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之后，南方政治势力的劣势，难怪后续受到文帝打压

士族阶层在魏晋南北C时期占据政Z高位，高峰时期甚至能够左右朝局，所谓 “王与马共天下"正是讲的魏晋南北C时期的士族势力之强大。士族阶层之所以能 够拥有如此高的地位，正是因为他们拥有强大宗族势力。他们以大庄园经济为物质基础，依靠宗族势力，成为政Z活动中的核心力量。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导致大量中原士族播迁南方，是为侨姓士族，成为江东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迁离原来的北方故土，以躲避战乱，寻求更好地发展空间。隋朝时期的江东士族有相当一部分为侨姓士族，他们便是于此时前往南方的。

南迁的侨姓士族裹挟着他们除土地之外的全部财富播迁到江南，他们凭借政Z 优势和北方带来的佃客、部曲、奴僮等人众，到处“求田问舍”，不择手段地谋取 土地建立大庄园，以求恢复他们在北方时期的规模。

他们通过横暴的、大规模的占 山固泽活动，建立了自己的大庄园。陈郡谢氏家族在始宁占山封水，建立起了“傍 山带江”的“山居”，有“北山二园，南山三苑”之规模；另有王敬弘占领余杭舍 亭山，又在始宁白烁尖下肥沃地区圈存大量土地，所谓“经始精舍”。

侨姓士族 中王、谢等大举占山封水，圈占自己的大庄园。然而，他们毕竟是南迁士族，所携 带宗族势力有限，少者只携父母兄弟至亲过江，并不像北方士族一般拥有强大的宗族根基，他们子孙相袭，在胡族政权的统治下，显得更加团结，势力越发壮大，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乱世中生存下去。

作为南迁的侨姓士族，他们完全凭借政Z上的优势占山封水，建立规模宏大的庄园，造成了其原始的脆弱性。

他们缺少充足的劳动力，宗族乡里人员根本无法满足一座庄园的正常运作，这就导致他们普遍存在根本的脆弱性，表面光鲜，实则危机重重。士族阶层本身的宗 族势力无法满足庄园的运作，短时间内通过正常的生育途径解决短缺是不可能的。

他们就通过政Z优势大量兼并自耕农土地，使得大量自耕农成为他们的佃客、部曲， 最后成为士族的附庸。兼并土地，大量自耕农成为佃客，固然解决了大庄园的短缺，也使得士族势力进一步强大。

然而，大量的自耕农是被强迫成为士族附庸的，他们 在心底是不情愿的，存在着离心倾向。不像山东士族那样，他们本身存在着宗族关系，为一姓之家族，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一旦中央政权强大，实施离散宗族 的政策，势必会导致大量的佃客、部曲迅速脱离士族的控制。

隋文帝在灭陈之后，在江南实施离散宗族的政策，整顿乡里，推行乡里制度，使得士族大量的佃客、部 曲成功脱离了其控制。隋炀帝时期，侨姓士族琅琊王氏成员王胄的结局便能够说明 这种情况。

王胄，琅琊临沂人，及陈灭，晋王广引为学士，历任帅都督、著作郎， 因同为江南士族的诸葛颍嫉妒，备受炀帝冷落，最终因与杨玄感有关系被贬黜，“及 玄感败，与虞绰俱徙边。胄遂亡匿，潜还江左，为吏所捕，坐诛”。

身为江东士族，潜还江左，江左是其宗族势力之所，却没有得到庇护藏匿，结果却是被捕，正 说明江南在文帝实施离散宗族之后，大量士族的宗族佃客等脱离他们，远非南朝时期势力之兴盛。

此两条史书之言，江南士大夫已经大规 模出现异计、殊产，实际是分家析产，这种异计、殊产造成了原来的大家族制逐步 解体，小家庭制在南朝蔚然成风。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江南士大夫异计、殊产，实际是社会的一大进步。然而，从其现实的利益角度来看，这种大家族制的逐步解体，导致了其宗族力量的削弱，对其政Z利益的保障是不利的。

