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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屯田制，这是中国古代最为典型的土地制度之一。从秦汉时期开始，屯田就已经成为了国家发展农业经济的必要手段。

汉朝末年，随着战乱的发生，统治阶级更加重视政治秩序，忽略了对农业经济生产的扶持。屯田制度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打击，正处于缓步复苏阶段。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足鼎立，渐成趋势。由曹魏开始，国家推行屯田制度，一方面发展农业生产，使农民有地可种。

另一方面增加资源储备，满足战争需求，供应前线需要。江东吴国，以及西南蜀汉，都纷纷开始屯田，这一制度又迎来了快速的发展。

不过，三国之中，魏国的屯田制发展最为成功。这三个国家是怎样走上屯田制的发展道路的？为何曹魏家独大？

经济发展，战争需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同样会影响经济基础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的真理。中国古代社会，同样会遵循这一发展规律。

在大汉王朝，国家政治秩序越稳定，经济发展就越繁荣。朝廷推行积极的经济政策，势必要在安稳的政治背景之下进行。若是战乱频发，人民挣扎生存已成问题，何来多余的精力发展经济呢？

大汉王朝的中兴时期，农业经济迅速发展。朝廷大力推行屯田制，耕者有其田，土地资源也能发挥应有的生产价值，农业产量逐年提升。

前线军事因此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军需也有稳定的供应。大后方按照一定的时间频率，向前线输入粮草等军需物资。军队没有后顾之忧，自然可以南征北战，所向披靡。

汉武帝时期，卫青和霍去病两位大将军，建立了不世的功勋。他们二人作战风格颇为大胆，从不担心粮草供应中断。因为他们对朝廷有着天然的信任，相信国家的经济水平完全能够负担战争的损耗。

文景之治休养生息，养精蓄锐，这才让汉武帝有了征战沙场的基础。国家的经济实力，各类社会资源的储备，是国家发展军事的前提。

而在汉朝末年，天下逐渐分裂，皇室衰微，战火纷飞。老百姓流离失所，忙于逃命，人人居安思危，再也无心考虑农业生产问题。

尤其是在中原地区，这里位于政治漩涡和战争中心，老百姓心中最是缺乏安全感。朝廷无法为他们提供保障，他们只能不断向南迁移，活得一天是一天。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正是在汉朝的发展基础之上做出创新和改变的。

作为魏国的领袖，曹操是一位颇有头脑的政治人物。他虽然心胸狭窄，多疑敏感，但最大的优点就是广开言路，最擅长借助别人的力量达成自己的目的。

当有谋士向曹操进言时，他当然洗耳恭听。

这位谋士告诉他，要想壮大国家实力，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经济是一切社会工作的基础，只有经济实力提升，才能够不断扩大土地面积，增加军需储备，为前线战士提供保障。

曹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前线的困境早有耳闻。他自然认为此话颇有道理，只是不知该从何入手。

在翻阅各类书籍时，曹操想到，既然无法推出某种创新的政治举措，那不如借鉴历史的经验，推行屯田制。

至少在他看来，汉朝确实因为屯田制实现了农业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实现了财政收入增加的目标。

曹魏具有天然的优势，中原大地土地资源广阔，而且具备一定的农业生产基础，农业技术也颇为成熟。朝廷只需要对农民做出引导，很快便能成事。

他先是安抚民心，通过政策和命令，告知天下百姓，加入屯田制的生产队伍之中，必然能收获安定的生活，也能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从此实现自由劳动。

流离失所的农民们，过去大多在地主的手底下讨生活，不仅没有人身自由，生产成果还会被无限剥削。

如今，曹操愿意承诺他们耕种的自由，这对他们的诱惑力自然极大。

于是，越来越多的流民响应号召，耕种土地。曹操也一举两得，既增加了资源储备，又稳定了社会秩序。

江东孙吴，情况则更为复杂。

东南和岭南一带，原本并非农业发达区域，因此农业生产基础薄弱。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孙家扩张势力范围的需要。

《三国志》当中记载：“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

孙权正值壮年，精力充沛，野心前所未有地强烈。他想要趁此机会，扩张土地，通过推行屯田制，强行征用南方的大片土地。

如此一来，他也能实现两个目的。其一，他可以自然而然地扩充势力范围，将更多的东南土地收入囊中。其二，他也能通过屯田制，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

相比之下，蜀汉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曹魏是抢占先机的国家，最先开始推行屯田制，因此也充分吃到了屯田制度的红利。孙吴开始的时间虽然不算早，但也算恰如其时，抓住了生产的空缺，填补了军需的缺漏。

