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表示：访问某历史时期之遗址，驻足于此，即便无人与你对话。白云之絮语、清风之合唱、高山之巍峨足以将你带回那段历史时期，足以令你为那段历史时期文明之高速发展而震撼；足以令你为那段历史时期之风俗人情而动容；足以令你为那段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之迅猛而为之一震。

纵观历史长河，翻阅卷卷古籍。汉朝对于我华夏文明之发展所做之贡献可谓之首屈一指，断然不可将其忽视。古人云：光说不练假把式，连说带练才是全把式，汉朝为我华夏文明发展之影响自然不可三言两语将其阐述，本文在此也只是抛砖引玉。

一、汉承秦制 一儒以治

若是翻阅过本栏目往期文章，大可找到一篇有关“汉朝对秦之正统政权的态度”，其文各段落均围绕“汉承秦制”进行阐述。正式进入本文前，定是要先来强调：不论汉朝是否承认秦朝的正统政权，观其发展轨迹，不论是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亦或是社会生产力宏观指引，均映射着先秦儒学之理念。正如汉初贾谊评论汉之社会风俗时所言：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想来大家对于贾谊本人并不陌生，他的《过秦论》可谓是“名垂青史”，于秦过之揭露，倒也属实一针见血。由此观之，举贾谊之言，论证本文观点是足以站住脚的，那么为何贾谊评定汉朝之社会风俗为“败俗”，而本文是以“汉朝于华夏五千年文明发展之贡献”为主题的，看来两者已然成为矛盾，为何又说应该参考贾谊之言呢？

既然察觉到了矛盾，那就寻之所源，一探究竟。接下来，我们按照汉人在世一遭经历为线索，对本文观点进行论证。首先，人欲存活于世，势必是要满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之需求的。于此，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足以给出论证，在此，不作过多赘述。论其衣，自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生前所服，一类为逝后所穿。上文已经论述：汉承秦制，毋庸置疑，先秦时期便已经形成了其特定的风俗文化。且这风俗是与礼乐制度休息相关的，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况且这其中还有社会道德的扶持。众所周知，汉朝时期有着这样极具代表性之八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长幼尊卑”正是儒家最基本礼仪之一，可以这样讲：大多数制度都与这所谓的“尊卑”“身份”直接相关，都是建立在各个等级之上的。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于汉朝而言，其个人着装则是其个人身份地位的直接象征，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有尊卑等级的存在，所以各个等级都有其固定的“标配”不得越界。正如《后汉书·舆服志》所言：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据史料记载，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汉人服装之布料、颜色以及花纹等方面，进而确定其身份。这着实不难理解，长久以来，基于人文精神的熏陶：皇室贵族大多采用紫色、金黄色以及大红；文臣武将大多采用黑红相间；布衣平民大多采用素白……

这已经定型于我们的潜意识之中了，正如白居易满腹惆怅之言：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虽然白居易为唐朝人士，并不属于我们本文所探讨之汉，但谁能否认：历朝历代发展依旧有着一脉相承的成分呢？且于往期文章中也有相关论述，足以证明唐朝于诸多方面依旧是承袭前朝之经验以及制度的。而花纹方面就更无需多言：唯有天子才可在着装上编制“龙”，唯有皇后才可以在着装上编制“凤”（除极少数特殊情况之外）。

其实，若汉朝没有颁布相关法律法规，想必按照社会发展，也会呈现这样一种现象。毕竟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处于不同的尊卑序列，就一定程度上注定了其所持资产之数额。试问：古时有多少人在饥寒交迫时，还非要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呢？资产并不允许！

但，本文所论述之汉朝，却不得不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否则，大有可能平民着龙装。这又从何说起呢？

二、以中原为中心 遍及边疆方圆

我们还是先聚焦于上文所述之“着装”，虽然汉朝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皆着“深衣”，但其按衣襟划分，依旧可以分为“曲袖”与“直袖”。且大多汉人皆着“右衽”，若问何人着“左衽”，那定要答曰：高句丽，此国正是汉文化深度普及国度之一。

但“高句丽接受汉文化之熏陶，并不等同于边疆地区国家完全效仿汉人之风俗。例如，汉人于严寒之际，若是家中条件许可，定是会以“裘”来裹身御寒。正如我国著名唐之边塞诗人——岑参于诗中所言：狐裘不暖锦衾薄。以此来传达边塞寒意逼人至刻骨，“裘”对于古人而言，着实是御寒之高配。再如《淮南子·氾沦训》中记载：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绨绵曼帛温暖于身也。足以观之，“裘”因其御寒功效之显著，属实深得汉人喜爱。

而边疆地区国家却非也，据史料记载：乌桓族冬季时会“以毛毳为衣”；与其类似之挹娄族同样没有“裘”以御寒，但他们御寒之法与我国蒙古人民御寒之法却十分类似：其俗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简言之：将猪皮剔下，制作成衣。此外，其还将猪膏涂抹于身，借以御寒。不得不说，一个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如何，不仅仅取决于人为，是有一定的机缘巧合与地理因素在其中的。试问：若是汉朝将国度定于边疆，各地区发展情况也许就会互换位置了。着装的不同、御寒方法的不同，体现的不仅仅是区域特色，体现更多的则是各个区域的社会发展情况。

