。

北周后期，朝廷赏赐承继前一阶段的变化，是魏、周赏赐的蜕变阶段。武帝结束了自关中政权创建以来就形成的赏赐二元体制，国家赏赐归于一元。

朝廷不断地进行“班赏（赐）各有差”的非战普赏，标志着关中政权摆脱原始军事政权的变态而向中原常态国家的真正皈依。

朝廷的赏赐别食制度乃是正在形成中的虚实封制度的重要环节，对隋唐两代的赏赐制度产生重要影响。

建立在不断发展繁荣的社会经济上，并受日渐侈靡的社会风俗影响的朝廷赏赐日益多样化、赏赐物质化，同时又耗散国家财力并激发社会更加竞逐奢丽之风。

西魏、北周的赏赐，历经初期形成、中期发展、后期蜕变的历程，表现出迥异于东魏、北齐和南朝梁、陈之特色。

其数十年变迁演化史，表明朝廷赏赐首先是国家政治行为，是统治者借助政治权力赏功酬庸，实现其政治目的的行为。

作为一种社会经济行为，朝廷赏赐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环境、物质条件，并对其经济发展、社会风俗习惯产生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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