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丽的交往始于1219年蒙古与高丽联手剿灭契丹叛众。此后四十余年，蒙古先后发动七次武力征伐，于1259年迫使高丽投降，开启了蒙古对高丽的附属国统治。

在这种特殊宗藩关系下，蒙元坚持以武力威胁为后盾，通过下嫁公主于高丽世子、设置达鲁花赤和征东行省等方式，加强了对高丽单方面的控制和支配，使高丽虽在外形上是蒙元的外藩，但实际上几乎沦为蒙元的内属。

这也使两国关系在建立之初就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一、蒙古对高丽的武力征伐

自1231年至1259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对高丽发动七次之多的征服战争。为躲避战争，高丽高宗及众大臣迁都海岛。蒙古骑兵不善海战，于是反复抄掠高丽陆上国土。旷日持久的战争给高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与负担。

1.蒙古与高丽的早期交涉

蒙古与高丽并不接壤，双方的首次接触始于讨伐契丹叛众。1218年，成吉思汗以讨灭契丹叛众为由派兵进入高丽，并与高丽联手剿灭了这股契丹叛众。

自此，蒙丽双方约定建立官方联系，高丽承诺每年按时向蒙古纳贡。此后，蒙古每年派遣使臣到高丽索要各种贡品，而沉重的负担往往转嫁到百姓身上，高丽国内敌视蒙古的情绪也开始渐渐升温。

1225年正月，蒙古使臣著古与出使高丽，返回途中死于非命。蒙古方面认定是高丽边民所为，将其归罪于高丽朝廷。

不过，由于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途中逝世，使得蒙古报复高丽的计划暂时搁置，两国断交七年之久。

2.窝阔台汗征伐高丽

1231年，窝阔台继承成吉思汗遗志，命撒礼塔率兵征讨高丽，开启了报复高丽的计划。蒙古军入据高丽后，在高丽叛将洪福源的协助下占领铁州等40余座城市，并包围开京。

高丽终究招架不住蒙古汗国的连续打击，高宗派遣其弟怀安公王向蒙

古请降。蒙古接受高丽的投降后，撒礼塔设置了72名达鲁花赤在高丽镇守，强索了一笔巨额财物后撤兵。

蒙古军队虽撤出高丽，但蒙古在高丽所置的达鲁花赤权力极大，时常凌驾于各级政权之上，使得高丽朝廷权力的实行受阻。

出于保全个人权势的需要，权臣崔怡提出“徙都避乱”的主张，并派人射杀达鲁花赤，于1232年7 月挟高丽王及众大臣迁都江华岛，开启了高丽移都抗战的历史阶段。

3.贵由汗至蒙哥汗征伐高丽

1246年，窝阔台长子贵由登上蒙古汗位。次年七月，贵由汗派遣阿毋侃第四次征讨高丽。此次征讨的主要目的是迫使高丽王迁出江华岛，亲赴朝觐并岁输贡赋，以示臣服于蒙古。

高丽朝廷对蒙古此次征讨的意图也十分清楚，因此格外重视对江华岛的防卫。正当高丽准备死守海岛之际，贵由汗的去世使阿母侃所率军队从高丽撤回，蒙古朝廷汗位争夺斗争再次兴起，第四次征服高丽的计划再次中断。

在此后几年里，蒙古虽不断遣使派往高丽督令出陆，高丽朝廷百般讨好周旋，但依旧拒绝还都陆上。

1252年10月，为了彻底征服高丽，蒙哥汗又派也古第五次讨伐高丽。这场战争持续长达近八年之久，对高丽社会造成极大破坏，高丽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

许多地方无法忍受蒙古的长期破坏，又惧怕蒙军屠城，无奈之下举城归附蒙古。持久的战争使高丽内部疲惫不堪，也使高丽众臣对抗蒙政策产生质疑。

于是，高丽众臣联合弑杀了主张“弃陆保岛”的权臣崔怡，准备出陆与蒙古议和。至此，蒙古对高丽武力征伐阶段告一段落。

二、元丽特殊宗藩关系的形成

在蒙元停止对高丽的征伐后，由军事征伐转向宗藩关系建立又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260年元世祖即位至1270年高丽元宗还都开京为止。

这一时期，元丽双方进入和平的交往时期，但元朝并未对高丽内政进行直接干预。第二阶段为1271年元世祖答应高丽元宗请婚至1283年高丽忠烈王正式兼任征东行省丞相为止。

这一时期的元丽关系以元丽王室的政治联姻为纽带，高丽国王担任元朝代理人为形式，元丽双方的利益达成高度契合，标志着元丽特殊宗藩关系的正式形成。

因此，蒙元与高丽间政治关系的缔结，既是双方利益契合的产物，也是当时蒙元强权政治体制下实现和平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但双方的宗属关系是不能被轻易改变的。

