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广阳）国是西汉时期重要的诸侯王国之一，该王国在政治、民族、经济 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在政治上，燕王的分封经历了三任异姓王，最终归于同姓王。

区域史研究是传统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燕赵、齐鲁、荆楚、吴越、巴蜀等众多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九州大地上孕育而生。相对于其他各地文化，我国对燕赵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由于存世文献对燕国的鲜少记载，相对于赵国，学界对燕国的研究就更为薄弱。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出现，燕文化才逐渐得以展现。多年来，燕文化的研究，都是以先秦的燕国为中心。然而，汉代的燕国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我们知道，汉承秦制，汉代在地方制度上仍旧沿用郡县制。但基于秦无宗藩而亡于二世的前车之鉴，刘邦又广封宗室子弟为同姓诸侯王, 创立了郡国并行的特殊地方行政制度。汉代的封国史，也就成为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由于燕王国地处北边，远离中原文化圈，存世的文献史料相对单薄，至今尚无对西汉的燕王国作专题研究的学术著作。

本文之所以选取西汉的燕（广阳）国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兹分述如下

（一）以燕国为切入点，有助于我们理清汉代郡国并行制度的发展历程

高帝出汉中后选择拉拢群雄势力以共击项羽。西楚既亡，汉兴。当时高帝所分封的八位异姓诸侯王于汉王朝与西楚所封的十八王之于项羽无甚不同。鉴于楚 系诸王曾对项羽倒戈，高帝更不会对异姓王掉以轻心。

在立汉之初的异姓王国中， 燕国是唯一一个经历过两位异姓王的封国，因此极具代表意义。其后高帝鉴秦之无宗亲藩辅而亡于二世，故大封同姓宗室以取代异姓，借此完成了由有功者“共 天下”到一族血脉“家天下”的转变。

燕国的封域覆盖了汉朝的部分边地。两代异姓燕王都有媾胡之嫌，所以我推测高帝将亲子封于燕地可能有攘外安内并行的意图。次年，高后立吕通为燕王。高后分封诸吕为王破坏了高帝“非刘氏而王， 天下共击之”的白马盟约。在平定诸吕之乱后，文帝将拥戴他继位的琅邪王刘泽徙为燕王。由此可见燕国在诸吕之乱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景帝削去燕国上谷、渔阳、辽东、辽西和右北平五郡，只留下广阳一郡。这一举措切断了燕国与匈奴相连的边郡，降低了燕王媾胡的风险，同时又达到了削藩弱藩的直接目的。

综上所述，燕国的历史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汉朝的地方政策。

（二）对西汉燕（广阳）国的专题研究有助于展现燕地复合经济的特色。

燕国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寒冷贫瘠的国家。在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时代，燕地普遍干冷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最大阻力。但居于北隅的燕国 与中原腹地封国不同的是，农作收入只是其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司马迁将天下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四大经济区域。其中龙 门碣石一线恰恰穿过燕国封地。《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龙门、碣石北多马、牛、 羊、旃裘、筋角”。史念海先生认为龙门碣石北的产物与其余三大经济区迥然不同，应是属于游牧区域的产物。因此，这条线实则是战国至西汉前期的农牧分界线。其南为农耕地区，其北为虽非纯粹的游牧地区，但畜牧业比重大抵还是要超 过农业的。

此外，燕国的市场贸易也与内地封国不同。燕与匈奴、东胡、秽貉等胡族相邻。官方有关市贸易，私下尤有贪利者的走私交易。史念海先生认为燕国国都蓟 的发展是仰仗对外贸易的。“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燕国的边胡贸易条件得天独厚。

（三）汉初燕国坐拥边地，燕地的多民族文化交汇是其有别于内地的特色。

燕国的地理位置具有一定独特性。其治下的上谷、渔阳、右北平是汉朝出击匈奴的几大边郡，辽西、辽东又临近东胡和秽貉等部族的活动范围，因此燕国与周边部族之间的互动较多。

（四）大边郡，辽西、辽东又临近东胡和秽貉等部族的活动范围，因此燕国与周边部族之间的互动较多。

汉朝的民族政策对燕与周边部族的关系有较大影响。一方面在战时，北部边郡受到最直接的冲击。史书对匈奴入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的事件有较多记载。另一方，面当汉朝开通关市时，边郡又成为了双方互利的窗口。随着互市、 亡人、游牧部落内迁的影响，燕地土著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交汇从而形成燕地的独特文化。

综上可见，燕国虽为汉代众多诸侯王国中的一员，但该国在政治、经济领域都颇具特色。对西汉燕（广阳）国的研究能够丰富汉代封国史、区域史的研究。

有关两汉封国研究的文章多数是对两汉封国制度或是牵涉某一诸侯王的政治 事件进行探讨。如李孔怀的《汉初“郡国并行”政体刍议》（《复旦学报（社会科 学版）》，1985年第2期），董平均的《西汉分封制度 研究——西汉诸侯王的隆替兴衰考略》（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 史云贵的《西汉郡国并行制探略》（《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等文章都是 对两汉分封制度的探析。

针对封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有王欣的《汉初封国经济发展及其原因探析》（《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刊）》，此外肖爱玲的《西汉城市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一文涉及对郡、侯国城市职能特征、发展时空特征、规模、等级的探究，这为了解西汉封国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打下了基础。

秦素银的《两汉侯国的动态 考察》（《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则是从两汉侯国行政区 划上的变化着手，考察两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巴新生的《景帝削藩后西汉诸侯 王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心态》（《历史教学》）对景帝削藩后被夺权夺势，生活在高压下的诸侯王的变态心态做出分析，由此探析皇权与宗室，中央与 地方的矛盾。

