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乔

编辑|南破

前言

在战国时期，是一个强国争雄的年代，为了争夺霸权和生存，各国的藩镇战争不断，交往频繁，彼此间产生了无数的错综复杂的联系。

根据范文澜的计算，在战国时期，各国征战四百八十三次，朝约四百五十次，一共九百三十三。

在这种频繁的外交交往中，“义”不仅是战国时期各大列国外交的共同原则，也是各列国外交交往的共同原则，而且还体现在外交交往的各个方面，比如道义、礼等，使得战国时期，作为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以一种共同的规范为依据，构成了一个比较团结的国家。

但是，随着春秋中期和晚期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国之间的外交原则由“大义”向“事利”转化，各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种“弱肉强食”的现象，这对中华的文化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对战国时期各大国关系问题的探讨，应当说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从规范演变的视角来看，战国时期的诸国外交问题仍有待深入。

文章从“争霸”、“结盟”和“朝聘”三个角度，考察了“战国时期外交原则”的演变过程，以期对方氏有所启示。

一、由“因得志义”向“树德立威”的转变

周王室虽然没落了，但家族势力还是很庞大的，在战国时代，强国往往支持具有血缘的国家，并将其吞并，因此，在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的外交规范，也就是那些具有血缘的国家，其中心思想，就是在“尊王制”之下，“树德立威”，“存亡继绝”，体现出一种为世人所认可与的道德规范。

郑国是战国时代早期的一个超级大国，郑庄公多次向不庭之兵进贡，并没有贪图土地，而是用自己的力量，在黄河上游的东部列国中称王称霸。

鲁隐公十一年，许国国主未能按时纳贡给周王朝，被视为无礼。郑庄公遂联合齐国与鲁国，共同征讨许国，次年7月上旬三号，许国破之，成为郑，齐，鲁之地。

齐国先是将许国赐与鲁国，鲁隐公却不肯收留，而是对齐僖公说：“大王说许国非与我为敌，我奉大王之命去征伐。虽然陛下有令，但寡人弗敢听从陛下的命令。”

他们以为这次征讨，乃是许君无法无天所致，此时既受惩戒，若还占据，未免有违大德，便将其赐于郑国。

郑庄公也不会将许国国主之兄据为己有，只会辅佐他。《左传》中对郑庄公的评语是：“不受刑罚，不被奴役，以德报怨，以德报国，不负子孙。”

鲁僖公十五年，秦国攻打韩原州时，晋人殷玉曾赴朝见过秦穆公。秦穆公说：“二事而持，二事而弃，德莫重，刑莫威。”

一为怀德，二为贰者，四为恐惧。这一战，秦国才能称王称霸。取而不取，弃而不用，以德报怨，大秦所不能。”秦穆公听了这话，终于对晋惠公客客气气，让他回到了晋国。

鲁宣公十二年，晋国攻楚，以解救郑氏，当时的晋上军将军随无（士），以为与楚军交战，并无可取，因楚国"德刑之法，非易行，非所能也。

“伐逆者，罚也；和气者，德也。”楚人既有仁义又有刑罚，所以很难和他们抗衡。中军副统领先轲，则说“晋国之强，乃由武臣力成”，他相信晋国能成为一方豪强，全靠士兵和官员的努力，怕自己一言不合就撤退，丢了大晋的脸，丢掉了自己的霸权。

他私自率兵出征，结果“邺之战”中，晋国一败涂地。在《史记》中，力量永远不可能战胜道德，只有有了道德，才能建立自己的力量，才能成就自己的事业。

到了战国后期，由于世界局势的改变，在争霸之战中，又产生了一种“因时施义”、“不循先为后”的新思想。鲁哀公三年，吴王夫差将越人击溃了富州，就“灭越”或“存越”一事，欲学齐桓、晋文等“树德立威”，“服而舍之”之策，与越国协和，以期成为一方霸主。

伍员说，越国“与我共处一土，世世代代为敌对，于是得胜而不得，将继续存在，逆天长敌，事后虽然懊恼，却无法自拔。”他们以为吴国“居于蛮荒之地，但却与敌人结下了梁子，所以向伯爵求援，是不可能的。

按照常规的帝王之道，与吴国的现状是不符的。吴国和越国虽是同一片大陆，但却因领土之争，世世代代为敌对，若打败了越国，却不把他据为己有，只会助长他的气焰，所以对付越国，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彻底铲除，而不是建立功绩。

吴王夫差不听伍员的劝告，向越国求和，越王勾践趁机休养生息，奋勇杀敌，历经二十余年，终于将吴国覆灭。

吴王夫差忽略了吴越并非同一祖先，没有宗族、亲属、等方面的亲密无间；吴越两国仍处在一个狭小的生存范围之内，是一种生死相搏的斗争，为越国树德与吴国的民族利益不符。

吴王夫几乎没有考虑到“时义”，没有考虑到当时的情势与局势的变迁，而一味地模仿历代君王的行事风格，结果造成了自己的灭亡，国家的灭亡，这也是战国时代“以德服人”时代的哀乐。

