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丨講古論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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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武宗海山是继世祖、成宗之后的元朝第三位皇帝，早期接受宫廷儒学教育，之后以皇子身份出镇漠北，最终南下入继大统。

武宗即位之后，慨欲有为，秉承蒙古“海内汗”传统观念，对内重构政治框架，调整草原汉地关系，开启南北二次整合的新局面。

对外积极重建与西部各汗国的友好关系，恢复了蒙古世界内部的和平与协同。

本文将探讨元代武宗时期，元廷与西部汗国间的统合意志的意义，以便于更好的了解武宗的历史功绩与政治手段。

对察合台、窝阔台汗国策略

武宗为出镇西北蒙古之后，以皇子身份戍边领兵作战，既掌握元帝国漠北蒙古军队总指挥权，亦有与西部汗国之间较多的政治、军事接触，故其对蒙古内部恩怨情仇体会颇深。

杉山正明认为武宗的统治理想是一种整合蒙古帝国的世界模式，欲以开展一个以大元兀鲁思为中心的亚洲大交易圈构想。

其表达非常宏观，抬至于世界史高度，不可否认，武宗统治时期确实使得整个大蒙古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与协同，这些都是元政权在武宗之前、之后所未有的。

韩国学者李玠奭同样认为武宗统治的政治形态，其全蒙古世界的统合是前所未有的，忽必烈亦不可及。

那么由此看武宗时期与西部汗国的关系，似乎非常具有意义。成宗时期，虽已实现蒙古世界的表面和平，但内部潜藏危机不断。

武宗即位之后，元廷面对的西部四大汗国之中最为重要且敏感的当属与察合台、窝阔台两大汗国之间的关系，其特点表现为战争与和平并存。

武宗统治时期，对于察合台汗国的汗位更替，采取了制衡方式，察合台汗国笃哇去世之后，其子宽阇从东方归来，受贵族拥戴继承汗位，其统治时期正值元廷武宗至大年间。

武宗十分重视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关系，至大元年（1308 年）遣塔察儿等出使宽阇与察八儿处。

此处应当注意的是，元廷对于察八儿与宽阇的平等对待，察八儿曾为窝阔台汗国的末代可汗，1304 年，窝阔台汗国在笃哇与元朝军队的夹击下败亡，元军中的统帅将领正是武宗本人。

后察八儿投降笃哇，此时元廷的态度是以察八儿与宽阇为同等藩王，此举既有安抚亦有牵制之意。

窝阔台汗国灭亡后，窝阔台系的后王实力尚存，武宗遣使至于宽阇处所表达的内容不知，但就目的而言，定然是以安抚窝阔台系的后王，以防其乱。

这一举动，也正说明元廷对于笃哇废除察八尔并不认可，亦有牵制察合台汗国的目的，不能使其一家势力膨胀。

深具蒙古宗王之间处事关系能力的月亦察儿就曾向武宗奏言：诸王秃苦灭本怀携贰，而察八游兵近境。

叛党素无俊心，倘合谋致死，则垂成之功顾为国患。 臣以为昔者笃哇先众请和，虽死，宜遣使安抚其子款彻，使不我异。

秃苦灭曾于大德十年归降于元廷，但后来却叛逃至察合台汗国，月亦察儿就以此事告诫武宗，察八儿亦可能有反叛之心，而其若是与秃苦灭合作起来，便是元朝西北地区的极大隐患。

此处“款彻”即为笃哇后人宽阇，月亦察儿建议安抚宽阇，保持都哇向元廷请和以来的友好关系，孤立察八儿，使其难以为大患，最终形成重戍，可捣其腹心矣。

武宗接受了这一建议，并采取了进一步军事压迫，下令月赤察儿转移军队，至于阿塔罕三撒海之地，待到元军移此，察八儿、秃苦灭深感威胁，故而“欲奔款彻即宽阁”。

正如月亦察儿所担心的，一年后也就是至大二年（1309 年），察八儿欲以摆脱笃哇家族的束缚，重建窝阔台汗国，秃苦便是察八尔的坚定支持者，但结果以失败告终。

而于至大三年（1310 年），叛王察八儿举族来归，武宗封赏察八儿，至此，“人民境土，悉为一家。”

察八尔为首的窝阔台后王集团的政治隐患可以说是解除了。宽阇于至大二年（1309 年）因伤病去世，在位时间仅一年有余。

宽阇在位期间，始终与元廷保持着和睦的关系，并打压了以察八尔为首的窝阔台后王的势力，取得在中亚地区的主导权。

这与元廷武宗政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建设意志是相符相合的，故西北蒙古地区总体形势颇为平稳。

但宽阇去世后，围绕着窝阔台汗国继承权的斗争，又成为了元朝西北蒙古地区形势的不稳定因素。

刘迎胜对这一时期的汗位争夺及笃哇家族势力衰退以及重兴与武宗政权的之间的政治联系颇有研究。

宽阇去世之后应由其长子也先不花即位，但此时也先不花正远在哥疾宁，其余诸子尚幼，这就给了非都哇系的塔里忽机会，塔里忽成为了察合台汗国的新一任大汗。

但并未使得政局很快平稳下来，因为其即位的不正统性遭到了诸多质疑，如同处于不里家族的月鲁就曾公开反对塔里忽即位大汗。

月鲁反对塔里忽的理由是他认为汗位的归属应当属于笃哇后人而非其他，持此观点的还有诸王忻都斡兀立和斡鲁黑等。

但最终都被塔里忽通过强硬的军事手段镇压，紧接着塔里忽又对笃哇家族进行了打压，意欲消除其政治威胁，笃哇家族的势力看似即将殆尽。

就在这时，深感危机又觉恐惧的笃哇幼子怯别背水一战，他联合兀赞把阿秃儿突袭了塔里忽的斡耳朵，最终将其斩杀，塔里忽的异密与军队归于怯别，察合台汗国的大汗之位又重新归属到笃哇一系。

