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李时雨从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便赋闲在家，靠着岳母的接济勉强度日。当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李时雨还曾想过，如果接受国民党方面的拉拢，也许还能做个大官。

李时雨当时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一年之后，李时雨奉命潜伏，结果官职真的越做越大，大到连自己都有些担心，结果上级却指示他：

“那太好了！尽管大胆地往上爬，官越大越好……”

奉命打入东北军

1935年，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司令部”，并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意图依靠东北军来“围剿”刚刚长征结束的红军。当时李时雨已经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担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

随军来到西安之后，李时雨经推荐进入“剿总”担任中尉办事员，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潜伏生涯。西安地下党的领导找到李时雨，交代给他两项主要任务：

了解东北军的基本情况，并在张学良公馆内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官兵们打回东北老家去。

西安事变顺利解决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遭到软禁。这个消息对于东北军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李时雨当时听到后也十分震惊。关于东北军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层一直没有统一的主张，因此矛盾越来越深。

图丨张学良的东北军

1937年2月，主张抗日的东北军军长王以哲遭到杀害，随后东北军开赴蚌埠，不久又转战到苏北。当时东北军的军政人员大部分住在当地老百姓家，于学忠的部队也调到了苏北一带驻防。

在东北军宣布整编改组，成立绥靖公署后，东北军总部大部分官员遭到裁减，李时雨也是其中之一。至此，李时雨第一个潜伏任务就此结束，经党组织的安排，李时雨来到已经被日军占领的天津，继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李时雨进入伪天津高等法院之后，举家居住在英租界，并往返于京津两地，伪党组织大量搜集情报。

1939年，李时雨接到两项艰巨的任务，一是将一批电台运出租界；二是营救冯骥同志出狱。从重重封锁的租界向外运送大物件谈何容易，更别说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救人。

经过慎重考虑，最终李时雨确定了行动方案。首先是将电台组件分装在三个箱子中，然后分批运到李时雨家里。第一次先运来了两箱，李时雨借口自己要去租界办事，从伪法院借了一辆汽车。

图丨李时雨旧照

运送当天，李时雨将两个箱子放进车里，通过日军检查站的时候，镇定自若的李时雨成功通过，并将箱子安全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没过多久，另一个箱子也送到了李时雨家中，但李时雨不能故技重施，为了尽快运送出去，李时雨带着箱子坐三轮车出发，结果被日军拦了下来，告诉他三轮车不能通关。无奈之下，李时雨只好下车，扛着箱子步行通关。

就这样，李时雨将三箱电台组件送到了指定地点，第一个任务的成功完成，让李时雨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

随后李时雨开始谋划营救冯骥的计划。首先，李时雨趁着没人的机会，将有关冯骥的卷宗全部烧毁。当负责卷宗的人员向他汇报之后，李时雨先佯装责备，将其一顿痛骂，然后顺势“指点”工作人员，就说卷宗在法院遭到日军轰炸时毁掉了。

负责卷宗的人员担心受到责罚，只好依照李时雨的说法照办。

图丨李时雨夫妇

卷宗的事情解决之后，李时雨借口检查监所，与冯骥进行了单独交谈，并让他立刻翻案，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自己入狱是因为受到仇人的陷害。在冯骥提出翻案的过程中，李时雨在外面发动人际关系，最终让冯骥无罪释放。

两项任务圆满完成之后，李时雨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重要作用，一颗想要上前线杀敌的心也安定下来，极力为革命胜利做好潜伏工作。

深得汪伪政权倚重

1938年，汪精卫加快了投敌卖国的步伐，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策划建立伪政权，于是便派人到各地搜罗能够参加大会的代表。国民党元老朱晶华到了天津之后，通过朋友认识了李时雨。

当时李时雨在伪法院干得风生水起，朱晶华见这个刚满30岁的小伙子年轻有为，再加上又是东北老乡，便有意拉拢他为代表，去南京参加汪精卫组织的会议。李时雨感觉此事事关重大，便借口与家人商量，请示上级领导。

图丨年轻时候的汪精卫

中央得知这个消息后，感觉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当时组织上正在扩大收集汪精卫投敌卖国活动情报的渠道，因此便复电批准李时雨作为代表参会。接到指示的第二天，李时雨就找到朱晶华，说自己愿意为汪先生效劳，但自己并不是国民党员，没有办法参加“六大”。

“这不用担心。”朱晶华见李时雨同意，马上高兴地说道：“你不是，可以让你是嘛！你就说自己是上学期间，经我介绍加入国民党的。”

为了完成网罗代表的任务，朱晶华不惜弄虚作假，他知道汪精卫眼下急于拉人壮大势力，不会审查代表的身份。

就这样，李时雨去了南京，出席了汪精卫召开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上通过了一系列的纲领和决定，李时雨都详细记录下来，回到天津之后，立刻向组织上作了汇报。

李时雨为中央提供了汪精卫卖国投敌的第一手情报，再次受到了上级组织的表扬。

几个月之后，汪精卫主持召开常委会，决定改组天津、北平以及河北的党部执行委员会，李时雨被指定为执委常务委员，并赶赴上海接受汪精卫的接见。在接见中，汪精卫不但高举“和平”大旗，大肆宣扬必须与日本携手，还透露了他和日本秘密签订的一系列协定。

当时李时雨几乎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并及时将第一手情报传给了中央。

1940年，南京汪伪政府正式成立之后，李时雨被汪精卫指定为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刚开始李时雨还有些犹豫，毕竟自己在天津地区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地下工作基础，如今又要单枪匹马去南京，不知何时才能站稳脚跟。

上级领导知道李时雨的想法后，鼓励他利用这个机会大展身手。李时雨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并且为了行动方便，他特意将妻子留在北平，方便之后以“探亲”的借口回来汇报工作。