二、由“事利而已”向“信以行义”的转变

“盟约”是战国时期各国外交活动中最主要的一次，它是实现友好关系，实现强国争霸，实现弱国生存，实现敌人和平统一的一种手段。

信义是盟约实现的保证，“信以行义”是战国早、中两代诸侯结盟规范的重要体现；到了战国末期，各大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已成了不成文的规矩。

在战国初期，诸侯们结成联盟，以信义为指导，“继好息民”，反对周天子的旨意，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发生了“君子屡盟”，导致了各国的混乱。

在战国时期，君主对信义的推崇，导致了信义在各个国家的广泛传播，鲁僖公七年，齐桓公为了对付郑国，举行了“宁母之会”，郑国王子华以协助齐桓公进攻郑国为由，谋求一己之私。

管仲曰：“以礼义待诸侯，以忠义待之，而以叛逆而死，有何不妥？君子以仁，君子以诚，君子以礼，天下皆知。记住，叛徒的位置，由君盟替了。”

鲁僖公25年，胡偃曾说服晋文公接受周襄王，因为他相信，只有如此，他才能“继承他的衣钵，向所有的臣民宣告他的忠诚。

鲁先生季文子说：“一个国家，以仁爱之名，使一个国家，怀德之名，不会有任何私欲，诚信之名，义之名，是一个国家所希望的。”

没有信任，没有正义，四海之内，哪一个不是四分五裂？当一个国家有了信义，它就会被宣昭于于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国家能否称霸的关键。

到了战国末期，盟会的规矩就不那么重要了，有的时候，盟会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较量，就连领头的人，也开始在盟会中占据主导地位。

鲁定公八年，晋、卫于曲泽会师，“卫之人，欲持牛耳者也。”鲁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提出停战之约，举行了一场晋人和楚人的战争，以谁立下了谁的血契。

诸国反悔的事情屡见不鲜，比如宋国与楚国的约定，就是“我没有欺骗你，你没有伤害我”，“背叛我的人太多了”，“唯大不可大”，“鲜血还没流尽，就背叛你”，这就造成了各国的信任制度的瓦解，外交规则的缺失，各国的联盟也就没有了可信度，有的时候，连一个信守承诺的人都不如。

鲁哀公十四年，小邾的博士射欲逃往鲁国，但因“不信其盟”，只好与鲁国大夫子路结成同盟，另有要事相求。

在战国初、中两代的联盟里，小国与强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颠倒过来，成为了一种“以小博大，以多欺少”的说法。

郑国的子展，齐国的晏子，鲁国的子服静波，他们都相信，在大国之间，只有相信大国，才有“失信不立”，“背国则无信”，一旦对大国言而无信，则国亡即在眼前。

所以，这些国家必须舍弃自己的财富，只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而不是只为尊重和武力，才能保护自己的国家。

这一阶段的群雄联盟呈现出一种“弱肉强食”的特点，过去的亲密无间的信任关系被削弱，而对公共和私人的利益更是联盟成员们所关注的“时义”。

阎步克认为，在战国时代，各国以信义的方式进行着相互的交往，而信任则是一种高尚的政治、外交、伦理的圆圈。徐难于从战国时代的联合书信、等方面，分析了战国时代各国间相互间的合作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盟约信义思想虽然很有意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思想在历史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从“以朋友为先”到“以信任为先”再到“以诚信为先”，再到“背叛”，这就反映出国家外交政策在时代背景下，因社会环境的改变，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

三、由“献物献功”向“敬让明义”的转变

与会盟相比，在战国时代，朝聘是一种常见的外交活动，在战国时代的将近300年的时间里，各大势力之间的朝聘十分活跃，在上述的战国时代，共有450次朝聘，其中大部分都是朝聘。

“若君主登基，请卿前来，重修旧日情谊，广交外国朋友，善待周边国家，保卫国家，这是忠信卑让的道理。”

“当一个国家登基时，一个国家会邀请他去拜访，而另一个国家则会邀请他去拜访，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信任，弥补不足。”

由此可以看出，“御用”的作用是多元的，其作用是与新立国君通好，以求两国和睦，以求彼此信赖，以商议政事，以弥补不足。“岁聘”“报聘”“间朝”“再朝”等一批外交行为，为“盟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结语

在战国末期，由于世界局势的变迁，“封疆大吏”逐渐演化为“强国对弱小国家的剥削”。

鲁襄公八年，晋国举行了刑丘会，其宗旨是“征募朝廷官员，以招纳天下士子。”鲁襄公二十二年，金人请郑国入京，其实是请郑国朝京，请晋国来献上自己的贡品。

子产对于晋国过度征收赋税表示不满：“未有朝会，未有岁令，未有劳役。以一个大国的变化多端，一旦有了疾病，就会被举荐，时时刻刻都在警惕着。”

身为一个小国家，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只能苟延残喘。但，为了在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中求得一线生机，一个国家就需要朝聘来讨好一个国家，并且给他们上一份贡品，所以他们才能在两个国家之间往来。

但即便这样，这个国家还是被吓破了胆。在春秋战国时代，这一传统的礼俗逐渐消失，到了最后，再也没有了礼俗。

顾亭林曾经指出：“在战国时期，特别强调礼乐，而在七国时期，却没有这样的事情。”

参考文献：

1.中国通史简编

2.春秋战国时期“信”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原因

3.试论春秋时期的信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