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时期宰相选择发生了变化，不以贤良为准

宰相无权,难以有所作为。同时,这一问题也反映出德宗朝的任相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宗初即位时,拔摧宰相,任人唯贤。史载“上属意宰辅,唯贤是择,故求人于不次之地”,因此当张涉向德宗盛赞乔琳此人识度才略,堪备大用之时,德宗信之不疑,自怀州刺史摧升为相。同时,德宗慕杨炎之才,更是自贬滴之中起用之。

不管这些宰相到底贤能与否,不可否认的是,德宗当时确实对宰相寄予厚望,将才能作为任相的主要标准。在这一标准的指导下,径原兵变之前,德宗朝名参政宰相中,有名较有作为、政绩不凡的贤能之相,他们分别是崔枯甫、杨炎和张锰。德宗即位之初,放手施政,整顿纲纪,除旧布新,急切地想有所作为。

而崔枯甫出众的才干能力正适合这一需要,其任相后处理朝政井然有序重新疏通仕进之途、智夺神策军使王驾鹤典禁军之权、挫服骄横跋息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等,“谋酞启沃,多所弘益”,德宗得此力相匡辅,“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德宗以崔佑甫代常衰之位,初次命相即可谓甚得人选。

崔褚甫虽能,奈何朝务繁剧,难以独当相任,因此建议德宗再命新相,并向德宗推荐了颇具才华的杨炎。他抓住了德宗即位伊始宜有更作之机,在宰相位子上充分显示了他的才能,施展了他的才华。

杨炎此人颇有经济头脑,出任宰相以后,凭借着德宗的信任,放手施政,帮助德宗大力整顿财政,做出了几项“救时之弊”的政绩,如劝说德宗恢复旧制将国家财赋自大盈内库重归左藏库管理,创立两税法等,颇获嘉声。杨炎除了在财政经济方面颇有建树之外,在抑止跋息的骄藩悍帅问题上,如谏阻崔宁归蜀,也充分反映出其见地与作为。

张锰为人忠正刚直,德才兼备,也为德宗所信重。此三名贤相的出现,使这一时期贤能之相所占比例达到。然而,径原兵变特别是在贞元十年之后,随着德宗对宰相的失望,与猜忌、防范之心日增,德宗的任相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时的宰相,不再要求其贤能,堪当大任,而是谨慎持身,无大过即可。

如刘从一、李勉、刘滋、董晋、卢迈、贾耽、崔损、赵宗儒等人,皆持禄取容,不能以安危大计启沃于人主,居相位无所建树,但求治身循法无它过而己。这一任相标准的改变,也导致了德宗朝,特别是德宗统治后期碌碌无为的平庸之相非常之多。德宗开始起用那些资历较浅、地位较低的官员为相。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此时的德宗已经对宰相起了防范、猜忌之心,他深觉越是地位崇贵、品级高、资历深的官员,越是难以制约、难以罢免,而且易于专擅。相反以那些资历浅、员为相,平章事”他们虽具有知政事的资格,依靠的是随时可以救加或罢免的品位低的官“同中书门下等宰相名号,难以形成专擅的地位和条件。因此,径原兵变之后,德宗多愿起用那些地位低、资历浅的官员为相,以便于其加以控制,独揽大权。

而且,径原兵变后,德宗所任用的宰相一般都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即在叛乱中他们都曾跟随德宗赴难或帮助德宗平乱。如在径原兵变中,崔造举义兵两千人勤王齐映从幸梁州,常为德宗牵马执髻,孝死示忠张延赏贡奉不断,颇竭信尽力柳浑,朱溉谋逆曾以宰相征之而不至,赢服步至奉天赴难陆蛰从驾幸奉天,不离左右齐抗也是赴难奉天。

总而言之,德宗此时任相,都是选择那些忠心耿耿之人,而重点不在求其才一能,这说明德宗此时的择相标准已由“任人唯贤”倾向于“任人唯亲”了。唐初本以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为宰相之职。其后,因太宗曾任尚书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成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一同号为宰相。