对某一封国作专题研究的成果多为学位论文。布明虎的《两汉山东诸侯王国 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以山东地区为整体，对齐、济 北、济南、淄川、城阳、胶东、胶西、鲁、东海、北海、千乘等在山东地区出现过的王国的政治、经济、沿革进行梳理与分析。

于志坚的《汉代城阳国研究》（山 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5月），程凌雷的《汉代齐国研究》（华中师范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毛丽丽的《两汉楚彭城国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程诗的《两汉河间国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11年5月）以及王升元的《两汉六安国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年5月）则是对汉代某一封国进行针对性研究。

周振鹤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 （《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二、第三辑）在极大程度上为本文历史沿革部分的 撰写提供了研究基础。吕苏生所著《河北通史·秦汉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 社，2000年）中也包含了部分燕国所辖地区的研究成果。

王子今所著《秦汉交通 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则对秦汉交通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梳 理。书中对滨海和北边的交通都有论述。赵志强的《秦汉地理丛考》（陕西师范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6月）一文中也有部分章节涉及燕蓟地区地理。

陈业新在 《“载纵载横”与无远弗近——秦汉时期燕蓟地区交通地理研究》（《社会科学》， 2010年第8期）一文中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对秦汉时期的燕蓟交通线进行了梳理。 高冰的《秦汉广阳郡（国）军事地理述论》（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4月）则是针对广阳郡的交通地理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析。

此外，有不少学者选择以北京即“蓟”为中心开展研究。尹钧科的《北京历 代建置沿革》（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中有部分章节涉及秦汉时期“蓟”的 建设。类似的还有常征和梁湘汉的《北京城市发展史略·秦汉部分》（《城市问题》， 1984年第3期）以及赵国印的《秦汉时期的蓟城》（《文博》，1985年第3期）。

燕国所辖的辽东与辽西二郡也受到了较多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有王钟翰和陈 连开的《战国秦汉辽东辽西郡县考略》（《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4期）、张博泉 的《汉辽西郡狐苏县城址初探》（《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李殿福的《西汉辽西郡水道、郡县治所初探——兼论奈曼沙巴营子古城为西汉文 成县》（《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李健才的《关于汉代 辽东、乐浪两郡地理位置问题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以上研究 成果大多是对辽东与辽西所辖郡县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证。

（三）燕地民族问题

七国之乱以前，燕国所辖六郡中有五郡皆为边郡。朝廷对匈奴或东胡、朝鲜 作战多数需从燕地出发。而周边民族对汉中央鞭长莫及，凡有劫掠即自燕地始。

因此，燕国与周边部族的关系也成为了一个较为热门的课题。在众多部族中，燕国与匈奴、乌桓、朝鲜三大部族的交流较多。在燕地民族问题研究中，汉匈关系 最热门，对于与朝鲜关系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有关燕与匈奴关系方面的著述颇多。陈序经的《匈奴史稿》（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7年）和林幹的《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年）对匈奴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风俗文化、社会经济，历史演变等都有详尽的论 述。二书对于本文民族关系和边胡贸易部分的撰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彭中一在 《论西汉中期的汉匈战争对汉匈民族融合的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1987年第2期）一文中分析了战争对民族融合影响。靳宝的《秦汉幽燕 地区汉匈关系略论》（《北京史学论丛》，2013年）以历史事件为线索，探析了燕人 在汉匈关系中扮演的角色。

吴明月的《谈西汉时期汉人入居匈奴及其影响》（《内 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和张元城的《西汉时期汉人流 落匈奴及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2期）都是重点分析了亡人对汉 匈关系的推动作用。

王子今所著《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1年）一书对匈奴与东北诸族的经济生活、汉“亡人越塞”现象、北地 的贸易、北边的“关市”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拓宽了本文就民族关系与燕国 经济部分撰写的相关思路。

乌桓原属东胡部落，林幹在《东胡早期历史初探》（《北方文物》，1987年第3 期）一文中梳理了东胡早期的历史，探析了东胡的风俗文化、活动范围以及族系， 有助于我们研究汉与东胡间的关系。他的《两汉时期“护乌桓校尉”略考》（《内 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以及程尼娜的《护乌桓校尉府探析》（《黑龙江民 族丛刊》，2004年第5期）都是将乌桓校尉作为切入点，借此剖析汉朝与乌桓的关 系。

李莎的《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一文则是从东胡与汉朝的互动出发，继而剖析周边 较小部族在汉匈两个大国对峙时所扮演的角色。

朝鲜与汉朝的关系通常是与东北其他部族一起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李璐的《汉 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6 月）一文囊括了东北多数民族与汉民、汉朝政府的文化交流。文章从民族融合、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民俗文化等多个方面对汉代东北多民族的交流 和相互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中涉及燕国的内容主要有辽东、辽西两郡的 地望与人口结构等。

王文光的《秦汉时期民族关系互动述论》（《思想战线》，2004 年第1期）对汉民族与各边郡周边部族的互动进行了梳理，其中涉及燕地的主要有汉与东北诸族以及匈奴的互动。王海的《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 （《南都学坛》，2013年第1期）从交通线出发，由此探析燕秦汉与东北周边部族的 关系。

此外，汉朝的民族政策也是学者们的重点关注对象。王建为的《西汉北京地 方政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以北京为中心，在部分 章节中以中央民族政策为线索探析了“蓟”与匈奴和乌桓的关系。

邓春燕的《新 莽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6月）着重探析 了新莽时期王莽所颁行的改名、“降王为侯”等贬低性、侮辱性的民族政策对当时 民族关系造成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