可是蜀汉，这个国家是在北伐战争失败以后，才陆续开始推行屯田制的。

最开始，蜀汉其实并不缺钱。得益于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过去的经济基础，这里的盐铁官营制度，给蜀汉政权增加了极为可观的收入。

盐铁经营，本就是暴利行业。仅凭这两样商品，蜀汉都能不愁吃穿。但北伐战争的消耗毕竟太大，接二连三的失败，又让政权压力加剧。

百般无奈之下，他们才推行屯田，通过屯田制短暂地满足军需供应缺口，缓和社会生产关系。

三种形式，差异显著

虽然魏蜀吴三国都先后推行屯田制，但三个国家的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有着极大的不同。

先来看看魏国的屯田制，横向对比，魏国的制度是最为成熟的。

曹操下令，魏国应当军事屯田和民用屯田相结合，以军事屯田为主，以民用为辅，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在国家境内的各大边防地区，曹操主要推行军事屯田。不管是远道而来的流民，还是军队当中的士兵，大家都可以成为生产者。

流民当然是主要生产力量，他们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生产压力。但是军队士兵绝不会置身事外，他们也被纳入到了这一体系当中。

战争爆发时，士兵们当然披坚执锐，冲锋陷阵，不管是为了扩充领土还是为了守御领土，他们都拼尽全力。

而在战争停歇时，他们除了进行日常的军事训练之外，还会来到土地之上，挽起裤脚，加入到农业生产队伍之中。

总的来说，魏国是将农业生产与军事战争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农业资源能够第一时间满足前线需求，减少运输时间和成本，确保战事顺利进行。

军事屯田以军事服务为核心，民用屯田则作为后备资源，加以补充。假设前线出现问题，后方还能及时跟进，避免更可怕的麻烦出现。

而且魏国屯田制的组织方式也极为成熟，朝廷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派遣官员负责屯田制的推行工作。

军队当中的将领，也在朝廷的示意之下，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每一位将领都必须对管辖范围内的土地负责，他们除了需要操心战争，也需要操心士兵的劳动积极性，以及土地的产量和产值。

军事化的管理体系，让屯田制的运转更为成熟，也更成系统。朝廷若想追责，也能轻易辨认负责人，把责任精确划分到每一位官员的身上。

相比之下，孙吴和蜀汉的屯田制，则显得随意许多。

东吴在本国和其他两个国家的中间地带，留下了一大片真空区域。这一部分区域，实则是对土地资源的浪费。

而在江南腹地，当地民众缺少耕种经验，大量的土地资源未得到及时开发，也无法产生相应的价值。

即使东吴仍旧采用军屯和民屯相结合的形式，他们也无法发挥两者的最大作用，只能眼睁睁看着资源浪费，无力弥补。

在组织形式上，东吴虽然也派遣了相应的官员管理屯田制，可是权责划分不清，上下等级不明，这也导致有人越俎代庖，有人尸位素餐。

至于蜀汉，他们的屯田形式主要为军屯。蜀汉地区多红土地，红土地的土地价值极低，营养元素含量也不高，所以并不适宜农作物生长。

在没有农业专家指导的情况下，盲目地摸索屯田生产，只会导致事倍功半。

蜀汉也没有专业的机构管理屯田制，大片土地荒废，大量流民聚集，农业需求和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愈发明显。

曹魏独大，对比明显

三国虽然都采用了屯田制，但各自的侧重点和管理方式均有不同，因此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曹魏的屯田制，其效用最为明显。曹操下令，要求所有生产者在兼顾农业产量的同时，多多关注农作物质量，做到精耕细作。

在三国时代，一个政治家能够产生精耕细作和因地制宜的思想，这极为难得。曹操的远见卓识，也直接推动了屯田制的发展。

关于其屯田制成果，史书记载：“风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

农业生产完全能够满足军用，甚至还有大量剩余成果。粮草和其他军需，支撑着曹魏军队摧枯拉朽，克定天下。

东吴的屯田制同样在不断发展完善，可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的限制，终究还是制约了屯田制的效果。

到了政治统治后期，东吴的屯田数量不断减少，军需生产数量自然下降。久而久之，军队和政权之间的矛盾也在增大。

至于蜀汉，则更为糟糕。蜀汉的北伐战争，其战线在北方。成都平原生产的农业作物，无法在外地使用，仍然需要运往北方。

一来一回，运输成本又在增加，屯田作用不大。

结语：

朝廷推行屯田制的初衷，是为第一时间满足军需供应。以结果推过程，我们发现，魏国相对成熟的屯田制，更好地实现了目标。而东吴和蜀汉，各有弊病，无法克服，自然作用有限。

参考资料：

《三国志》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