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塑造后世噶玛巴的哪些社交关系？和中央朝廷又有何关联？

我们今天根据一些资料的记述来看，在十三世纪中期，虽然历经阔端、蒙哥、忽必烈等诸位蒙古大汗的统治，萨迦派始终在藏传佛教各派中保持着显赫地位，但是蒙古诸汗同时亦很重视噶玛噶举这一藏传佛教派别之传承。

而其中尤以蒙哥汁为甚，进一步考辨其中，显然离不开噶玛巴什所做之积极贡献，以及他积极务实的政事风格。

噶玛噶举教派教主的身份被中央朝廷首次确认

如上所言，譬如据《红史》所载，“汗王（蒙哥—本文作者）并赐给噶玛巴金印及一千锭银子等无数财宝，全体应供喇嘛都很高兴，并三次大赦一切囚犯，他在哈拉和林地方建的大寺庙，在瞻部洲独一无二。”

布大诏曰：‘命汝遍知一切智，令众僧奉行佛法，善守戒规’，噶玛巴什随即得到了此‘世间之诏旨’，所以大成就者噶玛巴什之印乃是以珍宝所制之五部佛形相为严饰，上书‘大持金刚之令印’的印文，此外再未造（其它）汉蒙文字之印章。”

而且恰白先生於《松石宝串》中也认为“蒙哥汗对噶玛巴什十分崇信，请求噶玛巴什长期相伴随。”由此可见，蒙哥汗时期的统治者们还是比较注重与噶玛噶举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此其中，噶玛巴什毫无疑问居功甚伟，这些成绩与他本人积极争取蒙古皇室支持的努力息息相关。譬如《红史》记载他曾教化蒙古诸部远离“也里可温教徒”，实际就是规劝众人远离血祭，而且他还曾在西夏等地广修殿宇，四处弘传佛教。客观地讲，上述作为除了其表面的宗教文化意蕴之外，肯定也包含着噶玛巴什敏锐而务实的政事思考。

为何噶玛巴什要积极争取蒙元的支持呢？客观地讲，萨迦派传至八思巴之时，已经是萨迦之第五祖，其宗教历史与文化积淀本已相当厚重，家族势力更是不能小觑。

而两厢比较可见，当噶玛巴世系传承至噶玛巴什之时，噶玛噶举仅初具规模，而世人所言之一世噶玛巴，实乃噶玛巴什声名雀起之后再行追封都松钦巴而果，故此噶玛巴什自都松钦巴处所继承之宗教遗产远逊于萨迦派之八思巴，故於今日反观噶玛巴什能够有如此作为，并深受中央朝廷所青睐，得来实属不易。

而且噶玛巴什能够获得蒙古皇室所赐之金印与黑帽，则明确地表明了中央朝廷对于噶玛噶举教派之宗教地位的认可，亦表现出了对于噶玛巴什宗教领袖地位的认可，而且此亦是有史以来中央朝廷第一次对于噶举教派的正式封授。

此一系列殊荣之获得，就为后世诸位噶玛巴与中央朝廷的互动提供了重要的宗教身份与必要的宗教地位，换言之，噶玛巴什之所为为后世噶玛巴们与中央朝廷的互动关系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当然，仍需说明的是，我们需要注意到蒙哥汗所赐之印鉴名为“大持金刚之令印”，所以说噶玛巴什虽被封授，但从名号上来看，其本人并不是被作为上一任噶玛巴转世的身份而被朝廷所封授。

由此可见，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系统固然首现於噶玛噶举教派，然而距离真正的成熟并受到广泛的社会认可仍有待於一个时间的考验。

积极投身于民族和谐与祖国统一的进程

据《贤者喜宴》所载，“在蒙古和西夏交界之地出现了遮天蔽日的毒蜂灾难，却吉啸嘛便施以金刚夜叉之密教眼观法进行调伏，而后又用土和砂等物加持祝福，故此至今当出现蜂（灾）的时候，（人们）仍会抛掷砂子予以抵挡。”

可见在奔往内地的路途之中，噶玛巴什和当地不同民族之僧俗曾经共同商议过克制蜂灾的方法。再据《历辈噶玛巴传略》所载，在离开忽必烈以后，前往蒙哥汗处之前，噶玛巴什还曾游历於凉州、甘州一带，弘法传教并恢复了多所因战火而毁弃的寺院。

