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亲历记（18）：那些心里悲苦，却哭也哭不出来的堵

铁道兵某部护士 杨静：

一路欢声笑语地开赴唐山

1976年，我所在的部队医院，为保障铁道兵某部修筑北京至赤峰铁路的医疗卫生工作，从外地调往北京沙河。当时，我是一名护士。

7月29日，上级通知我们组建医疗救护队。医疗救护队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共有十五人，我是其中的六名女兵之一。

我们准备好药品、帐篷、粮食，随时听候命令准备出发。

那天，司务长提出买点儿菜带上，但教导员说：“天热，菜就不要带了。到了唐山再买吧。”

曾参加过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医疗队的一位老兵对我们几个女兵说：“你们去了没什么事干，等着全国人民慰问吧。”

7月30日早八点，我们乘一辆解放卡车向唐山驶去。 一路上，有的聊着天，有的哼着曲。

虽然我们心里明白这是执行伍务，但从上到下都不够重视。尤其是我，既没带水壶，脚上也只穿了双布鞋。我想，反正唐山离北京也不远，乘车几个小时就到。

汽车进入丰润县地界。我们看到公路两旁倒塌的房屋越来越多，公路上驮着各色家用物件的骑车人也越来越多。

一个骑车人的后座上，横着放着一长条木板，木板上有个用棉被卷成 长条的物件，被麻绳捆扎得严严实实的。越往唐山走，驮着木板上捆扎被卷儿的骑车人就越多。

被卷儿里包着是什么？一路上我们胡乱猜着。突然，有人大声说道：“这形状，像是人…… ”

就此，车厢里的歌声停止了。

新婚之夜，我把长方形的被卷全部打乱

当汽车路过一个不知名的村庄时，我们看见公路边的大坑里，堆着上百具尸体。男女老少都有。他们身上没有伤痕，好像还在熟睡，只是他们全身都呈现出灰土色。

汽车驶离这个小村子好远了，才有人轻声说：“他们是被倒塌的土房活活闷死的。”

唐山大地震过去了若干年，我一直还对长方条形的物件十分敏感，后来我结婚回老公的东北老家时，见到叠成长方条形、红红绿绿的被子码在火炕上，深受刺激，坚决不让把被子叠成那样。婆婆不解，我给她讲了我在唐山大地震见到的无数“被卷儿”后，婆婆心疼地用手抚摸着我的脸，叹口气说：“唉，这孩子是吓着了。”

也许是7月30日那天天气十分炎热，也许是我们对眼前的惨景始料未及，大家都沉默不语，手中的烙饼难以下咽。

滴水未沾的我更是咽不下去，我没带水壶，那种情况下，怎好喝别人的水?

下午2点，我们到达唐山市郊。我们要去设在唐山机场的“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报到，领任务和药品等。

问路时，老乡告诉我们，去唐山机场不用进市区，“走近道，有10来里吧”。

去唐山机场的路上车水马龙，既看不到头，也见不到尾，

汽车几乎是挪一下就算走了。大部分是军车，也有地方牌照的汽车飘扬着彩旗，我至今还记得“上海医学院”、“石家庄医学院”等彩旗的模样。

在市郊公路沿线，有不少人在挖坑，坑边上放着我已非常熟悉的“被卷儿”。许多挖坑人把“被卷儿”放入半米多深的土坑中，掩埋后再插块木牌作标记。

天已黑了，听说离机场很近了，但汽车还是一步一步往前挪。

带队的副教导员急了，带着一名男兵，打着手电步行去机场。一个多小时后，副教导员带回了“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 命令，让我们到机场待命。

夜里12点多，汽车终于“挪”到了唐山机场的跑道上。

招待所的旅客，躺在床上，已去世三天了

我没看见一处完整的房屋，到处是残垣断壁。一路上，司机河见因地震造成的“地裂”和“大缝”,便驾驶车七扭八扭地约着。除了“地裂”和“大缝”,他还得小心翼翼地避开路上左一个右一个的“被卷儿”。

眼前的唐山市火车站候车室已经成为一片废墟。

原是八层楼高的唐山市委第一招待所(据说是唐山市最高建筑),仅剩下破烂不堪的三层。

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有6张床，每张床上还躺着人。从头发判断，他们是男的。他们已经死去3天了，身上还压着横七竖八的预制板和房梁。