到了南京之后，李时雨的工作十分积极，每次发言都能提出鲜明的观点，直击问题的要害，为陈公博解决了不少麻烦，再加上不失时机地“溜须拍马”，陈公博对李时雨很是信任，并倚重他为自己的亲信。

图丨李时雨一家

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李时雨就在伪立法院打开了局面。他不仅能从陈公博的谈话中获得很多重要的战略情报，而且还逐渐掌握了汪伪政府的内部重要情报。趁着休假的机会，李时雨两次返回北方汇报工作，给中央带回了很多重要信息。

为了避免李时雨暴露，中央决定派李时雨的妻子前往南京，以行医为掩护，担任传递情报的工作。当时李时雨正在担心自己的官越做越大，将来不好收场，组织上托李时雨的妻子带话，让他利用一些机会，不管什么部门，都要广泛打入。

有了组织上的信任，李时雨干起工作来更加能放开手脚。1941年，陈公博担任上海伪政府市长，李时雨则被委以秘书长的职务。上任之初，李时雨奉命筹备保安司令部，李时雨趁机安排了几名地下党员进入。

由于李时雨主管的秘书处是掌管机密文件的重要部门，因此党中央在上海建立起了联络网，并增设了情报转运站。由于当时日伪加紧勾结，忙于围剿抗日力量，因此陈公博无暇顾及保安司令部，很多重要的文件和日常事务，都是交给李时雨来处理。

图丨陈公博旧照

在秘书处干了五个月之后，陈公博又让李时雨兼任军法处处长：“你懂法律，又能秉公执法，让你当军法处长我放心，一定能做出成绩来。”

当时日伪开始“清剿”新四军，陈公博安排李时雨担任“清乡委员会”处长，专门监管督察“清乡”人员。有了这样的身份，李时雨能够将日寇每一次的“扫荡”计划都及时传递给新四军。

有了李时雨的情报后，每次遇到大规模行动，新四军总能及时转移；而敌人小规模的骚扰，新四军都能提前设防，让敌人惨败。但谁都没有想到，泄密的居然是是陈公博最信任的李时雨。

除了获取传递情报外，李时雨还打着陈公博的旗号，趁机严惩了一批横行乡里的伪军官和罪犯。此举不但受到陈公博的赞赏，还受到了日军联络官的褒奖。一时间，集党、政、军、警几个处长大权于一身的李时雨，成了上海滩炙手可热的人物，各色人物都来巴结。

汪精卫病死日本之后，陈公博成为代理主席，原本他打算去南京时带走李时雨，结果遭到了周佛海的反对。之后李时雨像跟随陈公博一样，每天出入周佛海公馆批阅文件，再将情报及时送出。

图丨日军“清乡”

没想到周佛海主政上海不到一年，日本宣布投降，汪伪政权到了风雨飘摇的境地。但工于心计的周佛海早已经给自己留好了退路，早已经与蒋介石政府秘密勾结。

靠着周佛海这一层关系，重庆国民政府接管上海之后，李时雨顺利地从汪伪政府过渡到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转战军统深得戴笠信任

1945年，戴笠率队开始接收上海，大规模逮捕惩治汪伪人员。当时李时雨面临两个选择，继续潜伏或者去解放区。当时李时雨的“好友”余祥琴来到上海，担任军统上海某情报站站长，他劝说李时雨跟着自己干。

原本李时雨并不想同军统打交道，但想到能获取到更多的情报，李时雨还是决定留下来，并在余祥琴的帮助下，以“党国特遣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进入了军统，免于被军统逮捕惩治。

其实戴笠对于李时雨是有些了解的。有一次余祥琴带着李时雨去见自己的老师杜月笙，恰好戴笠也在，余祥琴当即向戴笠介绍李时雨。对于李时雨之前的经历，戴笠早就有所耳闻，如今得知李时雨还在汪伪政府“潜伏”，戴笠直呼“不容易”。

图丨戴笠旧照

在余祥琴的推荐下，戴笠亲自任命李时雨担任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

二组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发生的重大事情，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既能够接触到各大特务头目，还能直接看到军统内部的机密文件。李时雨一方面将掌握的情报上报组织，一方面趁机惩处了不少汉奸，受到戴笠的大加赞扬。

就在李时雨暗中大展拳脚的时候，戴笠收到了一封密电。日本宪兵队曾经破获的天津地下党组织和李时雨有牵连，戴笠得知这一消息后，觉得李时雨不可能是共产党，而且他进入军统之后颇有建树，不同意将其逮捕。

但不巧的是，戴笠很快遭遇空难身亡，军统内部开始暗中调查李时雨，李时雨一时间陷入了危险的境地。组织上得知这一情况后，让李时雨立刻找机会撤出上海，去东北和陶铸接关系。

就在李时雨准备动身的前一天，军统特务抢先一步将其逮捕。尽管遭遇了各种酷刑拷问，但李时雨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再加上外边有党组织找人疏通，三个多月后，李时雨被送到了上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图丨解放后的李时雨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李时雨在1949年初被取保释放。出狱之后，李时雨立刻联系到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按照指示，李时雨继续潜伏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并委婉地在国民党机关中宣传我党的政策。

李时雨的一系列活动再次引起军统头子毛森的注意，派特务对其盯梢，党组织决定将李时雨撤出上海。上海解放前夕，李时雨夫妇在组织的安排下，借道香港来到已经解放的北平。

自此，这位潜伏在敌营15年的共产党员，终于能够公开自己的身份。自从奉命潜入敌营后，李时雨从最底层干到了国民党少将，并深得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信任，成为搜集汪伪第一手情报的“窃听器”。像李时雨这样潜伏在敌营核心，并掌握实权的秘密特工，在隐蔽战线上甚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