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山西的发展是怎样的？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从当时的大背景来说‚政局相对比较安定‚尤其是安史之乱前的一百多年。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的统一与政Z的安定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有利因素。唐朝前期‚贞观、开元年间统治者接受前朝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了一些进步的措施‚从而使全社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比较稳定‚有利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唐太宗之后的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使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唐玄宗通过兵变取得政权后‚结束了中宗以来混乱的政Z局面。他及时调整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励精图治的措施‚如提倡俭朴风尚、重视吏治、改革兵制等。这些措施的采取‚为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国家的财富也因此大为增长‚达到了唐代的兴盛繁荣的顶峰。

作为维护封建中央政权的重要支柱‚河东道的经济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安史之乱前自不必言‚安史之乱期间及其后的一段时期内‚相对于北方其它地区‚山西受战乱的破坏相对而言也是较轻的。这就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其次‚河东道在唐代政Z、军事、经济上都据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在政Z地位方面‚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在隋末即任河东道太原留守‚以太原为根据地‚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公元618年‚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向关中进军‚攻取了长安‚取代了隋朝‚建立了唐王朝‚进而统一了中国。河东道成为李唐王朝的发祥地。

李渊对王业所基的太原十分重视‚入长安后‚封“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所以便宜从事。在她当权时期‚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将太原府升格为北都‚其地位与东都洛阳、西都长安相仿。唐玄宗在青年时代曾出任潞州(今山西长治)别驾‚开元年间‚他曾经三次重返潞州‚免除潞州百姓租税‚赦免“大辟”以下罪犯等等‚还将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城)升格为中都。

这种地形使山西对河南、河北以及陕西的关中地区都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形势。府兵的任务‚一是轮番到京城戍卫‚一是保卫地方。河东道的府兵数占到全国府兵总数的四分之一‚仅次于京城所在的关内道‚可见河东道担负着拱卫京都的重任。开元初‚唐玄宗将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和关内道的同州、华州、歧州作为近瓷的“四辅”‚又把绛州(今山西新绛)列为地处要冲的“天下六雄”之一。

山西地区重要的政Z、军事地位必然为其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有利的因素。唐朝时‚依河东道地貌特点‚分其为十九州‚虽于唐末时加入宪州(今山西娄烦县)‚但终唐一世以十九州为主。就这十九州而论‚可以划归为五种地貌类型。第一:盆地‚属于此类型的共一府五州‚分别为:河中府‚位于运城盆地;晋州(今山西临汾市)‚位于临汾盆地;汾州(今山西汾阳县)‚位于晋中盆地;潞州‚位于上党盆地;忻州‚位于忻定盆地。

盆地有其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因而‚这一府五州也成为当时山西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第二:山地‚属于此类型有四州‚分别为:代州(今山西代县)‚位于五台山中;蔚州(今山西灵丘西北)‚位于太行山段‚岚州(今山西岚县)‚位于吕梁山北段‚石州(今山西离石)‚位于吕梁山中段。这里是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唐代山西境内重要的养马基地之一的楼烦监就属于这种地貌类型。

第三类侵蚀性丘陵区‚属于此类型的共两个州‚分别为恒山和吕梁山所夹的侵蚀性丘陵的朔州和位于中条山、王屋山、太行山东段所夹的侵蚀性丘陵区的绛州。丘陵地区的益农条件不如盆地‚但盆地的面积毕竟有限‚在唐朝实行均田制的情况下‚盆地的好田大多被王公贵戚以及各级官吏占有‚于是盆地以外的丘陵地区就成为人们进行农业生产的首选‚这就使丘陵地区的农业得到较快的发展。

第四种类型是盆地与山地混合型‚因其所辖地貌‚盆地与山地的地貌特点都明显。属于此类的有一府二州‚分别为太原府‚包括晋中盆地大部‚太行山中段及位于太行山中段的侵蚀岩性丘陵区;辽州(今山西左权县)‚包括太行山中段支脉及所属山间盆地;沁州(今山西沁源县)‚包括太岳山大部和山间盆地‚特点为农牧业并重。