看到如此惨况，卡车上的我们都哭了。有个女兵哭着说 “为什么不把他们…… ”她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

想想看，这些无名死尸都是差旅之人，他们的亲人将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踪影，连他们的尸骨也要长眠异乡。

我们作为首批赶到的救灾部队，当务之急不是哀悼死者，而是尽快从这座城市的废墟下面，救出那些气若游丝的生命。

放眼望去，市区大街上的救灾部队不是很多。

废墟上，官兵们有的用镐，有的用锹，更多的用手，扒拉着碎砖烂瓦，寻找幸存者。可要把预制板抬起，非得有吊车等重型机械。

我没看到一部重型机械。

我以为只有战争，才能把一座城市摧毁成这样。但唐山大地震的破坏，绝不亚于一场战争。在我看来，这就是一场战争，一场人与大自然之间的战争。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没有也不可能有“预警机制”。人们都在“乐此不疲”忙着“备战备荒”,根本无暇关注大自然的警告。

来要饭的男子

一家九口，只剩下他和三个孩子

7月31日上午7点半，我们到达255医院。255医院三层门诊楼已被地震“拍”成仅剩一人多高的瓦砾。我们就在瓦砾旁安营扎寨。

炊事员让我们几个女兵从瓦砾上捡些破碎的桌椅当柴火。他去找水。

轰隆隆，一声巨响，大地在抖动，余震来了，震得瓦砾上的破窗户“哗哗”作响。吓的我们几个女兵赶紧跳下瓦砾，跑到平地上。

这是我们在唐山遇到的第一次余震。个把小时后，炊事员找来了水。他说，市区唯一的水源是驻军的游泳池里的水，必须持有关部门开具的介绍信才能领取。

据他介绍，游泳池有持枪的战士守卫，池中的水面上，浮着一层黑黑的小虫和泡沫。

上午9点半，我们正围着大铁锅抻面片儿，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步履蹒跚地向我们走来。

他想讨点吃的。他的脸上还挂着血迹，暗红色的血渍几乎遮住了短袖衫的本色，左臂上有半尺长的裂口，伤口已经严重感染，看上去比右臂粗了许多。我们很快为他清洗和包扎伤口。

他哭着对我们说，他的父母、妻子都在地震中被砸死了，5个孩子，还剩下3 个 。

护士小肖忙问：“那孩子们呢?”他哽咽着说：“管不了了。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了。”

几名女兵都哭了。有的给他盛面片儿，有的从兜里拿出几块钱给他。我拿了块烙饼，默默地递过去。这时，随着“轰隆隆”的巨响，大地又在剧烈抖动。

也许是我一天多水米未沾，身体水分严重透支，也许是进入唐山后我的眼睛就没干过。当见到第一个伤员时，我却没有掉泪：在大难降临时，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不管了。

睡梦中，小董从三楼的窗户飞出去

平稳着陆，安然无恙

护士刘群不久前了个对象，是我们分部董副参谋长的儿子。临来唐山前，小伙子告诉她，他的妹妹在255医院，是个 新兵，让刘群想方设法找一下。

7月3 1 日上午，刘群约我一起去找，还真找到了。

眼前的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灰头土脸。见到我们时，满眼流露着惊恐之色。

她身穿一件过于瘦小的翠绿色的确良短袖褂和一条过于肥大、裤脚挽了好几层的男式军裤。她的脸上、胳膊上、腿上全是划痕。

小董告诉我们，“7 ·28”那天，前半夜热得睡不着，后半夜好像听见“鸣呜”的风声。

她的床紧靠着窗户，怕下雨，迷迷糊糊起来去关窗户，谁知人一下子飞了出去。醒来时，天已蒙蒙亮。她听见四周一片呻吟声(在255医院，我听说大难发生时，驻军某部还有人大喊：“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小董急忙捡了件衣服和裤子穿上，“都不知是谁的”。

除了脸上、胳膊上、腿上的划伤，她居然没有受其他的伤。

那可是楼上三层啊。刘群问她，是不是大树“接”了一下？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宿舍8个人，她们7个全死了。” 小董失声痛哭。

