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至刘定国时期

在平定诸吕之乱后，文帝将平乱有功的琅邪王刘泽徙为燕王。刘泽是高帝的同宗兄弟，又是高后之妹吕媭的女婿。汉十一年，因在平定陈豨叛乱时攻打王黄有功，他被封为营陵侯。高后摄政时为定刘氏之心，分齐地以封他为琅邪王。

琅邪王二年，高后去世。刘泽在当时的刘氏宗亲中最为年长，与众臣共立代王继帝位。是以，即使在平定诸吕之乱时曾有大功的刘章与刘兴居尚以通齐为由不得加封，而刘泽却得以徙封燕国。

刘泽王燕两年，其子刘嘉嗣位，在位二十六年，是为康王。可见刘嘉治时勤政爱民，天公也很是作美，丰年足食，百姓生活和乐。正合天时之康，国运之康，政事之康。刘嘉在位后期，恰逢景帝三年吴楚之乱爆发。

当时多国响应吴楚号召，欲分得一杯羹。其中赵国更是想要联合匈奴举事。作为坐拥六郡的汉王朝北边屏障，若此时燕国也参与其中，这对汉廷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刘嘉不为所动，立场明确。

可见其为人、治国都颇为本分，务实。平乱后，景帝推进削藩政策。燕国虽不曾参与叛乱，却也为中央所忌惮，被削夺了五个边郡。自此燕国仅余广阳一郡。故班固称：“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

景帝五年，燕康王刘嘉薨。六年，其子刘定国嗣位。刘定国荒淫无度，与庶母通奸，且生下一子。抢夺兄弟的妻子为姬妾，并与三个亲生女儿乱伦。在政事上，他暴虐嗜杀，终为自己招来大祸。元朔元年，为其所害的肥如县令郢人的兄弟上书控告刘定国。

刘泽一脉自王燕起，共历三代燕王，享国五十三年。四、燕国与中央的矛盾——刘旦时期元朔元年，燕王刘定国坐禽兽行，自杀。燕国国除，被收归为郡。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武帝同日内诏封三子为王。李姬子刘旦被封为燕王。

当时燕国已失五边郡，若要以燕国为防御匈奴的屏障似乎就把防御线设置得过于靠内了。因此靳宝认为这封诏书“侧重的是防御燕国与匈奴的联合，而不是燕国对匈奴的抵抗”。但结合燕军救渔阳的案例来看，武帝嘱托燕王边防不可废弛，可能依然是有调动燕国守军支援边郡作战的打算。

但燕地自古就有苦寒之名，又时为匈奴所侵扰，武帝担心刘旦心怀不满。因此他在诏书中劝慰道北土已定，使其安心。之所以嘱咐刘旦不可行背德之事，我认为其中或许含有告诫他不可媾胡之意。

刘旦长大后就到封地治国。他为人善辩，博览众家，喜欢星象、历学、数术，颇好倡优射猎，喜好招揽游士门客。据此而言刘旦是一个聪慧好学性格豪爽之人。如无意外，燕国会成为新君的助力。但巫蛊之乱后，戾太子身死，齐王又早夭。

刘旦作为武帝第三子，自以为理当嗣位。于是他请求值宿宫禁，却因此触怒武帝。后来又因他窝藏逃犯，燕国被削去了良乡、安次、文安三县。事后刘旦始终心有不甘，暗中窥伺帝位，在昭帝时期先后两次参与谋反。

武帝驾崩，幼子即位。刘旦不愿哭丧，反而口出狂言道：“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始元元年春，时霍光执掌朝政，赐燕王钱三千万，加封食邑一万三千户。这令刘旦感到更加不满。于是他与中山哀王之子刘长、齐孝王之孙刘泽等人密谋，谎称受武帝之命获得了掌管地方官吏政事和修整武备的职权。

后又造谣称昭帝非武帝子，与刘泽谋划合兵起事。由于声势过于浩大而为缾侯刘成所知。朝廷着大鸿胪丞审查此事，处死了刘泽等人，但念在骨肉亲情只派了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和两名御史前去讽喻刘旦。

燕王旦在位三十八年，自杀，国除。皇帝赐谥号“剌”，言其暴戾无亲，不思忘爱。后以诸侯王仪起陵，后世称之为“戾陵”。昭帝为彰显骨肉亲情，特赦燕王妻儿，免为庶人。

我认为燕王旦的野心归根结底是因汉室立嗣制度的不明确而引发出来的。《公羊传》总结宗法制的核心曰：“立適以长不以贤”。嫡长子继承制度若能确实有效地贯彻执行，的确能够避免兄弟相争，骨肉相残的境况。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评论道：“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于天，争乃不生”。纵观汉朝立嗣情况我们却能发现汉朝皇帝常常利用制度以满足自身的偏好，因此汉室立嗣制度始终存在较大的漏洞。

