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将一直致力于扩展生命的边界——理性法则

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彩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新发现、新创造基础上的，而第三共和国前期的客观事实似乎恰恰印证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在许多法国人心目中不曾失却的理性法则，他们相信社会将不断进步，相信科学拥有巨大的力量。

第三共和国前期

这是一种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巴斯德在1895年去世之前曾说：“在遵循人性法则过程中，科学将一直致力于扩展生命的边界。”

对科学与进步信心十足的并非只有自然科学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有一批坚定的理性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他们虽然对现实社会可能存有各种各样的不满，但他们并不灰心，而且他们还试图搬用自然科学的原理来探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涂尔干

在社会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涂尔干（杜尔凯姆，Durkheim ,1858—1917)。他强调，一切研究都必须运用科学手段并以大量证据为基础，这样才能描绘出一幅“科学的”人类社会图画。

他的这种治学观在《论社会劳动分工》(Dela pision du travail social ,1893年）和《论自杀》(Le Suicide ,1897年）等著作中得到了经典性的体现。在文学领域，醉心于“科学”原理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奔走呼号的著名的“自然主义”作家左拉(Zola,1840—1902)。

作家左拉

在20卷本的系列小说《鲁贡-马卡尔家族》(Les Rougon -Macquart ,1871—1893)中，左拉严格遵循“科学实验”的方法，运用遗传学和病理学的原理耐心而入微地解剖了鲁贡-马卡尔家族缓慢而确实的分化历程。

作为文学家的左拉曾表达过自己的心声：“我以做一个科学家为满足。另外一位苦苦追寻“真实法则的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Maupassant ,1850—1893),在《泰利埃公馆》(LaMaison Teller ,“泰利埃公馆”是一家妓院的名称，1881年)、《一生》(Une vie ,1883年)以及《俊友》(BelAmi ，1885年)等作品中，“按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现实”的创作原则一直贯穿始终。

作家莫泊桑

在艺术领域，雕塑大师罗丹(Rodin ，1840—1917)的某些作品如《巴尔扎克》(Balzac ，1897年)等虽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杰作，但他的其他许多作品仍是充分体现出直接、细致、写实的自然主义风格。

雕塑大师罗丹

在史学领域，科学原理和实证精神更是充斥其间。以第三共和国史研究(“当代史研究”)和实证主义史学研究著称的历史学家瑟诺博斯(Seignobos ,18541942)强调，史学研究必须“真实”、“诚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必须“真诚”。

历史不是艺术，它是纯粹的科学

另一位实证主义史家库朗日(Coulanges ,1830—1889)则更加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史学观点：“历史不是艺术，它是纯粹的科学”。另外，教授职位是由国家控制的，因此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学教授们往往以格外的热情维护共和国赖以生存的“理性”基石，他们着力研究第三共和国与大革命的继承关系，然后又精心分析第三共和国本身的伟大与贡献。

法国大革命

在这一方面，典型的人物有开创对大革命史进行“科学研究”的奥拉尔(Aulard ,1849—1928)以及为培养共和国继承人而倾心编写中小学历史课本的史学大师拉维斯(Lavisse ,1842—1922)等，其中，尤以拉维斯的影响为大。

从1888年至1919年，拉维斯一直在巴黎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在从事大学层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为中小学编写充满爱国主义与共和精神的历史课本以及公民教育教材，其目的就是要让法国的青少年为自己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员而自豪，同时也要法国的青少年能够听从共和国的号召，与曾经羞辱过法兰西的那个敌人（德意志）决一死战。

拉维斯

在小学课本《法国史》中，拉维斯写道：“法国在经历了不幸的战争后，并未丧失勇气”；“对于战争我们已有更充分的准备”；“一旦法国受到攻击，他们将立刻履行他们的职责”。正是由于拉维斯的中小学历史课本在培育法兰西民众共和精神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人们往往将拉维斯称为“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历史老师”。