255医院在大地震中，共有约400人遇难。有一位年轻的女战士，在大震发生后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 一个人从倒塌的楼房瓦砾中，奋力扒开一个洞口，共救出了10几位病人。

睡觉的地方，曾存放过四十多具官兵遗体

在255医院仅呆了半天，我们又接到新的任务，赶赴位于滦县的驻军某部去救护。

可能老天也为人间的惨况感到悲恸，骤然间下起瓢泼大雨。

汽车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开，公路上依旧车水马龙，汽车依旧一点一点往前挪。

下午4时多，我们总算挪到了滦县的北京军区某部。

团长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了情况：驻地离著名的赵各庄煤矿不远，抗战期间，抗日英雄节振国就在这一带率领游击队打鬼子。

团长说，地震当天，他们将重伤员送往唐山255医院，路上得知“255医院已经平了”的消息后，汽车只好掉头回到团里。

团长对我们说：“真盼着你们早点来呀。昨天，我们已把一些重伤员送到香河县医院去了。”

支帐篷的时候，副教导员指着一块干地，让我们女兵在此搭帐篷，男兵的帐篷搭在旁边的湿地上。

团长走过来说：“这里是团部唯一的干地了”。因为“这儿原来码放着40多具官兵的遗体”。

听了团长的话，搭了一半帐篷的我们觉得挺害怕的，嘀嘀咕咕了一会儿，便和副教导员要求与男兵对换搭帐篷的位置。

副教导员同意了。男兵帐篷的位置，原是菜地，加之刚下过大雨，更是湿漉漉的。见此情景，团长便让人给我们女兵送来6块毡子。

晚上，我和衣躺下，离枕头边不足20厘米，就是挂着水珠的野花和小草。湿热的帐篷里，让我这个有关节炎的人觉得十分难受。

我睡不着，穿上“滋滋”冒水的布鞋，走到帐篷外。

不远处， 一个荷枪的战士在月光下伫立着，那是团里专门为我们医疗队安排的哨兵。

此后，我和医疗队的其他人在这个部队工作了半个月。

也许是离矿山近的缘故，我在这里经常听到来自大自然的声音：有时传来“哗哗哗”的声音，像是潺潺流水从脚下流过，有时传来“咚咚咚”的巨响，像是在脚下开山放炮。

后来，我听到的最坏的消息是：该部队有一次在运粮途中，车上的粮食被人抢了；最好的消息是：8月11 日下午，赵各庄煤矿有五名矿工在地震15天后获救。

你们要是早来一天，就好了

8月1日，建军节。这也是我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个建军节。一大早，医生去查看团里较重伤员的伤情，轻伤员则排起长队，由我们几位护士处理伤口。

其中一位伤员是北京兵，姓刘。地震时，一根大梁掉了下来，一头“蹭”着了小刘的腰，另一头正好砸在一名战士的头上。那名战士很快就死了。

小刘哭着对我们说：“如果你们早来一天，我的好朋友就不会死了。他大概是伤了内脏，一个劲儿地喊疼。他是活活给疼死的，流血流死的。”

小刘扭过头，用手背抹着眼睛。

我紧咬住嘴唇，不让泪水再次流出，脑海里全是公路上堵得一塌糊涂的景象。

小刘的家住在北京前门的大栅栏。他很想给家里捎封信报个平安，可当时没法寄，问我和刘群，能不能在走的时候，帮他捎一封信。我们当然爽快答应了。

30年了，小刘那句“你们要是早来一天”的话，时不时还会侵扰我。每每想起总让我心痛不已。

老天爷，你为什么不砸死我?