怯别称汗之后，继续保持与元朝的睦邻关系，遣派使者至于元廷后并告知愿为武宗效力。此时元廷也重视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往来，至大元年（1308 年），元朝陆续撤除边备。

至大三年（1310 年），边将脱火赤请以用兵漠北，为脱脱以“时方宁谧，不宜挑变生事”为由劝止。

也正是这种谨慎用兵，总揽全局的考虑，元朝与察合台边境呈现着安宁的局面。怯别的归附当然是出于立足察合台汗国的政治考量，欲以得到元朝的支持。

在其后更是通过对秃苦灭、察八尔的战争，使得笃哇家族势力大增，掌握了察合台汗国的政治全权。

最终，怯别以蒙古草原汗位继承“兄终弟及”这一传统将汗位让于其兄也先不花，也先不花也就成为了察合台汗国的新一任大汗。

综上内容，可以看出，武宗政权时期对于察合台、窝阔台汗国的对外策略，首先以制衡为主，力主西部全局可以掌控。

其次在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之间裂痕显现之时，抓住时机，达到削弱甚至消灭窝阔台汗国的目的。

窝阔台汗国灭亡之后，武宗对其残余势力以及察合台汗国内部的汗位继承危机加以适当干预，据时事而应变，最后则使得察合台汗国以一种亲近元朝的方式出现。

对伊尔汗国、钦察汗国的策略

窝阔台汗国以西有着伊尔汗国、钦察汗国。两大汗国之间虽然并不和睦，但在武宗朝时期与元廷一直保持着友好局面。

旭烈兀所建立的伊利汗国与元朝血缘关系最为接近，皆是拖雷后人，且汗庭的组织与制度早期与元廷也颇为相似，这种意识形态的相向就使得伊利汗国与元廷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且和睦。

1304 年伊尔汗国合儿班答继立汗位，《史集》记述也于此时间截止，大致于元廷成宗初年，而《元史》中有关武宗时期与伊尔汗国的政治交往，仅有武宗至大年间遣脱里不花等二十人出使合儿班答之事。

受史料所限，元廷与伊尔汗国之间的政治接触似不多，但民间医学、天文、历法、航海往来却很频繁，这当然是建立在一种相互间和平稳定的基础之上的。

钦察汗国独立化较早，与元廷关系并不稳定，世祖时期便多次遣使议和，均未取得实质性的回复。

后派遣铁连出使钦察汗国共击海都，得到了时任钦察汗国大汗拔都之孙忙哥帖木儿的积极响应，结果钦察汗国却并未出兵。

待到术赤后王脱脱即位，伴随着与海都的矛盾，选择与元廷成宗达成合作，最终在武宗时期实现拔都罕之裔首以归附。

武宗也于至大二年（1308年）遣使月鲁出于钦察汗国，册封脱脱为宁肃王，次年赐印，加强与钦察汗国之间的联系，巩固起成宗以来，尤其是海都、笃哇之乱平定以来元廷与西部汗国之间的和平局面。

蒙元时代对于整个亚欧大陆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特殊意义，东西交通是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元政权与西部汗国的政治关系兼具重视东西道路建设的意义。

世祖、成宗皆重视元朝西部边缘、中亚广大地区的政治、军事建设，中亚地区作为特殊的地缘对于大汗维护这一地区的传统权力是必需的。

故而利益冲突与战事不断，直到十四世纪初，蒙古诸汗国停战且构筑出大蒙古世界的和平时代。

武宗作为久违的全蒙古支持的大汗，在蒙古草原之中获得了王室诸王和诸将领的政治认同，在其统治之下，蒙古世界的和平更进一步。

蒙古统合的顶峰，武宗统治时期最为接近且能够实现。或而言之，武宗时期，元朝与西部汗国之间的关系达到了最为密切的结合。

这种结合是以蒙古世界之间的极大认同为基础，而其后元朝的发展疏离了草原，不断汉化，蒙古传统因素渐弱，逐渐与各汗国之间分崩离析。

正如姚大力所说的“大概至 1310 年前后（武宗 1311 年逝），西部汗国开始在法理上不再尊奉那个共同的大汗了。”

而至明清之际，以《黄金史》的记述方式来看，西部汗国的历史在被忽略，相反朱氏王朝统治的明朝则认为是蒙古的一部分。

笔者观点

武宗对于大蒙古世界的“统合”，是蒙古世界整合意志的最后一次体现。而蒙古世界的分裂，因其内部统治的结构危机，庞大帝国体系的经济负担，意识形态的分崩离析，其最终走向土崩瓦解，实属必然。

武宗即汗位之后，旨在于构建由漠北势力主导的南北联合政权，实现汉地与草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互通与平衡。

与世祖、成宗时期保守政治不同，武宗朝政宽驰且施政颇为激进，将入元以来的诸多规制推翻而使于自身的政治理念。

面对成宗以来流弊颇深的局面，武宗慨欲创制改法而有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忽必烈以来的汉法体制。

但由于自身对于草原传统的滥用，罔顾汉地政治的客观因素，求治得乱，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故其举措亦饱受争议。

与西部汗国之关系，自成宗以来逐渐修好，武宗以深受蒙古世界爱戴的性格与处事风格，积极与西部汗国之间政治互动以实现重铸一体，而使得元时期与西部汗国的关系达到顶峰。

参考文献

[1]蔡美彪、周良宵等．中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蔡东藩．元史演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3]陈得芝．元代奏议集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4]陈高华、陈智超．中国古代史史料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5]陈高华、史卫民．元代政治制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