“从”与“族”不同。从兄弟是堂兄弟的意思，族兄弟便显得关系疏远了。江南人对同昭穆的人，见面都称兄弟，在他人面前，则都称族人。北方不同，如夏侯直与夏侯溢亲属关系已经很疏远，夏侯溢只能是夏侯直的族弟，在江南，二人见面 只能称兄弟，在他人面前，只能称族人。

可是夏侯直却称夏侯溢是他的“从弟”。 从江南人对其宗族之人的称呼上亦可看出大家庭制逐步解体。另有“义兴陈玄于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荣兴，文献叔并八世同居"。齐高帝“诏俱表门闾， 蠲租调”。

四世同居，八世同居者于北方不足为奇，而于南朝却“诏俱表门闾”， 这一举动更能看出南方世家大族中小家庭制的盛行。如若不然，齐高帝又何必对四 世同居、八世同居者进行表彰呢?大家族制逐步遭到破坏，小家庭制盛行，这为南 方士人迁居城市提供了可能性。

大家族制固有的结构弊端，不适合居住于城市之中，而小家庭制的灵活性，更适合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南朝商业和城市的发展，进一步 为其喜于居住城市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南朝商业较北C要发达，经商者大有人在。所谓“事有诡变，隆敝代起，昏作 苦役，故穑人去而从商业，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当时众多的人从事末流 之商业，这样足以推进商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城市的发展。

众多的经商者中，官僚 经商者也比比皆是。长期支配士大夫言行的“君子言义不言利”等信条和以经商牟 利为耻的观念已经动摇。

本来儒家标榜的义利观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士大 夫经商牟利的强烈欲望，加之东晋南朝时期士人思想挣脱了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 更加趋于商业利益的追求。

他们转而玄儒双修，然而现实情况是，玄学的风潮盛行传播已经深入人心，他们大规模居住于城市之中，进一步造成了他们与宗族乡里的疏远感。江陵政权随之建立，收罗了一批落难的江东士族。

南陈覆灭，江南士族作为亡国之臣踏入隋朝，在文帝时期却已失去了他们往日的政Z地位。文帝在山东和南方两大敌国境内皆实施打击士族之政策，整顿乡里、离散宗族等，结果却截然不同。

南方政Z势力并没有像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那样独立成 军，他们完全依附于炀帝一人，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依附性，曲意逢迎，结党营私， 组建自己的利益小集团。

裴蕴一味秉承帝意，助纣为虐，封建士大夫人格严重扭曲及于沦丧，正是因为如裴蕴一类的人失去 了原来的宗族基础，南方土豪在东晋南朝时期，历来受到士族的歧视，不得预闻南朝政Z，“大抵为被压迫之下层民族”。

在他们政Z上失势时，军事上必然成为他们招致杀身之祸的因素。儒学是每个王朝都竭力尊崇的治世之学，尽管在魏晋南北C这样纷乱的年代，有志君王亦皆兴太学。在北C系统中，对儒学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南朝系统。

隋朝承继北C系统而来，在文化上趋向于保守，更多地注重实用，而对南朝的浮华文化嗤之以鼻。

陈寅恪言：“自东汉末年中原丧乱以后，学术重心自京师之太学移转于地方之豪 族，学术本身虽亦有变迁，然其与政Z之关锁仍循其东汉以来通经义，励名行以至从政之一贯轨辙，此点在河北即所谓山东地域尤为显著"。

山东士族大都专注于儒学，长久以来的胡族政权统治，使得他们依靠对儒学的精通优于胡族。山东士族大都是在中原拨乱之时未南迁者，广建坞堡壁垒，与外界联系较少，所以他们更多 的保持了东汉时期的儒学经义，儒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念，山东士族 的家风将治国之道包括在内，认为政风衰败就是“坠尔家风”。

他们在文化上趋于 保守，然而，这对于治国而言却是必要的。崇尚儒学则多习经之士，而习经者使儒 家思想浸于其身而重德尚礼，施于治国多行德政，以礼法修身，以德治天下。所以，山东士族在参与政Z中表现出极大的才干。