最后一种类型为黄土地貌区‚属于此类型的为三个州(仅就全部或大部为黄土覆盖区而言)‚分别为:位于运城盆地的黄土源区的泽州(今山西晋城市)、瞩州(今山西瞩县)和位于吕梁山南段黄土丘陵区的慈州(今山西吉县)。就自然条件而言‚我们可以从气候状况以及森林覆盖率两方面来看。陈家其等研究也表明‚近两千年气候变化‚最温暖气候是在7、8世纪‚即唐代中叶以前‚唐代后期和北宋气候寒冷。

上述的研究显示‚我国唐代前期即8世纪中叶以前为温暖期‚这以后进入了气候由暖转寒的转折期和过渡期。唐代大部分时间里‚不仅气候温暖‚而且十分湿润。有学者研究‚公元630年到834年的200多年(即唐朝的大部分时间)是3000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相对于其它朝代来说‚唐代温暖湿润的气候成为山西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条件。

除气候外‚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包括农业活动的关系也极为密切。隋唐时期山西的森林覆盖率还较高‚山西境内的中条山、管渗山、五台山、吕梁山等地还有大片的森林资源和原始森林。五台山系‚因水运不通两京‚又非交通要道和屯垦地带‚除当地冶铜、冶银和生活建筑消耗少量用材‚自隋至北汉‚一直都是密布森林的胜地。

这一带包括今之五台县全境‚繁峙县东南山区和定襄县、盂县北山的一部分‚以及河北省阜平县龙泉关以西的山区‚面积达6530万平方公里。吕梁山林区唐宋之时一直为著名的林区‚主要林区在岚州‚位于吕梁山北端‚再往北为芦芽山‚森林植被也很好。

吕梁山的东侧今静乐县的汾河西畔‚太原市西山‚包括晋祠所在的悬瓮山‚还有交城县北的狐突山‚皆为吕梁山支脉‚都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据《元和郡县图志》上记载‚盂县产人参‚唐时太原府也曾给皇帝进贡人参。人参生存需要高度湿润肥沃的森林资源‚由此可以估计当时这里的森林资源可能也是相当丰富的。唐太

宗的《晋祠铭》中也有对此的记载:“绝岭方寻‚横天耸翠……松萝曳影‚重谷昼昏‚碧雾紫烟‚郁古今之色……霓裳鹤盖息焉‚飞禽走兽依也。”即满山以松为主的森林耸翠‚重重山谷被林木遮盖‚白天也觉得昏暗‚轻轻薄雾‚环绕林端‚美景如画;许多珍禽异兽‚栖息于森林中。可见当时这里林木是何等的茂盛‚环境是多么的优美。

唐朝时期‚这种范围广大、品种齐全的森林资源既为农业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同时也提供了生态支持‚这对于处在黄土高原的山西来说是很重要的。黄土本身极易流失‚加上多山的地貌‚需要茂密的森林植被予以保护‚此外还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封建政权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缓慢‚要想提高生产效率主要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用扩大劳动量的方式生产。

因此‚人口的迅速增长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条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证。纵观我国数千年的水利发展史‚人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以农业为主的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水利的盛衰与进步‚往往同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变革密切相关。社会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为水利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推动公共水利工程向新的技术水平迈进。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文化的振兴成为山西水利事业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唐朝前期‚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为代表的统治者‚为适应“均田制”下农业生产的要求‚极为重视水利事业。对于作为唐代李家父子起兵定鼎之地‚又是唐朝粮食主要供给地之一的河东道‚唐政权对其水利建设更加重视。凡在这里兴修的水利工程基本上都是由刺史、州牧、县令等官吏主持‚并当作发展经济、治国安邦的惠政来抓。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逐步改进也给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比以前任何朝代更大的可能性。

其次‚地处黄河中游地区的沫水流域和汾河谷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地面和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开渠引水较为便利‚为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汾河中下游的面貌与今日也根本不同‚水量之大足以行舟‚为统治者所垂青。这种情况从《隋书》中的一条史料便可看出‚隋文帝开皇十年(584)诏曰:“京邑所居‚五方辐凑‚重关四塞‚水陆艰难。……虽三门之下‚或有险虑‚陆运至陕‚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晋‚舟东来去‚为益殊广……。”

