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田汉与聂耳的战斗友情

我凝视着眼前这张褪了色的而又无比珍贵的照片，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这是我父亲和聂耳1933年初夏在上海时的合影。那时正是父亲介绍聂耳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当时父亲三十五岁，聂耳仅二十一岁。他们互相依傍着，在他们那年轻清癯的脸庞上，流露出严肃坚定的神情。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都已先后离开了人间，但他们这种亲密无间的战斗友情，他们这种向往光明、充满信心的神智和形象是我永生难忘的。

在那长夜漫漫的年代，我和祖母虽然与父亲都在上海，但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和追捕，祖母只好带着我另住一处。我们还经常搬家，我上学时也得改名换姓，在动荡的生活中度过了苦难的童年。1930年，由于国民党和军阀的迫害，青年聂耳只得离开云南经越南、香港辗转来到了上海，并立即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以后他在明月歌舞团里担任小提琴手。在这一段时期里，他努力学习革命文艺理论，通过各种艺术实践，自学和声学、作曲和外语，并开始了早期的音乐创作。

1931年春，我父亲在明月歌舞团初次见到聂耳，并和这个来自遥远的西南边疆的比他小十四岁的青年，作了一次亲切的长谈，了解了他的艰难的家世和不平凡的经历。他自幼丧父，全靠勤劳贤惠的母亲抚养。他美丽的故乡受尽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使他从小就产生了反抗黑暗、追求革命的进步思想。他在中学毕业后就独自闯荡江湖，探索人生的道路。他在湖南当过兵，在广东考进过欧阳予倩同志主持的戏剧研究所，他酷爱音乐，更希望以音乐作为武器去从事革命事业。父亲同他谈得很投机，有相见恨晚之感。这次谈话奠定了他们以后在革命音乐事业上亲密合作的基础。

1932年，我父亲介绍聂耳参加了左联音乐小组，和张曙、吕骥、安娥、任光同志在一起工作。1933年，他参加了“苏联之友”音乐组。同年他为我父亲创作的电影《母性之光》中的《开矿歌》谱曲，这是他们合作的第一支歌曲。1934年夏他又为我父亲创作的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歌《毕业歌》谱曲。这首充分表达了广大青年学生抗日爱国热情的作品，成了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之一，至今仍为青年们所喜爱。

“哼唷嗬！搬哪！哼唷嗬！搬哪！从早搬到夜，从夜搬到朝，眼睛都迷糊了，骨头架子都要散喽！”在黄浦江边，外滩的码头上，码头工人喊着号子，佝偻着身子，背负着比他们身躯还要重的麻袋、木箱，颤颤巍巍地在那巨大的外洋货轮和码头之间狭窄的跳板上一步一步地艰难地挣扎着，其中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和未成年的童工，他们为着两顿吃不饱的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父亲早就想写一个以码头工人的苦难生活为题材的剧本。在这一段时间，父亲在夜晚常同聂耳到外滩去观察码头工人的生活，有时也带我同去。聂耳把他们在扛木箱、打夯时喊号子的曲调都记录下来。在码头黯淡昏黄的灯光下，父亲指着被笨重的大木箱压得喘不过气来，发出痛苦的呻吟的苦难兄弟对我说：

“你看，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民还过着这样奴隶般的生活！”

他又带着愤怒的眼光，指着那些大木箱上的外国字标记问我：

“你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里面装的是军火，是日本帝国主义运来打中国人的。”

“啊！”我惊异地抬头望着他，父亲的眉头蹙得那么紧，眼神又是那样严峻。

父亲和聂耳以极大的愤慨和激情，在1934年创作了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这也是由聂耳谱曲的唯一的一部歌剧。剧中的插曲很多，歌词除父亲写的以外，部分是由蒲风、安娥、孙师毅、孙瑜、许幸元等同志写的，全部由聂耳作曲。聂耳还亲自扮演了剧中的主要角色码头工人老王，并担任全剧的导演。在这部歌剧的音乐创作中，凝结了他的全部心血。当时他的音乐基本修养并不很深，但他才华横溢，满腔热情地献身于革命音乐的拓荒工作，使他的作品发出了炫目的光彩。