高帝曾多次想要废黜嫡长子刘盈而改立庶子刘如意。诸吕之乱后，众臣为了彻底诛灭吕氏势力，竟推说少帝与孝惠诸王皆非惠帝亲子。在另立新帝之时，众臣又借口母族卑弱的代王是在世的高帝诸子中最年长者，因而共立代王为帝。唯有文帝嫡子早夭，即遵循制度以庶长子刘启为嗣。

汉室中期以前的立嗣情况虽屡有反复，但大致仍旧打着按宗法制立嗣的幌子。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皇帝在利用制度，而非遵循制度。武帝的继嗣更是景帝随心所欲的结果。不久，景帝因恶其母而废黜了他。

废太子后当以次子刘德为嗣。刘德亦为栗姬所出。若因其母之故，也应由三子刘馀为嗣。然而，景帝已有打算为立刘彻为太子。但刘彻本为景帝第十子，既非嫡子，又非庶长子。于是景帝先封其母为后。由此，刘彻的身份就由庶长子转变为嫡长子。

同月丁巳日，即被立为太子。可以说景帝是为立内定的候选人为太子，而利用宗法制为其铺路。但表面上刘彻的继嗣又是完全符合礼制的。

武帝皇后卫氏直到诞下长子才被封为后，正应母以子贵一说。在巫蛊案爆发之前，卫太子作为皇后嫡子，又是长子，受到了武帝三十余载的精心培养。直到此时，宗法制在汉室立嗣事宜上仍然有迹可循。

卫太子一朝身故，武帝再无嫡子。此时其庶长子刘闳已故，依制应以三子刘旦为嗣。因此笔者以为燕王旦向武帝发出想要继嗣的信号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武帝最后却完全撇开宗法制，竟以幼子为嗣，更未加封其母为后。这样的处置既无典章可依，也无前例可循。

这就使得昭帝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难怪刘旦在受到玺书后会怀疑京师有变。巫蛊之乱后，“旦自以次第当立”。受昭帝益封时，怒道：“我当为帝，何赐也”。初次谋反时向王国官吏抱怨：“我亲武帝长子，反不得立”。后又谋反时更宣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当立，大臣共抑我”。

他之所以如此确定自己具有继嗣的正统地位，正是由于汉室此前在立嗣事宜上始终披着宗法制的外衣。一旦武帝直白地撕开这层伪装，汉室立嗣制度的随意与混乱就被暴露出来。而燕王旦就是被这层伪装所迷惑的触网者。

刘旦的野心是基于对汉家以宗法制为立嗣制度的确信。若说觊觎皇位是他的野心，不如说是他对汉室立嗣制度的认知。武帝破坏立嗣制度的做法使他感到不公正，因此生出更大的欲望。

刘建（刘旦子）至刘嘉时期

燕王刘旦自杀后，燕国国除。燕王妻儿被免为庶人。

刘建与其父刘旦不同，经历过废免、国除、绍封后的他尤为谨小慎微。《逸周书·谥法解》曰：“敏以敬顺（慎）曰倾（顷）”。集注引潘振云：“言性敏疾而不迟，用其敬于处事之际，用其和于接物之时，非中虚不能也，中虚则心无私累，故能疾速于敬顺也”。以“顷”为谥，可见广阳王建是一个颇为谦和谨慎之人。

1974—1975年，北京丰台区郭公庄发掘了一座西汉大墓。其中一号墓被确认是广阳顷王刘建之墓，二号墓则是其王后之墓。学者在研究其陵墓选址时发现，大葆台汉墓与墓主刘建之父燕王旦的戾陵相距甚远。依照昭穆制度理应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刘建要向中央政府表示与父王划清界限。

墓中出土有玛瑙、玳瑁、云母、金箔等饰物，玉璧、玉舞人、玉衣等玉器，以及多达百斤以上的五铢钱。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广阳国的经济状况颇为可观，而刘建除了为人谦逊之外亦是治国有道。

广阳王建在位二十九年，薨于元初四年。其子刘舜嗣，是为广阳穆王。刘舜的事迹亦不见于史书。然而“布德执义曰穆，中情见貌曰穆”。所以我推测他在位时应是广施德政。穆王立二十一年薨。子刘璜嗣位，是为广阳思王。“不眚兆民曰思”，但还有“追悔前过曰思”。“思”乃平谥。

