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博弈，北伐前日本对中国国民党内部生态的观察

日、俄围绕中国的地缘政治博弈，是深刻影响、制约近代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从甲午战争后至1917年，日本为争夺中国长期将俄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并通过日俄战争攫取“南满权益”。1923年，日本在修订国防方针时将苏联视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假想敌，尤其对十月革命后苏俄确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保持高度警惕。1924年后，苏联的“世界革命”理论及其在亚洲国家的实践、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方针及按照苏联模式改组党政军并组织工农掀起反帝运动等政策，促使当时作为“天皇制资本主义”志向国[52]的日本与美国不同，[53]在警戒苏联对华权势扩张的同时，因忧虑本国在华权益、国防安全、国体变更与秩序失稳而在北伐前业已高度关注国民党的内部生态及其与苏联之间的关系。

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日本便密切关注其“联俄”动向。1924年1月31日，驻粤日领天羽英二向日本外相报告：大会决议之内、外政策“皆按孙文之意极为亲苏”，安排鲍罗廷演讲，发电吊唁列宁，推测大会费用由苏联提供。[54]国民党在一大前后就“容共”问题产生分歧。2月21日，天羽注意到国民党分化为“共产派”与“反共派”，前者以李书城、陈独秀、谭平山、廖仲恺、戴天仇等为中心并得到汪兆铭、胡汉民等元老的支持，后者则由少壮派及资本家组成。

国民党一大后，国共两党因苏联承认北京政府与“外蒙古民族自决”等问题矛盾激化，邓泽如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8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就此进行讨论。30日，天羽便从李烈钧处获悉大会内幕，向新任外相币原喜重郎进行了密报：共产派与反共派争执不下，最终由孙文裁决，共产派获胜，苏联代表鲍罗廷与胡汉民、廖仲恺、蒋介石一同当选为最高委员会委员，评价这是“苏联对粤政策的一大飞跃”。他判断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导致党内动摇”，张继、谢持等反共派或将另立新派；孙科、吴铁城等所谓“少壮派”组建广州市党部委员会违抗中央，冯自由等则正拉拢唐继尧、赵恒锡、阎锡山，企图在原同盟会基础上另立门户。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排除共产党的倾向急剧发展，共产党内争取全面控制国民党的欲望日益强烈，日本政府判定国民党将因党首去世内讧加剧。1925年3月24日，驻粤日领代理清水亨向币原密报：张继、冯自由等“稳健派”异常活跃，与胡汉民等“激烈派”抗争。而后，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进一步将胡汉民、廖仲恺、汪兆铭、陈独秀、李大钊等归为“共产派”，将冯自由、张继、居正等归为“反共派”，注意到国民党围绕是否参加善后会议发生决裂，“反共派”中进一步分裂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

7月，在平定商团事变与杨刘叛乱后，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国民党再次分化。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遭到暗杀。次日，驻香港日领村上义温根据廖仲恺“近来借助学生军极力压制反对派”，判断“犯人必是反共派”。9月5日，清水向币原报告廖案以后的广东政局，将遭到搜查、拘禁的国民党新右派称为“温和派”予以同情，评论“汪兆铭、许崇智与蒋介石三人组建的特别委员会掌控广东军政大权，引起商民不安”，预测“共产派与反共派必将兵火相见”。而后，清水又报告了与廖案有牵连的胡汉民出国巡游、许崇智辞职赴沪、蒋介石解除许之武装等情况。

廖案后，日本开始关注广东国民政府的权力结构与实际操控者。9月10日，清水分析国民党的广东施政具有以下特点：（1）广东国民政府是国民党宣传、实施本党主义的御用机构；（2）招聘苏联人干预党政事务，除最高政治顾问鲍罗廷外，陆、海军内亦有苏联人掌握枢要；（3）国民党组建以蒋介石为首的党军以扩张党势，在苏联援助下建立的黄埔军校以培养党军干部为目的；（4）国民党党员与共产党党员可互相加入对方，不限制共产党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的活动；（5）“煽动、驾驭”工人。28日，外务省亚细亚局注意到广东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制，眼下由“汪兆铭、蒋介石、谭延闿三人掌控实权”。30日，日本驻粤第二十五驱逐舰队司令则敏锐地发现国民政府已被握有军权的蒋介石掌控，并向海相财部彪与军令部部长铃木贯太郎进行了汇报。

日本还密切关注了西山会议派成立后国民党的内部斗争。1926年1月16日，清水向币原报告：“自廖仲恺被暗杀后，胡汉民等所谓‘反共派’相继被逐，广东政府在俄国代表鲍罗廷的支配下完全被共产派掌控，其后北京、上海等地国民党开始反共，不断批评广东政府。”[68]3月13日，驻粤日领森田宽蔵将从国民党右派要员处获悉的内幕向币原进行了密报：“最近广东政府内部共产派日盛，各部完全按照俄国顾问的命令行事，首脑成为摆设，实权皆被俄人掌控，愤懑不平的反共派团结除共的时机或将不远”，并预测“近期将出现象征性事件”。

3月20日，蒋介石听信谣言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森田于22日、23日、30日接连向币原报告了相关事态，评价“广东政府之内斗已公诸天下”。24日，台湾军参谋长渡边金造向日军参谋次长金谷范三发回电报，评价“蒋介石听闻有针对自己的阴谋而神经过敏，轻举妄动，遭到嘲笑。汪兆铭闻讯后称病逃入德国医院，极为滑稽”，并由此否定广东国民政府之前途。31日，币原电令村上探查蒋发动政变与苏联的关系。次日，村上回禀：“蒋只不过解雇了有悖于孙文三民主义的三名苏联军事顾问”，并非与苏联断交。4月2日，日本陆军驻上海间谍岩松义雄向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报告政变由蒋介石主动发起。岩松还向大陆浪人山田纯太郎每月提供200元经费支持其煽动张继、许崇智等国民党右派反共。

4月9日，森田宽蔵向币原密报中山舰事件后的广东政局，称国民党内存在“左倾”与“稳健”两派，但“左倾”派大多信奉三民主义，共产党只占极少数。所谓的“左倾分子”又分为两派，以汪精卫为首者“彻头彻尾地服从俄国顾问指挥”，以蒋介石为首者则对苏联顾问的“颐指气使”颇感不满。他根据汪精卫病情不重却称病隐居，判断蒋汪之间“必有不和”，认为政变后“左倾派式微”，蒋介石等“稳健派抬头”，预测后者将掌握实权。森田还怀疑蒋介石今后是否真心与苏联合作，评价此前蒋依靠苏联顾问只因他位于许崇智之下尚需扩权，现蒋已掌握军权，羽翼丰满，今后对苏联顾问“应不再唯命是从”。

5月6日，森田注意到胡汉民、谭平山及鲍罗廷返粤后必将引起政局变化，这在召开在即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可窥一斑。11日，他从胡汉民、汪精卫之动向中推测蒋介石将在15日提出引起政局变化的动议。蒋在会上果然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17日获得通过。当日，森田向币原报告会议情况及“整理党务案”的具体内容，并特别分析了该案对限制共产党军队影响力的意义。

总之，在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以前，日本已通过驻华领事及武官等渠道获知国民党内围绕“容共”政策发生的派系斗争与权力结构。尚持“天皇制资本主义”志向的日本政府从意识形态与对苏竞争两个角度出发，同情国民党右派，警戒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发展，并准确掌握了蒋介石既获取了实权而又对“联俄”政策有所保留的实情，为其拉拢蒋介石、分化中苏联合与国共合作奠定了认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