《贤者喜宴》还曾多次记述了噶玛巴什觐见忽必烈之后在各地的诸多宗教善举，“据说汉、蒙、藏、西夏、维吾尔彼等地区言语不大相同，多至近百，是故修旧建新的佛殿、佛塔计有一千零七、八座之多。”

“ 在抵达汉地环吉城之时，各种流行疫病正在困扰此地，（二世噶玛巴）遂祈祷依怙神保佑（一切有情），于是派出慈悲药师佛（下界），自佛手和佛唾液中流入池塘、井及泉眼诸处，再加持变成药水，凡饮此水者疫病即除，此事促使众人信服之，且信众无数。

临桃附近乃是汉地险要，汉地一切神鬼示以神变，当时黑风卷走土石，一匹烈马跃出并落在大师的身畔，立起来成为一个九头十八臂的马项金刚，此马嘶鸣狂吼，（噶玛巴什）遂予平定，此马项金刚丢掉了性命。

众人见它身色赤红，就将汉地、蒙古、西夏及维吾尔等所有一切众生召集起来，躬行佛法。（肆虐祸害）所到之地的疫病被剪除了，混乱被止息了。（二世噶玛巴）随即命令修缮诸旧寺破殿，所有一切不净之僧人应该使其所行合乎戒律，令诸咒师修行生圆满次第（之法），遂使佛教犹如日出（那般兴旺）。”

客观地讲，上述诸多记载包含有很多的宗教内容与神话传说，似非信史，然而亦恰如本文在开篇中所述，此乃藏文教法史写作之一般性特色所在，是故剔除掉诸多虚妄的神话内容之后。

我们仍可以肯定并作出一些有限的判断：噶玛巴什当时曾长期活动於河西走廊一带，范围包括了蒙、藏、汉、维吾尔等各族的一些聚居区域，他并且积极致力于在各民族间传播佛教理论、修建寺院、治疗疫病、抗拒灾害。

当然，噶玛巴什前往各地的目的既有发展宗教的利益导向，亦包含着争取蒙古王室长期支持的现实政事考量，也许不似各种教法史中所言的那般简单甚或是单纯，但是只要其行为符合了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需要并能实际有所作为，我们就应当肯定其在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贡献。

积极投身于祖国统一

在中华民族多元演进的统一发展进程之中，民族关系与祖国统一这两个概念自古以来就密切相关，这与中国特有的民族国家形成历史有着根本联系，因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既不可能脱离开民族关系的范畴来讨论祖国统一，反之亦不可能脱离祖国统一的历史铁律去妄言民族关系之和谐发展。

故此，在噶玛巴什一系列宗教传法活动的背后，我们不但应该肯定其在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方面的积极贡献，亦应看到其在国家统一方面的有所作为。尤其是当蒙哥汗在位时，一度维持蒙藏关系发展的重要纽带应该说并非仅仅是萨迦派，噶玛噶举教派也曾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因为自从十六世纪阔端去世之后，蒙哥汗恰在此年即汗位，而后连续执政八年，在此期间西藏被分封於诸蒙古皇室，而此时的八思巴实际乃是在忽必烈处襄助，且忽必烈於蒙哥征南宋时甚至曾一度自身难保，而噶玛巴什则驻跸於蒙哥汗处，位处要津，立于中枢，可以肯定噶玛巴什在当时应该具有一定影响力。

关于噶玛巴什在蒙古皇室中的活动，我们亦可从其所谓传法的路径予以评析：应忽必烈之诏请前往六盘山—后又离开忽必烈去往蒙哥汗处一然后被忽必烈流放一再被忽必烈释放一返回楚布寺王森先生曾就此评价道。

噶玛巴什从前既不肯追随忽必烈，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分别於开平、哈剌和林称汗之后，又身负支持阿里不哥之嫌疑，所以阿里不哥战败后他随即被捕并遭到流放，从而噶玛巴什在中央同萨迦派的斗争以失败结局。

所以根据其行程，并结合王森先生的分析来看，噶玛巴什当时辗转于蒙古皇室之间，努力扩展自身教派的影响力，虽然最终较之萨迦派与中央朝廷的密切关系尚有一定的差距，或言其与萨迦派在元廷的争斗中失利。

但是其积极地向中央朝廷靠拢、协助蒙哥汗执政的行为在根本上也符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总目标。因此，当我们评价十三世纪西藏地方归附元中央朝廷这一进程之时，不宜仅从凉州会盟、萨迦地方政权等视角来品。