但是，对理性、科学的追求并不是所有法国人的执著信念，一部分人认为，物质上的丰富并不意味着社会的真正进步。

飞机遨翱

正是在马达轰鸣、飞机遨翱、电灯普照、地铁纵横的一派繁荣景象中，理性、科学、客观、进步等等一些看似真理的概念开始受到挑战，“常识与理性失去统一并最终土崩瓦解，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渐趋成型，其基本特点是：多维视角取代了单线思维，客观存在的“真实性”与从主观感受得来的“真实性”相互混杂，客观世界的“确定性”与主观感受上的“不确定性”融成一体。

文化革命的产物——“现代主义”

对于这一变化，西方学术界通常称之为“文化革命”，它使得以“进步”为中心内容的启蒙运动传统遭到一步步的侵蚀，到了一战之后，这一传统将被彻底摧垮。这场“文化革命”的产物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现代主义”(modernisme ),不过，这一称谓只是到了一战之后才流行起来。

法国文化革命

关于出现“文化革命”的原因，有两个基本因素值得注意。首先，众多的新发现、新发明使得原本显得单调的世界变得丰富多彩，观察世界的方式和手段也变得日新月异，以不同的视角审视世界，其感受也就自然不同。

其次，物质生产虽在飞速进步，但社会问题并未减少，而且矛盾越积越多，这就与启蒙运动以来所宣扬的社会进步法则似乎南辕北辙，因而也就促使一部分人脱离对理性的信仰，转而从反理性的角度去认识和感知这个并未“进步”的世界。

蒙马特尔的咖啡店

比较能够直观反映这一新文化现象的是那些具有大众化色彩的大大小小的咖啡店。随着贵族化气息浓厚的沙龙文化淡出历史舞台，到第三共和国前期，咖啡店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以及“前时期，地处蒙马特尔的“黑猫咖啡店”(LeChat Noir,1881年开张，1897年歇业）老板鲁道夫·萨里斯(Rodolphe Salis ，1851—1897)雇请了一批工人阶级出身的歌手，其中包括很快就将成为19世纪末法国最著名歌唱家的布吕昂(Bruant ,1851—1925)。

理性渐失，反理性的角度看世界

布律昂的出现及其引起的轰动标志着新一代工人歌手已经与老一辈“工人音乐人”如巴黎公社战士克莱芒(Clement ,1836—1903)和鲍狄埃(Pottier ，1816—1887)等人开始决裂。老一辈继续坚守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念和大革命的光荣传统，他们高唱的是“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和“工人的要求，挣工资者的起义”。

鲍狄埃

与此相反，布律昂们却已对社会进步不抱希望，他们吟唱的是“受苦受难者的哀痛”，“他们不知道自己将去哪里打发这一夜”。老歌手们使用的是正规有余的“标卫”艺术家们切磋交流的独特场所。就是在这一准法语”，而布律昂们用的却是有如外语一般的“工人黑话”。

对于这种“不思进取、自甘沉沦”的现象，克莱芒曾谴责说：在蒙马特尔的那些“有吃有喝有戏看的餐馆”(cabaret ,娱乐型饭店，音译为“卡巴莱”)中，“与进步、正义和仁爱相关的一切东西都被弄成了逗笑的剧目”，“在现实主义的幌子下，把穷人弄得像妓女那样说话”，“而工人阶级却被弄得像拉皮条者那样谈吐”。

蒙马特尔餐厅

让老一辈革命家痛心欲绝的是，布律昂以及其他一些工人新歌手以其消沉的咏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富起来的布律昂不久便开办了自己的咖啡店并继续从事他那反传统的演唱事业。正是在此时期，原先被政府视为危险地带的蒙马特尔开始成为新文化的传播中心。

在工人阶级走向理想幻灭的同时，资产阶级主流文化内部也开始出现剧烈分化，有板有眼、言之凿凿的现实主义和科学主义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渐失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