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家国一体化的政治模式，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同亲情关系掺杂在一起，形成了蒙元帝国与高丽国之间的特殊藩属关系。

三、蒙元强权干涉下的高丽社会

在蒙元特殊宗藩关系下，元朝加强了对高丽的控制干涉，使高丽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1.政治干涉

元朝对高丽的政治干涉，包括了国王的册立到地方官员的任命，涉及高丽官制、官名、爵号等各个方面。其干涉范围之广、管控程度之深，超越此前历代中原王朝，堪称史无前例。

首先，元朝可随意废黜高丽国王。元丽建立联姻关系以后，元朝干预高丽国政，控制高丽国王的废立。

一方面，下嫁的蒙古公主肩负着监督和控制高丽国政的使命，在高丽国内拥有至高的权力，其所生之子又被立为世子，凡世子又必须入质元朝，在元朝接受册封之后，才能返国登基执政。

从忠烈王起高丽世子皆以入质形式进入元朝，接受蒙元的教化。并且，高丽国内倚靠公主形成的亲元政治势力，则长期掌握高丽统治实权，干预高丽王权统治。

另一方面，元帝对所册立的高丽国王若有不满，常常主动实行废立。其次，元朝强迫高丽改革官制。高丽立国之初，其官制主要是仿照隋唐时期设立，因此中央官制名称与中原王朝类似。

在与宋、辽、金政权实行平衡外交时期，虽然也称臣纳贡，名为藩属关系，但官制与王室礼仪的等级都是国的层次，元朝认为高丽的这种设置属于僭越。1275年，元朝遣使赴高丽宣旨，要求凡省、院、台部官名爵号有与元朝同级别的官称，必须更改。

最后，元朝在高丽设置了征东行省，干预行省官属任命。随着元朝对高丽控制干涉的深入，元朝开始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干涉高丽内政。

2.经济盘剥

元朝对高丽的经济剥削，主要体现在对高丽贡品的苛求。自从高丽臣服于元朝开始，元朝便经常遣使至高丽索取贡品，不仅种类、数量繁多，而且回赐极少。

此外，高丽还必须承担元朝指派的军需用品的负担。其中包括驻扎在高丽的屯田军、镇戍军、镇边军等，定期为他们提供粮食、饲料、马匹等军需用品。

这些沉重的负担往往转嫁给百姓，家抽户敛，甚至还向官吏摊派，极大地加重了高丽百姓的负担。而高丽国小地少，加之元兵频繁掠夺，百姓备受压榨煎熬，生活异常艰苦。这就导致了国内敌视蒙古的情绪升温。

3.军事高压

蒙元对高丽国的干涉，始终坚持以武力威逼为基础。因此，十分注重对高丽的军事防范。为了防范高丽民众的反蒙行动，达鲁花赤下令告诫高丽百姓不得私藏兵器。

不仅如此，元朝还将高丽军事要地划为直辖地，并派兵前往驻扎、镇守。这主要是因为朝鲜半岛处于东北亚的核心位置，战略地位突出。一方面，朝鲜半岛的东北面是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故地，其西北面是契丹人的聚居地。

为了防止这两地遗民与高丽联手对抗元朝，元朝于1258年将朝鲜半岛东北部地区纳入其直辖地，并将和州以北十五州设为双城总管府，加强对此地的军事防范。

另一方面，高丽西南海上的耽罗岛，其北部可连接日本，南部能通达南宋，扼守海上咽喉要道，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4.社会勒索

蒙元王朝对高丽的社会勒索主要体现在对高丽妇女的索要，并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模式，学界将其称之为贡女制度。贡女制度是蒙元政权控制压迫高丽的一种具体体现。

贡女制度最初萌芽于武力征服阶段蒙古对高丽人口掠夺，这些掳掠的人口主要用于役使。

5.文化渗透

元朝与高丽交往之初并没有强迫高丽改变本国习俗，但自高丽忠烈王事元起，高丽为表明自己对元朝的忠心，开始主动接受蒙古的服饰，并于1278年2月“令全境皆服上国依冠”。

另外，高丽政府还要求全民学习蒙语、起蒙古名、辫蒙古发 辫等。

结语：

蒙元朝廷对高丽的政治操控、经济索贡、社会索要、文化渗透，实现了对高丽从外在形式到实际内容的驸马属国化。

驸马属国化虽然保存了高丽的国体，维护了高丽的国家利益，但也给高丽带来了内政紊乱。

可以说，高丽以成为驸马国和王权自主性的丧失为代价，维系了高丽国的生存与发展，这也给双方的关系埋下了不和谐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