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莫卧儿帝国使南亚次大陆上大部分地区摆脱了分裂割据，实现了印度的统一。莫卧儿帝国与同时代的我国明王朝和波斯的萨法维王朝相比，其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货币本身构成了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政府征收货币形式的税赋，并拥有一个雄厚的中央财库。

国内贸易

17世纪印度的农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除拉合尔、德里、孟加拉和木尔坦等主要的产粮地区外，还出现了一批经济作物种植区。如阿格拉西南的一部分土地在种植甘蔗和靛蓝，古吉拉特省、孟加拉省以及南印度的许多地区，以产优质的生丝著称，次大陆最南端以产椰子和各种香料闻名。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使农业产量有所增加，农民因而可以向城市居民、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国外提供较多的商品粮。

随着农业的发展，莫卧儿时期次大陆的手工业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农业的发展使部分人可以从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而从事专一的手工业。莫卧儿时期印度最广泛的工业是棉织品制造业，棉织品在国内外都很畅销。

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过程中，商品生产在手工业和部分农业中发展，以及部分地区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化，为国内商业的扩大创造了条件。尽管受到原始运输方式和关卡林立的阻碍，但是区域间的市场联系较之前频繁了。恒河和印度河成为国内主要的商业运输干线，近海航道也十分发达。

16世纪末阿克巴的田赋改革将原来的实物税转化为货币税就部分地反映了印度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这种转化必然是以商业、商品生产以及货币流通已获得显著发展为前提的。

此外，虽然阿克巴和他的继任者们掌握的军队很庞大，但却不存在后勤组织。在军队行军时，流动的作坊和商店紧随军营移动，军队的供应品是由这些随军前进的巨大市场来提供。这也反映了莫卧儿时期印度商品交易和市场的发展。这倒是条从未设想过的道路，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莫卧儿的这个思路确是打开了新格局。

随着印度社会内部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中心不断涌现。据统计，阿克巴时全国有120个大城市，2737个镇。足见贸易的繁荣，不仅如此，莫卧儿国家也出台了一些鼓励商业发展的政策，还通过废除对商品和商人征收的许多捐税来减轻商业发展的负担，如，废除了市税和货物税，减少了过河税及港口税。此外，从阿克巴统治时起，国家要求用货币完税，这样农产品需要到市场上出售，这种田赋政策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外贸易

印度的产品除了满足本国市场外，还为非洲东海岸、阿拉伯半岛、埃及、缅甸、马六甲海峡和小亚细亚等地的市场提供商品。16、17世纪荷兰和英国人的商业活动使印度与西方市场直接联系起来，并对印度的经济产生巨大刺激，如欧洲对棉织品的新需求引起印度棉织品生产的增长。

到17、18世纪，印度这边的摊子越铺越大，相对应的就需要更多的人手。城市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商人们便把目光瞄准农村手工业者们。到17世纪中叶，在印度的一部分地区从事出口棉织品的生产的人员已高达几十万。

这些农手工业者已不仅是为自己村社中的农民生产，而且为市场生产。在这些地区，农村自给自足状态已经受到商品货币关系的冲击。虽然这些现象限于某些特殊地区，但是可以说，莫卧儿时期印度的外贸刺激了其商品经济的发展。

莫卧儿的官员和贵族们在任职期间积累大量财富。这些财富不是作为土地贵族直接从农民或佃户手中收取租金而来，而是来自于他们的任职报酬和巨大的额外补贴。莫卧儿的王公贵族们乐于用这些财富投资贸易来增加收入。在商业经理人或代理人的指导下，他们为贸易者或商人提供商业资本，鼓励远程贸易。最高水品的贵族贸易资本甚至为造船业和印度洋的贸易航行提供经费。这样，使国内贸易和对外出口变得更加繁荣。

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荣，使得南亚次大陆上的货币流通有了新的变化，其标志是正规的货币流通系统的形成以及国家对货币铸造的综合性管理。

莫卧儿帝国的货币体系

1556年，巴伊拉姆·汗以阿克巴的名义，按照印度银币和铜币样式铸造了新的莫卧儿硬币。到16世纪60年代初，这个新生的政权有三种正式的金属货币在各地流通：金币、银币和铜币。

16世纪70年代晚期，与财政改革一起，阿克巴实行了货币改革。1577—78年，他任命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的铸币厂厂长为执行官，掌管帝国境内的所有铸币厂。金币和银币的发行限于法塔赫布尔铸币厂和旁遮普、北方邦东部、比哈尔、孟加拉和古吉拉特的铸币厂。