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政权统治下的上海，要出版一本抗日的剧本，或找一个剧场演出，都是极为困难的事。当时上海麦伦中学有一些进步的教职员，校长沈体兰同志利用筹建学校体育馆募捐名义，借用八仙桥青年会礼堂供《扬子江暴风雨》作首次演出。参加演出的演员有郑君里、王为一、徐韬、露露、于学伟等同志，合唱是由吕骥同志指挥的。我当时正在麦伦中学读初中，也参加了演出。我扮演的是码头工人老王的孙子小拴子。在排演中我和聂耳同志经常在一起，他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聂耳同志精力旺盛，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忙于作曲，又常和我父亲讨论剧本；既要创造自己的角色，还要负责全剧的导演。他那么年轻，却将全班人马组织得那么出色。他待同志如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有火一样的热情。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排演时一个场面、一个动作不理想，都要反复数遍，力求完善。当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我们的精神却极为愉快。他那时没有结婚，连女朋友也没有。中午休息时，他常带我到小摊上买几个烧饼，来一碗阳春面，边吃边谈。回到剧场我们坐在台下的座位上，他和我谈他故乡的美丽风光、童年的往事、父亲的去世、生活的坎坷、母亲对他的疼爱和教育……我原来以为云南是一个遥远的蛮荒瘴疠之乡，但听他满怀深情地谈起故乡：昆明四季如春，草木常青，滇池缥缈浩荡的烟波，西山龙门幽径的曲折美妙，实在令人神往。但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地主的残酷剥削，使得这片富饶土地上的人民不得安生。他的谈话是那么娓娓动人，他的态度是那么和蔼亲切，很快就使我对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总是向他问长问短，直到演员们到齐要开始排练了，我还是舍不得离开他。父亲见了，笑着对他说：“你看，海男对你比对我还亲哪！”

1934年7月，《扬子江暴风雨》首次公演了。一共演出三天，每天两场，戏票早已全部售出，演出盛况空前。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小型的新歌剧对观众所起的感染作用竟是这样强烈！当演到码头工人不愿搬运军火、将军火扔到黄浦江里、日本水兵开枪打死工人于子林和小拴子，码头工人老王悲愤地抱着垂死的小拴子领着大家高唱战歌：“难友们，大家一条心，挣扎我们的天明。我们并不怕死，不要拿死来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这时候，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一片沸腾。全场起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戏完了，观众热烈鼓掌，久久不去，大幕也无法放下，很多人兴奋得流下热泪。我的小妹妹田野那时才几岁，也在台下看戏，当看到我在舞台上被特务打死时，她在台下大声哭叫着：

“哥哥被特务打死了！哥哥被特务打死了！”

她的哭声也加强了剧场效果。当时苏联记者曾把演出的热烈情况向苏联报刊作过报道。《扬子江暴风雨》演出的成功，是党领导下的上海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一次大示威。

1934年冬，我父亲以中国青年奋起抗日救亡为题材，创作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并写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它的主题歌，准备由电通公司拍摄，但分镜头剧本还没有来得及写出，在1935年2月的一个晚上，当他送梅兰芳先生出国赴苏联演出以后不久，就在家里被捕了。夏衍同志继续完成了《风云儿女》的分镜头剧本的工作。聂耳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去找夏衍同志说：

“听说田先生写的《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请交给我作曲好吗？”没等夏衍同志回答，他又坚决重复地说：“请交给我，我干，我想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聂耳以惊人的热情和速度谱写这首曲子。在这首歌曲中，倾泻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抒发了对祖国人民的希望和热爱。他发挥了卓越的才华，写下了这一首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不朽的乐章。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在作曲上是很不容易处理的，但聂耳却处理得非常自然，铿锵有力。

1935年夏，影片《风云儿女》上映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很快传遍全上海、全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力量。

刘良模同志在上海公共体育场指挥万人大合唱，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等革命歌曲，军乐队敲着战鼓伴奏，雄壮奋激的歌声使青年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不少人唱着这支歌奔赴抗日救亡的前线。这支歌还流传到国外，不少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国际友人也都会唱。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国民党反动派要逮捕聂耳的消息。聂耳根据党的指示，离开上海赴日本准备去苏联学习。1935年7月17日，他在神奈川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被汹涌的海浪吞没，中国人民从此失去了一位饱经战斗的可爱的青年音乐家。

噩耗传来，全国人民对他的去世表示极大的悲痛和哀悼。在上海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很多群众自发地参加悼念活动。当时我父亲正被国民党幽禁在南京，听到聂耳在日本遇难的消息，他为中国音乐界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为自己丧失了一位最亲密的合作者感到无限悲痛。他写了一首悼诗，送给追悼会，表示自己对聂耳的深切哀思：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蕾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祗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父亲因为失去了自由，不能去上海亲自向人民的歌手，忘年的知己——聂耳同志的灵前献上一束鲜花表示自己的哀悼，他的心情是何等悲愤、沉痛啊！

从1931年我父亲与聂耳初次结识起到1935年，他们的友谊只有短短的四年的历史。但由于志同道合，使他们一见如故，情同手足，而且革命戏剧、电影、音乐方面的亲密合作更加深了他们之间战斗的友情。仅在1933年到1935年这短促的两年中，聂耳在参加紧张的革命运动的间隙里就创作了三十多首不朽的歌曲，其中大部分是同我父亲合作的。如果聂耳能活到今天将为革命的音乐事业作出多大的贡献啊！但无情的狂涛卷走了他年轻的生命。我父亲饱受“四人帮”的摧残折磨而死。他们虽然都已离开人世，但他们在战斗中建立的友情是永恒的。他们共同创作的，为人民喜爱的歌篇就是他们最珍贵的纪念碑。

（田海男，1982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