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罗荣桓回到家乡衡山

1956年秋，罗荣桓同志回到久别的家乡——衡山。衡山座落在南岳山麓、临映湘水，以有南岳72峰之胜闻名中外。但青少年时期的罗荣桓看到的却是弹痕累累，满目疮痍灾难多重的家乡，在他的心上，留有痛苦的印记。现在的县城，已是另外一番景象。弹痕累累的古老城墙，业已拆掉，改成环城马路，夹道的丹枫红叶，和城郊一片已经结果的桔林，点染出绚丽的秋色。县城办起许多小型工厂，烟囱林立，新房栉比，市面稻米流脂，货物山集，一片繁荣气象。这天，正逢赶场，人山人海，川流不息。

罗荣桓同志乘坐的军用吉普驶近县城北门时，罗荣桓同志即舍车步行，向街心走去。罗荣桓同志头戴青呢帽，身穿褪色的青呢中山服，拄着手杖，步履矫健，边走边看。他走到一些摊贩面前，操着一口上衡山的土音问：“这个班椒要么嘎价？”“那甲麻壳花生今年收成好不好？”人们见他体格魁梧，而又态度平易，说话和气，都高兴地回答着各种询问，话音里充满了敬意。他们哪里知道眼前这人，就是曾经指挥千军万马，克敌制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罗元帅呢！罗荣桓同志走到十字街口一家小百货店停下来，向一个年岁很大的售货员问好后打探一个姓赵的钟表匠和一个姓邓的修鞋匠的消息。当得知这两个人都已去世时，罗荣桓同志的眼睛湿润了。大革命时期，罗荣桓同志曾在南湾乡下办过农会，姓赵人的钟表店，就是我党的联系点，罗荣桓同志在这里与当时县委负责人接过头；姓邓的修鞋匠，是在罗荣桓同志离乡北去时，发现有人盯梢，罗荣桓同志情急生智，装作修鞋，姓邓人的主动为他打掩护，才摆脱“尾巴”。这2人都不是党员，也没直接参加过当时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只在危急关头，出自劳动人民的感情，对革命同志加以爱护和关怀。

虽隔多年，罗荣桓同志犹记在心，这不仅是罗荣桓同志的记力非凡，更主要的还是罗荣桓同志心里装着普通劳动者，在他看来，哪怕他们仅仅是为革命做过点滴好事，也是值得怀念的。

衡山县委会在旧日的文庙，前面是块大坪，还有戏台，解放后，成为人民广场。罗荣桓同志先到县人委，然后穿过广场步入县委会。他在广场停了片刻，指着戏台对陪同的人员说：“当年办农民协会时，这里可闹热啦，全县人民开大会，打土豪，斗劣绅都在这块坪里啊！”罗荣桓同志还回忆到1923年湖南最早的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被军阀赵恒惕镇压了，有4个农会代表惨遭杀害。全县人民为了抗议，在这坪里开过一次盛大的追悼会。那时他在长沙读书，赶不上参加，但他还记得当时众口传颂的一副挽联，是这4位烈士中的一个读书人李芋邕在牢里自己写的，联语是：“六四岁，身首分离，是奇害、奇冤、奇诬、奇诈，应视为阶级之恨；百余里，灵魂归去，愿我妻、我子、我媳、我孙，都要报戴天之仇”。当罗荣桓同志把这副挽联背给同行的人听时，他引用李大钊同志的两句话来赞佩：“这真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啊！没有这些先烈的鲜血，哪能有今天呢？”

县委会接待的是办公室主任老胡和县武装部部长老郭，他们早在门口迎候。可是盼半天，见吉普空车开到。老胡和老郭着了急，今日赶场人多，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呢？正在急谋采取措施时，罗荣桓同志夫妇俩和少数几位随从人员，安详地踱着步子，到了县委会门前的广场。老郭急忙跑步上前，立正，行礼。罗荣桓同志热情地握着老郭的手，道声：“同志，你好！”老郭却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罗元帅来了！”这激动人心的消息，立刻传遍县委大院。许多同志迎上前来，争着和罗荣桓同志握手。