然因其品位崇高,亦不轻易授人。故唐朝宰相大多以他官行宰相职,包括本官职任和救加的宰相名义如“参知政事”、“同三品”、“同平章事”等两部分。到了德宗时期,此时宰相的设置与唐初相比,几乎面目全非,原先的正宰相三省长官或长期缺置如中书令、侍中,或早已被排斥出宰相行列如左右仆射。“参知政事”、“同三品”等也己绝迹,此时宰相的名号逐渐统一为“同平章事”。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中书令和侍中职权发生变化,开始出现于两省中经常空位的现象,尽管如此,仍有重臣以中书令和侍中官至宰相,掌管重权。如肃宗朝的苗晋卿以侍中为相,王绍也曾以侍中在代宗朝任相。到了德宗朝,中书令和侍中空位的现象依然存在,且职权大为下降,已经不能再起到以前“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的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中书令和侍中权力的下降,除了表现为众所周知的两官常用作功臣节帅的勋授和加官外,还表现为两省最高权力的明显转移。随着中书令和侍中权力的下降,逐渐变成序进之官,唐朝的宰相名号到了德宗时期已经逐渐统一,“同平章事”成了秉钧持衡的真宰相。

这一时期,以两省侍郎、同平章事而居宰相之位的有人,占整体宰相的以他官平章事居宰相之位的有人,占两者之外则为无实权的中书令和侍中。由此可见,德宗时期,真正参政议政的宰相,均是以他官加“同平章事”名号而行宰相之事的,而其中又以两省侍郎、同平章事居多。

唐朝宰相大多以他官行宰相职,有本官职任和救加的宰相名义两部分,救加的宰相名义,如同兼职或试职,使宰相进退罢免方便灵活。皇帝凭借对宰相的罢免权和惩罚权,对犯有错误、罪责而不适于继续为相的人,能够及时的罢免并给予必要的惩罚。这一方面有利于保证宰相一职的机能、生命力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皇帝加强对宰相的控制。

唐德宗朝宰相的最大特点是,宰相权力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的转变过程,宰相在执政上所起的作用也因此呈现出由强到弱的变化趋势。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究其原因,与德宗本人思想认识和行为上的转变有着很大关系。径原兵变爆发前,德宗朝的参政宰相,无论忠奸贤按,都拥有较大的权力,宰相名实相符,宰相的作用也比较强大。

这一时期的参政宰相中,常衰乃代宗朝遗留旧相,在代宗末年曾一度独当国政。常衰在德宗朝任相时间虽短,但其贬黝中书舍人崔裕甫之事,却很好的证明了当时的宰相在对官吏的任免上有较大的权力。及崔佑甫为相,史载“上时居谅阴,庶政皆委于祷甫,言无所不允夕,这里所谓的“庶政”,即指日常政治、经济问题。崔褚甫居相位期间,处理朝政井然有序,“谋酞启沃,多所弘益”,掌管着选官、贡举、财政、军政等具体政务。

及杨炎为相,他抓住了德宗即位伊始宜有更作之机,在宰相位子上充分显示了他的才能,施展了他的才华。他除了帮助德宗处理日常朝务之外,更是借助宰相之权,协助德宗创立了一项重要的制度—两税法。其后,由于乔琳不称职罢相,崔裕甫因病很少参议政事,杨炎大权独揽,“独当国政”。

其后的卢祀,虽是奸馁之相,然而也拥有很大权力,特别是利用掌握的用人之权,排斥异己,结党营私,最终也达到了独揽朝政,大树淫威的目的。而且这一时期,宰相不仅对一般官吏的任免有相当大的权力,甚至对任免进退其他宰相也有很大影响,如崔裕甫举荐杨炎,卢祀引关播。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参政宰相权力很大,作为君主的辅弼,他们全面执掌国家大权,赞理万机,事无不统。

泽原兵变前,宰相之所以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一时期,德宗对宰相相当的信任、倚重,推诚置信。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德宗即位之前的简要经历以及即位时的背景。唐德宗李适一,出生于天宝元年四月,曾亲眼目睹过开元盛世的绚丽灿烂。

然而随之而来的国灾家难,使昔日大唐帝国的辉煌鼎盛顷刻间化为泡影。广德二年正月,历时八年之久的叛乱终被平定,然而战争带来的灾难却超乎想象国内,社会经济遭到重创,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局面庞大的军费损耗使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国家经济趋向崩溃更糟糕的是,在平叛过程中强大起来的地方节度使,他们在建功立勋之后,恃功自负,据地自专,不奉朝命,渐有不臣之心。