南方社会流入的人口相对较多，开放性更好一些，人员之间的交流势必会增强，这就使得南方文化显得更加开放，发展较快。然而，这种发展却给南方士人造成了政Z上的“弱智”，治国之本领缺失。

魏晋以来，在南方玄学逐渐取代了儒学的统治地位，过去的儒学世家大族也逐渐演变而成士族阶层。魏晋以来的玄学在整个南朝风靡，玄学压倒了儒学而成为意识形态的胜利者，就连昔日的司马氏这样的儒学世家也多数玄学化了。

儒学的入世治国观念在南方士人眼中成为他们生活的羁绊， 在政Z上他们逐渐成为弱智儿，治国的基本能力在一步步丧失。“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

虽然南朝时期，儒学渐兴，但相对于北C对儒学的重视程度 依旧偏低。江南士族大都兼修儒道，缺少了传统儒者的治世之道。

余英时言“魏晋 南北C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 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大抵是说南朝之士大夫。

玄儒双修成为南朝时期士人的普遍选择，社会的动荡现实，已经暴露了玄学思潮弱化社会凝聚力和整体生存功能的致命弱点，儒学却在这方面显示出了明显的优势。儒学在此时受到了南朝士人的追捧，玄学思想逐渐被边缘化。

然而，玄学在南朝仍占据重要的位置，因为它离魏晋很近，一种思潮刚刚过去，总会有一个回味的 阶段。玄学注重个体的自由，个性的解放，摆脱名教束缚，摆脱矛盾纷争，提倡清 谈，这些思想精髓只是在魏晋时期得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进入南朝，社会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发展到这一时期，唯有清谈存留，已经失去了玄学的原始性。只注 重清谈虚放，不重实务，政Z上以退隐避世，自适其身，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

南朝不能完全摆脱玄学的影响，他们大都玄儒双修。虽然他们修习儒学，但是在骨子 里却存有玄道思想，注定了他们在政Z活动中不像北方士人那般注重实务。荒诞虚 放的成分偏多，身在其位，却不务其事，缺乏政Z实干。

修习玄学者，追求人格独立，注重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自觉。这种思想实际 是追求精神自由，无拘无束。然而，随着皇权政Z的进一步发展，逐渐强化皇权对 人的控制，统治思想亦将逐渐统一，全社会领域内的思想文化也将达到统一。

隋王 朝时期皇权不断加强，加之南北实现统一，其统治者绝不容许有精神独立之人存在。 一旦社会出现了众多的精神自由之人，必然会增加其统治思想的涣散。

南方士人受到玄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大都追求一定程度的精神自由，在政Z领域外，存有一片 精神自由的领域。

然而，这一状况却是隋朝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加强思想上的控 制是他们必然的选择。他们不容许与统治思想不契合的南方士人进入政Z高层，因为这样会增加他们的离心力。

隋朝时期君主专制逐渐加强，皇权较魏晋南北C时期尤为强大，此时习儒学者在政Z活动中必然会得到重用。

北齐之地的士族集团虽为亡国之臣，然而他们中的儒学大家皆被重用。南方集团中儒学世家的吴郡顾氏，在隋唐两朝皆有受到重用的家族人物。

玄学和道教的兴盛，使得南方士人不太专注于儒学的发展，他们从政实干的能力远低于北方的山东士族，更是低于关陇集团。南人柳誓在梁国被废以后，拜开府、通直散骑常侍，寻迁内史侍郎，然而最终却“以无吏干去职”。

对南方士人来说，他们习文者多于习经者。习经者，能尊崇礼法，经邦治国；习文者，诗赋文章精通于世，才学造诣尤为至高，然内心浮华，缺乏稳重之质，不拘礼法，亦乏经邦之才虞世基，“博学多才，兼善草隶”，虽从儒学大师顾野王学习，然而其文学之才更胜一筹，陈时便作《讲武赋》，入隋后“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快怏不平。常为五言诗以见意，情理倭切，世以为工，作者莫不咏叹”。