县委会楼上一间陈设非常简朴的小房做临时招待室。老胡抱歉地说：“我们县委没有添置一点家具，连张沙发也没有。”罗荣桓同志坐在一张竹做的围椅上笑着回答：“这很好嘛！这竹椅子是我们草市、南湾一带的特产罗！”县委书记和其他常委都不在家，老胡请示是不是通知他们都回来一下？罗荣桓同志说：“县委书记能带头下乡，这是种好的风气，不要喊他们回来了！这次，我不过是路过，顺便看望看望家乡的人民罢了。”老胡又问他，是不是打算回南湾老家一趟？罗荣桓同志回答说：“到了县委会，就到了屋里一样嘛！”这句话包含着多少深情厚意啊！这不仅表现罗荣桓同志对地方党委的尊重，而且体现了罗荣桓同志对家乡人民的无限热爱。罗荣桓同志的子女，有时从北京回南湾老家，每次动身前，罗荣桓同志都要嘱咐他们：先到县委和公社看看，代他向同志们问好，并要他的子女多与贫下中农结朋友，学习贫下中农爱祖国、爱集体、爱劳动的高贵品质。

罗荣桓同志在县委会，没有作正式的指示，也没有要求县委向他作工作汇报，县委办公室的主任感到非常惊讶。几天前，地委就通知他准备汇报材料了。可是罗荣桓同志却和蔼可亲地谈起家常，问这问那。问县委机关房子够不够住，食堂生活吃多少钱一月，干部分散下乡怎样个学习法？还问白莲寺的向家、富塘的罗家、石湾的刘家、后山的赵家，这些解放前全县著名的望族的变化，现在还有不有人在外面读书和做事等。他一边听取接待人员的回答，一边感慨地说：“过去这大的一个县份，就给这几家的东霸天、南霸天全部把持，若不经过一翻暴风骤雨，这些地主庄园是冲不垮的。”但他又说：“这几家过去的读书人很多，搞自然科学的，搞社会科学的都有，这些人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还是有用处罗。”罗荣桓同志用这种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给了县委以很好的启发和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罗荣桓同志对家乡的树人树木的工作都很关心。解放初期，罗荣桓同志求过学的罗氏岳英学校，曾拟改为荣桓学校，向罗荣桓同志征求意见。罗荣桓同志立即回信批评“这种提法，非常无聊。”但建议学校可以请老红军、老干部向学生们讲讲革命故事，特别鼓励学校教师努力工作，教育儿童把文化学好，将来做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这次罗荣桓同志回到衡山，又问到城北中学（衡山二中），他记得这学校内苑，有一株大桂花树，周围有一整片苍松翠柏，把学校的环境装点得非常优美。他认为这样的风景林一定要保护起来。他还问到四方山的楠竹与杉树长得怎么样，他说小时候在十八湾岐上，看到大的楠竹可以做饭甑，粗的杉树可以凿棺材，不知全县的造林工作现在搞得怎么样，要是全县的山山岭岭都能象四方山一样，我们的用材就不成问题了。罗荣桓同志少年时期在家乡就爱栽树，如今马公桥一带有些柳树，据说就是当年罗荣桓同志手植的。只有热心种植树木的人，才会特别关心树木。
　　罗荣桓同志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他从洣河的自然风光问到治水问题。他说：“白茅洲、芒洲、小岳洲这几个洲上，一到秋天，白芦红桔，碧水蓝天，交相辉映，蛮好看哩。只可惜洣河水浅，不大利于舟楫，特别是大岳滩、三钵花这几处地方，礁石多，水流急，船工见了就害怕，不知现在怎样？”当接待的同志告诉他，县委即将拟订一个全面的治水规划时，罗荣桓同志频频点首说：“好！”

1966年，衡东甘溪水轮泵水电站，就在三钵花这个地方动工兴建，变水害为水利。而今，极目望去，霁云辽阔，平湖似鉴，烟渚沙汀，红绿花繁，机帆船带着满载稻谷、广柑、还有水泥、矿石等等工农业产品的小驳船，来往穿梭，又是另外一番景色。罗荣桓同志假如在世，当更会盛赞这洣河的风光了。