听说北京派来了解放军医疗队，附近村子的村民纷纷赶来，我们医疗队分成两组，一组继续给部队的官兵疗伤，另一组则在军营外的山坡上搭了个棚子，专为村民治疗。

我分在“村民组”。

村民说，村里一个养狗人，“7 ·28”那天夜里狗在屋里狂吠不止，吵得主人睡不着，便将它轰出门外。

谁知狗在院里愈发狂吠，见没有搭理，就扑开门，蹿到炕上在主人腿上咬了一口，扭头就跑。

被咬疼的主人气坏了，抄起炕笤帚追了出去，刚跑出门，房子就轰然倒下。

还有一人，地震时，急忙往炕下跳。谁排号，炕下裂开了一篥大缝，好跳了进去，被活活挤死了。

来治疗的伤员大多数是老人，中年人不多，青年人更少。

从老人的哭诉中，我们得知：村里的青壮年大部分是矿工，“7 ·28”大都死在了矿山。在家里被砸死的大部分也是青壮年。

侥幸逃生的青壮年，大都是休班替老人夜里看场、看地的。

一个被砸断左臂、蓄着雪白山羊胡子的老人哭诉道：老伴已去世多年，唯一的儿子是矿山工人， “7 ·28”死在矿山，儿媳和孙女也被砸死在家里。

老人用攥紧的右拳，用力捶打着自己的前胸：“我的孙女才五岁呀。村里人都说好多年没见到过这么好看的孩子了。可是她和她爹妈都被砸死了，独独留下了我。老天爷，你为什么不砸死我?”

唐山大地震一周年之际，有一些人自杀了。

据说多是因为不堪忍受亲人离去、形单影只的孤苦生活厌世而去的。

30年了，那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和那抖动的白胡子不时在我脑海中闪现。

61和63，你们俩就把年龄报成58

还有两个伤员，我已记不清她们的名字，好像都有个“英字，但我永远记住了她们的年龄：一个61岁，一个63岁。

61 岁的“英”,整个前额，从头顶被劈开，翻开前额，白生生的头盖骨全能看见，而前额里的肉的表层颜色已经绿了，阵阵腐臭扑鼻而来。

她的伤口感染非常严重，我们只能用盐水和酒精给她清洗伤口，每天两次，却没有明显好转。

医生说，必须把她的腐肉全部去掉才能好转，但我们的医疗条件有限，他不敢冒这个险。

63岁的“英”,左臂被砸断，右臂则伤得十分离奇：外表一点儿伤都没有，大臂仅剩一层皮包骨头，而且是真正的“皮包骨头”,里面的肉全部被“捋”到小臂去了，小臂显得肉嘟嘟的。

对这样的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个人胳膊的外表皮肤没有一点伤痕，没有一丝血迹，却让她胳膊里面的肉全部换了地方？

重伤员被陆续送走以后，上级指示，把一时不能恢复的轻伤员也转往外地，但年龄60岁以下的先走。

我们就要撤离了。

医生认为，我们走后，“61”活下去和 “63”复原的可能性不大。

我就和医生软磨硬泡，“把她们也送走吧”。

医生最后眼圈红了，在最后一批伤员的名单上签了她俩的名字。

在去往唐山机场的汽车上，我轻声地对她俩说：“千万记住，如果有人问你们年龄，就说58岁。”

唐山机场跑道边上，黑压压地躺着、坐着难以计数的伤员，许多身穿白大褂的医务工作者穿梭其间，为他们治疗。

机场跑道上，一位指挥员头戴耳机，手持话筒，打着各种手势，指挥着运输机降落。

这一批次有10几架运输机，一架接一架，井然有序地降落在跑道上。

听说，这一批次运输机将飞往上海、南京、沈阳等地。我想，她们最好能去上海，离地震中心远，医疗条件好。

轮到我们上飞机了。我背起“61”,从一架“伊尔-14”运输机的尾部走进机舱。机舱里放着一条条长凳，我将她轻轻放在凳子上。

“63”是个很富态的老大娘。她的两只胳膊都有伤，左臂还上着小夹板，我只能咬紧牙关，抱起“63”走上运输机， 每走一步，都觉得非常吃力，汗水把军装全浸透了。

得知这架运输机是飞往沈阳的。我告诉了“61”和“63”,嘱咐她俩，在外要互相照顾，并再次轻声叮嘱：“如果有人问，就说你们58 岁。”

临别之际，她俩眼里都闪动着泪花。“61”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闺女呀，你也要多保重。”

轰鸣声中，载着“61”和“63”的伊尔-14飞上蓝天。我望着天上快变成黑点的飞机，又望着跑道边依旧是黑压压的伤员，有很多伤员还那么年轻。

我扪心自问：我把上级规定的“过龄”伤员送上飞机，这样做究竟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