然而，虞世基在炀帝朝虽身居高位，却曲意逢迎炀帝，致使天下大乱，身死江都。 《隋书·文学传》中便有很多南方籍文学之士，如刘臻、王颊、诸葛颍、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等。隋文帝时期，极力压制浮华之风，使得意图凭文学致仕者失去了路径。

“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断彤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辞藻，尤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文帝亦屡禁浮华之风，他对文学艳丽之士尤 为憎恶，曾因奏文华丽而贬黜大臣。作为南方士人，文学造诣之高是标榜身份的资本，然而在隋文帝这里却成为政Z权位的绊脚石。

炀帝时期一改父王之作风，尤为推崇江南文学，以故重用众多南方士人，文学 之士也大都受到重用。然而，推崇江南文化，只系于炀帝一人之喜好，然没有上升 到国家之正式立法，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不稳定性。

关陇集团作为传统的事功力量， 他们大都崇尚平实，注重实用。李唐王朝仍旧依靠关陇军事贵族而建立，务实精神 较重，同隋文帝一样对浮华之物看不顺眼。他们更看重习经的北方士人，只有到武 则天以后以文词取士才得以重新重视南方士人。

长期的南北分裂对峙，以及地域之间的差异，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习俗。唐 人柳冲曾言，“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

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 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

江左尚人物这一习俗，促使了南方政Z集团在隋朝炀帝死亡之后一蹶不振。他们推崇不世出的人物，这就给他们造成了不注重力量团结的弊端。山东人尚 婚娅，注重以婚姻之关系巩固力量集团，他们拥有大量的宗族势力，以婚姻的形式联合更多的政Z力量，使得他们拥有更强大的政Z实力，在政Z活动中会得到广泛 的支持。

他们可以没有临危受命之旷世奇才，但他们内部之间关系牢固，共进退。 关中人尚冠冕，事功之心强，拥有强烈的立功愿望，这也为他们在政Z活动中增添 砝码，凭借功勋稳坐高位，这是每个朝代都遵循的铁律，只不过不能功高盖主。

代北之人尚贵戚，他们注重与皇室的联姻，荣升为皇亲国戚，这样至少在王朝内拥有 很高的地位，凭借与皇室的关系他们的地位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袁谊之话确能看出江南人尚人物，“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瞩， 始可称举，老夫是也!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利禄；作时柱石，见危授命，则旷 代无人”。江南人士更青睐于本门户的不世出之人物，这样固然有利于他们积极 进取。然而，却造成一种不和谐的结果。南方政Z集团之问不能真正形成一个有强有力的核心，因为他们每个人皆想成为此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反而破坏了团结的气氛。

崇尚人物，使得他们只注重本家族的发展，无视整个政Z集团的利益。在南朝， 他们拥有绝对的优势，他们任何一个家族都不用担心得不到发展，所以他们之间可以相互斗争。然而，进入隋朝，由于失去了原有的政Z优势，沦为亡国之人，只能依附于某个核心政Z人物，为了得到人主的青睐，他们相互勾心斗角，成员之间诋 毁不断。

例如，诸葛颍因妒忌虞绰、王胄，相继诋毁二人，致使他们失去炀帝的宠幸，投向杨玄感，最终没有逃脱被诛灭的厄运。

对于南方土豪而言，他们在文化上不占优势，长期处于文化匮乏的状态。随着 南方的不断开发，南方土豪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如豫章四姓子弟从东晋到梁代，皆入郡学学习；始兴土豪侯安都“工隶书，涉猎书传，为五言诗，亦颇清靡。

然而，从整体而言，南方土豪的文化修养远远低于江东士族阶层，这也正是他们没有晋升为士族的主要原因。他们缺乏必要的文化修养，在儒学的造诣上远 低于士族阶层，他们是凭借梁陈之际动乱而崛起的，并不是凭借文化上的提升而预 闻南陈政Z。

他们大都担任地方郡守，拥有私属部曲。在进入隋王朝后，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政Z土壤，对隋朝而言，决不允许敌国之臣列于军队。他们在文化上又处于劣势，所以他们在隋朝，特别是文帝时期受到了极大的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