罗荣桓同志在县委会待了不过个把钟头，即起身告辞去南岳。　　罗荣桓同志在南岳，又接连视察了管理局和南岳镇，并在店门前的公路旁边一间茅舍，接见了当时祝融峰农业社的社长、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康菊英同志。康菊英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北京怀仁堂曾多次会见过罗荣桓同志。老康用南岳山下的清泉水沏了一碗云雾茶，端给罗荣桓同志解渴，罗荣桓同志接在手里，很有风趣地说：“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这碗茶，我一定把它喝完。”老康和工作组长老罗向罗荣桓同志汇报了农业社的情况。罗荣桓同志问老康：“社员有钱用吗？”“有是有点，但还不够。”“算是句老实话，没有吹牛皮。我看这个社员家里，虽是栋茅屋，搞得还板洁，有点兴旺气象，房里也有点新的行头和用具，不过衣食住行要统统改善还不容易，还得努把子力啊！你们除种好田外，还要多打点主意，抓点现金。”老康继续向罗荣桓同志汇报了农业社开展多种经营和副业的情况，诸如搞了纸槽缫纸、板车运货、水库养鱼，还组织了社员采药、打猎、编席子等等。罗荣桓同志听了很高兴地说：“就是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衡山人有句俗话：‘不能织了箍去买鸭蛋--大也不要，小也不要’，农业社光是抓几粒死谷子怎么行呀！” 　　老康还要请罗荣桓同志对农业社的工作多作些指示。罗荣桓同志谦逊地说：“我是个带兵打仗的，没有直接抓过农业生产，今天是特地向你们内行请教的。”他笑了笑又说：“你是个劳动模范，又是人民代表，今后你要多把一些实际情况和问题向党和政府反映。”

在南岳，罗荣桓同志还游览了山上山下的名胜古迹。南岳是个驰名中外，风景秀丽的地方。祝融之高，芙蓉之秀，天柱之险，方广之深，水帘之奇，都足赏心悦目。罗荣桓同志在欣览之余，曾对陪同他游览的地方工作人员，一再指示要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他在半山亭看见观前一个石狮摆歪了，立即亲自带头动手把它扶正。他在福严寺看到一块木刻浮雕给人弄坏了，他当即指出：“这是多么精湛的雕刻啊！任意破坏，真是些败家子！”

罗荣桓同志有非常广泛的历史文化知识。夜宿磨镜台，他就给陪同人员讲述磨镜台的来源；到了邺侯书院，他就谈这位唐代历仕三朝的中兴名臣李泌的故事，使文物管理所的人员受到极大的鞭策，觉得非要努力学点专业知识不可。 　　罗荣桓同志也教育地方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宗教政策。当地派出所的一个负责同志向他汇报，有个尼姑想还俗结婚，但当地佛教协会的负责人不同意，应怎么办？罗荣桓同志笑着说：“世间事是复杂的，有人看破红尘，有人迷恋红尘，但谁也逃不出红尘，这是个严峻的现实。我们不要禁止他们还俗，但也不要强令他们还俗。我们对这些人要多做工作，使他们既懂得科学，也懂得民主。”

在祝融峰巅，罗荣桓同志还视察了高山气象站。这个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些从部队转业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常年坚持在这云雾山中，与雷电风云打交道，为祖国猎取气象情报与资料。山上吃食的油盐柴米，都要从山下运来，气候暖和的时候，还可以用汽车运到半山亭或上封寺，一到下半年冰封雪冻，就得自己肩挑背负，生活是艰苦的。但这批青年人朝气蓬勃，他们不但用自己的双手，在高山上种了蔬菜，还辟了球场，作为运动和娱乐的场所。每于工作之暇，看书报的看书报，搞文娱的搞文娱，弦歌之声，不绝于耳。罗荣桓同志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盛赞这批青年人在艰苦环境下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来搞好工作。但当他了解到这批年轻人大部分尚未结婚时，就向气象站的站长老韩建议：这个问题要很好帮助解决，不要把气象站变成个和尚庙，也应该有男有女。老韩受到了启发，不久就在组织部门的支持下，逐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同志们更加安心在高山扎根。

罗荣桓同志一行当晚宿在磨镜台，招待所的人要准备筵席招待，他坚决制止，叫厨房搞几样简单的蔬菜即行。他还叫人弄点本地的红米冬粘做饭吃，吃得很合口味。他说：“现在的人，总以为吃大米吃点米心最好，其实这红米冬粘，虽糙一点，但营养不坏。什么事情，都得看实质。”

罗荣桓同志这次回到家乡，问到的，谈到的，都是生活中极其平凡的东西，然而这正是罗荣桓同志深入群众，关心群众，与群众息息相通的一种崇高而真挚的感情的体现。

遗恨的是罗荣桓同志自从这次回到家乡以后不几年，就与世长辞了。家乡的人民再也看不到他那魁梧的身影，慈祥的面孔；再也听不到他那亲切的教诲，风趣的谈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