刘璜在位的二十一年间想必并非一位有为之主。建平四年，其子刘嘉嗣位。广阳王嘉立十二年，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王莽将汉室诸王皆贬为公，并于次年废黜。刘旦燕（广阳）国一脉自被封于燕起历一百二十八年，期间国除为郡七年，共历五代燕（广阳）王，享国一百二十一年。

广阳国被废后，刘嘉虽为刘氏宗亲，却觍颜奉承。新莽始建国二年，他因向王莽进献符命而获封扶美侯，并被赐以王姓。

西汉燕（广阳）国行政区划

燕国在西汉一代所辖政区多有变动，本节将对其政区沿革做简要梳理。汉五年，臧荼、卢绾燕国辖故秦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广阳六郡。汉十二年，樊哙击破燕丞相，史称：“定燕地，凡县十八，乡邑五十一”。

平定陈豨之乱后，高帝以第八子刘建王燕。此前，燕赵两国边界仍以战国燕赵边界为限。战国时期，各国交战互有胜负，其国界便随着战果各有变动。燕赵两国为利于防守，于是约定易土，以平整边界。

汉初，燕赵边界即是经赵孝成王十九年双方易土调整后的结果。然而，如前文所述，刘邦对于同姓宗亲并不能抱以十分的信任。因此，他决意调整各诸侯王国边界，以使诸侯王之间形成牵制。《文帝纪》载：“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谓盘石之宗也”。

经调整，燕国的广阳郡的西南部分向赵国的河间郡伸入了一个触角。据考证，汉十二年，高帝将燕国的临乐还予赵国，而把赵国的高阳、武垣、蠡吾、饶阳、安平、中水、南深泽七县都划归燕国。

在吕通燕国和刘泽燕国时期，燕国的疆域未有变更。吴楚之乱的导火索是景帝推行的削藩政策。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削藩政策得以被继续大力推行。未参与叛乱的燕国在战后也被削去所有边郡，即上谷、渔阳、辽西、辽东、右北平。

这五郡被收归汉廷所有，仅为燕国留下广阳一郡。但此时的广阳郡辖域要远胜于之后的刘旦燕国和广阳国。若要探知当时广阳郡的疆域，则需对涿郡的设置加以讨论。《地理志》所载涿郡为高帝所置，但王国维并不认可这个说法。

周振鹤以为涿郡的设置当在元狩六年重立燕国之时。他指出涿郡与刘旦燕国应是以涿县为界，将为众王子侯国所扩大后的广阳郡一分为二，其西南为涿郡，而东北为燕国。

因此，从景帝三年到刘定国燕国国除期间，燕国的封域实际仍保有后来的广阳国和元狩六年所置的涿郡，但需除去广望、陆城、薪处、谷丘、樊舆、安国、安险、阿武、州乡等此后新纳的王子侯国。

元朔元年，刘定国坐罪自杀，燕国被国除为广阳郡。在元朔二年到元狩五年期间，广阳郡新纳中山王子侯国九个，河间王子侯国两个。元狩六年，以皇子刘旦王燕。如上文所述，以涿县西南为涿郡，东北为燕国。此时的燕国较之刘定国时期就又缩小了近一半。

元封五年，武帝置十三刺史部，按考证，此时的燕国与燕故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皆在幽州刺史部的行政区划之内。

武帝后期，燕国被削去良乡、文安、安次三县。昭帝始元元年益封燕王一万三千户，据周振鹤考证，其户属文安、安次两县。元凤元年，刘旦自杀，燕国再次被国除为广阳郡。

宣帝本始元年，割文安、安次两县属渤海郡，以刘旦燕国余下故地置广阳国，绍封前燕剌王太子刘建为广阳王。周振鹤认为元帝时所封广阳顷王子的四个侯国，即临乡、西乡、阳乡、益昌皆属原广阳国封域，因此宣帝始封的广阳国应领有《地理志》所载的蓟、广阳、阴乡、方城四县加上元帝所封四王子侯国。但四王子侯国于《地理志》所载属涿郡辖域，却未曾言及是割广阳国地以属涿郡。

本始元年与四年曾各以安定、新昌侯燕剌王子，其地按《地理志》所载分属巨鹿郡与涿郡。故广阳顷王四子所侯之地应与此相类，属于以汉郡辖域分封。所以，我认为四王子侯国的分封应该不会影响到广阳国的封域。

综上，自宣帝本始元年刘建绍封为广阳王，至西汉末代广阳王嘉为王莽废黜期间，广阳国共领四县：蓟，方城，广阳，阴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