宜应注意到噶玛巴什在这一关键历史阶段的活动及重要贡献，肯定其积极投身于民族和谐与祖国统一进程的历史意义。

正确处理政教之间的关系

政教关系乃藏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然而详查蒙哥汗至忽必烈的这段历史，蒙古统治者们并未致力于建设一个政教合一的中央政权，当然部分皇室成员可能会实际具有一定的宗教倾向，甚至个别区域会被允许存在政教合一的地方性政权。

但自整个国家或中央朝廷的层面而言，无论是早期的大蒙古国，亦或是．后期的元朝统治，都未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故此，从中央朝廷的层面来审视，政教实际处于分离的关系状态。

客观地讲，政教分离乃是自秦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之政事传统，这在当时以汉制建国，号称“大元”并标榜为中原正统的忽必烈时期，也实际符合蒙元的根本统治利益。

与此同时，从噶玛噶举教派之宗教利益出发，思考其当时是否需要致力于融教权入政权，从而形成噶玛噶举某种政教合一的权力存在，亦是噶玛巴什需要切实面对并做出选择之问题。对此，本文认为噶玛巴什最终并未选择政教合一的教派发展模式。

简言之，理由有三：

第一，缺乏客观条件。如前文所述，在与萨迦派的权力斗争中，噶玛噶举最终处于了下风，故此，无论是当时坐镇中央的忽必烈汗，或是西藏地方的萨迦教派，都不可能允许噶玛噶举创建政教合一的政权。

而实际上亦正如我们前文的背景介绍所言，包括噶玛噶举在内的藏传佛教其他各派，当时均不具备挑战萨迦教派政教地位的实力与条件，而且这样做既不符合政教分离的元朝中央朝廷体制，萨迦派亦不可能赞同与其他诸派在西藏地方进行权力分享。

第二，缺乏介入权力斗争的主观意愿。化教权入政权，或言熔铸政教二权，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归纳或思想集成，这在当时残酷的政事现实之中，意味着不同背景下各种利益集团的激烈角逐。

如果说在六盘山觐见忽必烈时的噶玛巴什还并不能看到这点，那么在停留于蒙哥汗身边若干时间之后，他对于蒙古王室内部惨烈的权力斗争一定是感同身受，很显然，如果不能介入权力斗争之中，就不可能获取皇室内部成员的倾力支持。

客观地讲，噶玛巴什早於八思巴觐见了忽必烈与蒙哥，如果其愿意介入到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并积极谋求噶玛噶举在西藏地方政权中的地位，那么较之八思巴，噶玛巴什则拥有着更多的机会。

但恰如《贤者喜宴》所载，“然而大成就者噶玛巴什除以佛法调伏众生外，并未干预其他事情”。即就是说，当时的噶玛巴什缺乏介入权力斗争的主观意愿。而且从后来忽必烈对于噶玛巴什态度的转变并厚赐允归的表现来看。

即使是在蒙哥汗时期，噶玛巴什亦未曾实际介入到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之中，否则，忽必烈即汗位之后应该不会轻易地放走自己的重要政敌并赐归而允其从容返藏。

第三，对于政教关系的冷静认知。有学者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后认为，“蒙哥汗并不专信某一宗教，他对迎请来的各种宗教人士都给以布施，使他们都以为享受到了特殊恩宠”，而噶玛巴什曾觐见过忽必烈并跟随在蒙哥汗身边，曾经取得过金印、黑色法帽，据说还曾获封国师。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对于蒙哥汗的宗教政策以及忽必烈的宗教态度应该更加了解，能够较准确地把握好政事与宗教各自的边界，这种准确性就表现在他既谋求中央朝廷对于噶玛噶举的有力支持。

但又并不追求政教合一的权力形式譬如他曾以如此方式对蒙哥汗言道：“如您此位统御世界之王乃极为尊贵，虽然有灾，但非我不能扭转。为了扭转消弭所存大灾，汗王当下令祈祀上苍，使众人受益于所有财产及仓库，并开释一切监牢。

”我们由这段话来看可见，噶玛巴什其实很清楚政教之间的权力边界，而并非仅仅是以噶玛噶举派教主之身份而自居，言谈间，他毫无使宗教欲凌驾於世俗权力之上的倾向，也正是基于噶玛巴什对于政教关系的此种冷静认知。

方可促使他能够以恰当的身份与姿态悠游於权力中心，并能於蒙哥汗死后继续调处、改善与忽必烈汗的关系，善能自保，其实这些都与他能够合理把握政教关系的发展走向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