唐朝时的情况也是如此。第三‚水政是国家有关水利资源的政策和法令‚水政的好坏与水利事业的兴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唐朝时‚特别是唐中叶以前‚封建政权对水利事业的管理工作十分重视‚曾制定并实行过一套切实可行的水政。一方面‚健全水利管理体系‚唐中央尚书省下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掌天下川读坡池之命令‚以导达沟恤‚堰决河渠。凡舟揖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仲春乃命通沟读‚立堤防‚孟冬而毕。”

在地方上也设置了配套的机构。另一方面‚还颁布法令‚加强水利司法管理。如刑法方面的《水部式))‚明确了对渠道的管理和水流的分配原则‚以及违法惩处措施。《水部式》是“我国第一部水利法典‚是唐代水利管理的一项重要创造”。由于水法的保证‚山西各灌溉区逐步形成了一套健全而有效的管理办法。

协调了利益分配‚调节了水利纠纷‚提高了灌溉效益‚也促进了水利事业的发展。唐朝时山西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第一‚水利工程在数量、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发达程度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据统计‚唐代山西各地兴修的水利工程总计为32处‚在全国与陕西并列第二位。

其中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汾河中下游两岸(即临汾与太原两大盆地之间)和谏水流域。据《新唐书·地理志》和《山西通志·水利略》(光绪本)等书的记载统计‚山西在唐代兴修的水利工程分布在晋南盆地的汾河流域和谏水流域的有十四项‚晋中盆地沿汾河、文峪河和潇河流域的有十项。

第二‚水利工程的规模大‚技术水平高。如“河东道太原府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东北五十里有甘泉渠‚二十五里有荡沙渠‚二十里有灵长渠‚有千亩渠‚俱引文谷水‚传溉田数千顷‚皆开元二年令戴谦所凿。”又如‚唐德宗时‚绛州刺史韦武主持兴修的引汾灌区‚灌田万三千余顷。其规模都是非常大的。从技术水平来说‚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并州长史李世勃在晋阳“架汾引晋水入东城‚以甘民食‚谓之晋渠。”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河东节度使马隧再一次“引晋水架汾而属之城‚储为东陛。”这两次“架汾工程”据专家研究是山西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渡槽工程”。山西山多‚发展灌溉事业要比平原地区困难的多。在唐朝就能兴建如此宏伟的工程并非易事。

第三‚水利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唐朝时山西的水利工程不仅提供农田灌溉用水‚亦起到防洪、改良水质、土壤的作用。对唐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当时的水利工程从类型上说有复旧、扩建、创修三种。最主要的作用还是用来灌溉‚以增加产量。如: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龙门县令孙恕修筑十石沪渠‚“溉田良沃‚亩收十石”。又如:河东道太原府文水西北二十里有栅城渠‚贞观三年‚民相率引文谷水‚溉田数百顷。数量众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改良水质的水利工程亦不少。如贞观中‚长史李勃“乃于汾河之上引决晋渠历县经哪‚又西流入汾水‚”这就是因为“汾东地多碱卤‚井不堪食”。

改良土壤的如蒲州椅氏县有“莱田数十里‚上蔽荆棒‚下辟易卤”‚不可耕种。县令李梦擎引谏水溉田‚“化草莽为坡塘‚变晓确为坟壤”。把这片盐碱性很大‚不宜耕种的贫痔土地改造为良田。此外‚许多的水利工程往往不止一种用途‚建成之后‚有多方面的作用。如《解州县志·沟恤略》对姚逞渠的积极作用总结为了三点:“一泄客水入黄河‚不致浸灭盐池;二沿路民堰皆有水眼‚可以灌田;三倘水大能行舟。”

最值得注意的是晋祠、龙祠、霍泉等水利工程除灌溉之利外‚还美化了环境‚吸引了大批的士子‚促进了山西文化的发展‚及至于今成为旅游文化景点。

冀朝鼎说:“中国的各种地理条件造成了这样的事实:如果没有作为农业完整组成部分的水利系统的发展‚农业生产就决然达不到它曾经有过的高水平‚也不可能出现具有高度生产性的农业经济带来的封建中国的繁荣的文化。”一举而明水利的重要作用。也可以说是对唐朝山西水利作用的高度概括。水利事业的发达也成为唐代山西政Z、经济、文化地位不断得到加强和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