知汉人生前服饰讲求制度，那其逝后着装可曾依旧有相关法律制约，还是说任其选择？答曰：自然与生前相似，依旧要遵循一定的规定。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若是当朝没有相关规定，待后人借助考古手段考察前朝历史时，岂不连连受挫？更何况，在那个讲求真龙天子的年代，皇帝又怎会因百姓死亡，而不对其施以约定，以继续维护自己的政权呢？相信大家对古之“五服”并不陌生，不论是各种历史文献亦或是各种历史纪录片，均或多或少地会涉及于此。顾名思义“五服”是为“五服”，自然就是五种着装，其实其对外具体体现，除了守孝者之“服装外”更是古人按照亲疏远近为逝者料理后事所依据的五种标准、五种制度。

古人按照逝者身份为其料理后事正如古人会按照逝者生前身份对其“逝世”给予不同名称一般。《礼记·曲理下》有言：天子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而上文也已有说明：汉朝是继承秦制，其风俗人情与儒学理念与社会道德休息相关。是矣，不论是出于长久以来汉人潜意识中的道德风尚，亦或是出于朝廷颁发的硬性规定。

大多汉人均会依据礼乐制度来为料理家人后事，于我国古代封建时期对于女子《三从四德》的管理可谓是极其严厉，而其中“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更是对古时“男尊女卑”封建意识的深度体现。这一点在汉朝服“五服”之礼中，更是常见，其最为隆重的葬礼“斩衰”便是子女对父母、妻子对夫、孙辈为祖父守孝时所穿粗麻布衣。据史料记载，当时若是皇帝驾崩，天下之人都要为其行“斩衰”之礼。足以观之，该礼之于五服之礼中首屈一指之地位。

二礼则是“齐衰”，虽然布料依旧与“斩衰”相同，但“齐衰”着装之衣角是可以缝制的，但“斩衰”之衣角却是断然不可缝制的。其实，对于这样一件足以体现古人生死观之后事，除了守孝人着装这一方面外，置办葬礼所花费的金额以及其隆重程度、来宾人数基于当时汉人心中的概念都是守孝者对于逝者思念程度、尽孝程度之表达。可能对于当今的我们来说，大部分人定是否定这种做法的，因为“尽孝”并不是一定要通过葬礼隆重之程度来决定的，而是应该在逝者生前多多尽孝。

但即便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也不代表着我们在处理白喜事时，不会采用古人的方法——大办特办。正如前文所言，文化也好，文明也罢，发展至今靠的并不是冰冷冷的生搬硬套的公式，而是源自你我内心的精神归宿。

重新聚焦于“齐衰”，这一阶段的守孝者，同时也是分类最多的一层。大致可分为：三年、一年以及三个月，具体多长时间则要根据生者与逝者的关系远近而进一步确定。下一级则是“大功”这就要求服丧者要身穿熟麻服丧九个月；其次便是小功与缌麻，其中，“缌麻”则是五服中最轻一级，按照亲疏远近也是最远的一级，服丧期只有三个月。仔细想来：五服之礼，自有其存在的道理，逝者已逝，生者即便万般痛苦，依旧要仰起头迎接明天的阳光。正好借助外加五服之礼，以补足服丧者内心对逝者的愧疚之感。

三、深渊之内涵 源远之流长

其实，当时东北边疆民族除了接受汉朝婚礼嫁娶风俗的熏陶外，葬礼一方也有所同化。譬如《后汉书·东夷传·夫余》中所言：其王葬用玉匣，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焉，这里主要就是指夫余族对于汉朝葬礼一方面文化的接收。文中所谓的“玉匣”就是指“金缕玉衣”与我国汉朝王室贵族置办葬礼时所采用的金缕玉衣相同。这不仅是我国汉朝文化向东北边疆地区文化的传输，更是我国汉朝对于东北边疆国家友谊的象征。当然，边疆地区人民生活的诸多方面均一定程度地映射着汉文化，在此便不做过多赘述。

正所谓：文明因交流而精彩，因互鉴而丰富。若只是闭门造车，想来定是不会有“唯有华夏五千年文明历久弥新”之说了。也许在不同文化、各种文明“相互交流”时，会发生种种冲突、场场战争。但，也许这就是那个时期文化发展、文明延续所必须采取的手段。正如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所表达之意：两种文明发生冲突，当一种文明战胜另一种文明时，若发现长期出于战败文明中的百姓眼中透露出的不是恐惧而是怒气时；当发现战败文明所建城邦中就连砖墙都透漏着拒绝时。那战胜文明势必会将战败文明销毁，进而推广自身文明。

结语

综上，对于我们于文章开篇遗留下的矛盾，也许就可迎刃而解了：我们道：汉朝为华夏文明做出重大贡献，而贾谊却道其为“败俗”，原因就是：汉朝因其文明发展空前繁盛，为华夏文明之发展着实做出了卓越贡献。久而久之，人们都会享受生活，进而形成奢靡之风，也就是贾谊所谓之“败俗”。但回味历史、翻阅古籍，又怎可片面看待呢？汉朝文明为之“贡献”也好，谓之“败俗”也罢。它都已成为历史，驻足史册，令后人有感，足矣。而你我今之后人，要做的便是于史册中汲取养料，基于时代条件，将华夏文明青春永葆。

参考文献：

《后汉书·东夷传·夫余》

《汉代婚丧礼俗考》

《汉书·扬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