高级财务官被派往这些铸币厂担任厂长。铜币继续在几处毗邻铜矿产地的造币镇上铸造，不曾中断。这些措施的意图是要加强帝国对铸币的控制权。

帝国的货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具有空前性。保存下来的货币证明帝国铸币保持了一贯的纯度和标准：尤其是银卢比的标准几乎一直都是11克，从16世纪中期阿克巴统治时期到18世纪上半期莫卧儿帝国衰亡，一直保持着这一标准。

散布帝国各处的铸币厂制造相同规格的货币，帝国扩张到哪个区域，银卢比、铜达姆和金姆尔就开始在那个区域流通。我们从现在收藏的莫卧儿帝国,货币中可以知道帝国货币从喀布尔到德干，从苏拉特到马德拉自由流动。

莫卧儿帝国的货币体系在技术操作方面有很多优点，它是一个有力的、灵活的、具有渗透性和持久性的货币体系。这一自由、开放的铸币体系，对所有愿意将非官方的货币和金银铸造成帝国货币的人开放。例如，莫卧儿财库乐于接受老式的苏尔或其它硬币支付赋税。结果，为数众多的阿富汗硬币涌入阿克巴的铸币厂，失去货币资格，加以熔炼，然后作为新的帖木儿铸币重新发行。

与之前的统治——土著印度王朝相比，莫卧儿的铜币和银币的铸造和发行量是相当大的。与同时代的统治政权——萨法维伊朗相比，莫卧儿铸币的数量也是惊人的。帝国铸币厂大量生产银卢比，以满足商贸的扩张、税收要求、帝国和贵族的财富贮藏及消费需要。

货币供给

莫卧儿帝国在军事征服后往往都会从被征服王朝攫取金银储备，然后直接在那个地区建立一个或多个地方铸币厂。被征服的地方王国财库中的金银储藏直接运往铸币厂，铸造成帝国货币。所以，阿克巴的帝国从一个相对较小的核心区，在1556—1565年间进行扩张，到16世纪90年代已经囊括整个印度北部，铸币厂和货币数量自然会随着帝国的扩张而与日俱增。

此外，进入17世纪后，铜币的基础地位被银币取代。这说明银币急剧增加，这种增长速度必然不只是简单地与其领土扩张相一致。海外贵金属的流入成为莫卧儿帝国货币铸造的重要来源。

货币流通

不断增长的货币并没有被长期储藏起来，帝国把货币投入到了流通过程。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土地税收要求缴纳货币。与同时代的我国明王朝不同，帖木儿印度帝国没有收集、贮存和支付大量谷物粮食的习惯。不断增长的土地税收扮演着一个激励市场活动的角色。

国家对大宗产品的征税增强了对货币的要求。莫卧儿政府鼓励所有当事人（从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到最大的王公贵族）支持和促进农产品向货币的转换。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商业化的农业。产品销售、官方或非官方的贷款以及工资支付使货币从城市流向农村，土地税的分期付款又使货币从农村流向城市。

而莫卧儿税收征集对当地交换体系的影响之大超乎我们的预料。官方引起的货币流动的模式是复杂的。莫卧儿成熟的税收和薪俸支付体系是一个灵活而高效的体系。帝国官员的工资或是用现金支付的，或是以扎吉尔的形式。扎吉尔达尔会找代理人来负责将辖区的税收运送到其手中，这些收入中一部分作为支付给自己的优厚薪俸，但更大部分用于支付其代理人及兵员的现金薪酬。

这种惯例下，虽然中央财库被绕开了，但是最终的影响是增加了货币交易的数量，提高了对货币的要求。在接受的最后，每个曼萨卜达尔都要为他的骑兵和随从支付货币工资。纪念建筑、丰富的生活和慈善事业的赠品等方面的支出也都是从王公贵族的财库支付。

这样，帝国行政中的一些最庞杂的任务交给了扎吉尔达尔们，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变成能干的管理者。这个体系还依赖私人代理商，因为需要地方借贷者和货币兑换商的协助，他们经常在曼萨卜达尔等待他们扎吉尔上的税收时向其预付钱款。地方银行家还协助扎吉尔达尔的经纪人通过私人汇票而非运送现金的方式解送税款。

总结：

总之，扩张的国家和迅速发展的市场都依赖于一个不断成长的、灵活的帝国货币体系。现金联接着统治者、贵族和商人的利益。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货币储备促进了以现金为基础的交换市场的成长，加深了帝国内的货币化水平。

在一个增强的市场网络里，土地税收要求、扎吉尔体系和商品销售一同促进了货币流通的数量和速度。只有非常偏远和落后的地区没有受到此过程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在莫卧儿统治之下的印度，发展了一个层次分明、组织严密的中心体系和一个有效的、规格统一、标准化发行、大范围流通的货币体系，这为官僚制的产生和持续存在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同时这也是现代早期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