国外,吐蕃政权趁机采取蚕食鲸吞西北及西川地区,得陇望蜀,步步紧逼,造成的安全危机。由此唐朝廷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扰之中,穷于应付,疲惫不堪。这种局面在历经代宗之世以后,仍没有明显的改善,唐朝廷面对内忧外患仍力不从心。在大唐帝国雄风不再、江河日下的背景之下,大历十四年正月,代宗逝世,太子李适登基,是为德宗。

这一年德宗李适岁,仍值血气方刚之时。他踌躇满志,力求重建大唐帝国的昔日辉煌,重树朝廷威权。德宗是一位聪睿而非昏庸之主,他心里很清楚,想要重振大唐帝国昔日辉煌,实现其雄心壮志,就必须诚心委任宰相,与宰相共掌中枢大机,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宰相班子来助理朝政。然而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德宗新登基,当然希望亲自拔耀贤能之士来担任相职,重新建立一个亲信可靠的宰相班子。而常衰、崔拓甫之间的矛盾,使德宗借机贬黝常衰,而任命才能、品德均胜常衰一筹的崔裕甫为相,除旧命新,可谓一举两得。

既用崔枯甫为相,德宗悉以国事委之,对其相当信仟、倚重,史载“上时居谅阴,庶政皆委于祷甫,所言无所不允。”而崔裕甫事无大小巨细,悉皆陈谏。德宗对他说“联与卿道合,天下细事,卿宜随便剖奏,无乃多疑联也”。自是,崔裕甫之道,益所公当。即使后来崔佑甫卧病在家,德宗也“大事必密咨以决焉”。

由此可见,德宗即位之初对宰相是相当的信任、倚重,推诚置信。其后的杨炎,崔裕甫以其有文学器用将其荐之于德宗,德宗对其美名盛誉亦早有耳闻。尽管杨炎在代宗大历年间,以元载集团党羽坐贬道州司马。但为求一贤相,德宗不惜破格命相,自贬滴之中拔摆起用之。史载“炎有风仪,博以文学,早负时称,天下翁然,望为贤相”。

杨炎任相前期,德宗对他可谓言听计从,信重无比,力排众议,助其施政。只是后来杨炎以公害私、专事恩仇,有负众望,所作所为确令德宗愤怒,卒致杀身之祸,也算咎由自取。即使是后来的奸相卢祀,德宗对其也非常信任,致使其能够当道树威、独揽朝政。此外,这一时期德宗对宰相的信任和倚重,还表现在他对宦官势力的疏斥和打击上。

历代宦官专权,对相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肃代时期,宦官势力恶性发展,程元振、李辅国、鱼朝恩先后骄横弄权,他们贪赃枉法、态谈朝政、凌辱宰相、干预朝政,严重侵蚀和威胁到相权,甚至皇权。德宗意识到宦官之弊政,即位之初便“疏斥宦官,亲任朝士”,并对宦官势力展开迅速而有力地打击,将宦官势力清除出中枢机构。

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的当月德宗便以恃宠贪纵的宦官特进刘忠翼与兵部侍郎黎干图谋不轨为借口,将其诛杀。六月,杖留受贿的中使邓光超,矫宦官“公求赂遗”之弊政。范祖禹在其所著的《唐鉴》卷六代宗中说“代宗宠宦官而纵之受赂,虽为腆政,其害谓大也。

德宗矫其失而深惩之,岂不明哉”同月,德宗又在宰相崔祷甫的帮助下,罢神策都知兵马使、右领军大将军王驾鹤为东都园苑使,夺其典禁军之权,令以心腹文臣司农卿白志贞担任其职,接管禁军。同年十二月,德宗又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下诏废除行已二十余年的宦官掌管内库财赋的制度,

恢复先前旧制,权归左藏库,夺宦官掌财之权。这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宦官军权、财权相继丢失,势力大挫,完全被排除于中枢政权之外。对宦官的疏斥和打击,从侧面反映了德宗对朝臣特别是宰相的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