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东尼的树屋

编辑|安东尼的树屋

有关“墨洛温懒王”的历史叙述

在法兰克时代的历史文献中，有关墨洛温王朝末年国王“懒惰”“无能”“无为”的记载，大多出自在政治倾向性上支持加洛林家族的史书，它们或是在加洛林家族的赞助与授意下纂修的，或者撰者本人就是加洛林家族的宠臣。

国王如果“庸碌无为”，加洛林家族取代墨洛温家族获得王位，就成为正当而又合理的事情。诚如弗朗西斯·赫特曼所言：丕平及其子嗣因篡夺希尔德里克的王国而备受他人嫉妒，故寻找奇思妙想之人，夸大希尔德里克的无为及其前代诸王的怠惰。

这种构造墨洛温国王负面形象的修史活动，从8世纪初加洛林家族世袭宫相时开始，一直延续了百余年之久。至虔诚者路易统治初期，艾因哈德在颂扬先君查理大帝并为之撰写本纪时，仍然不忘嘲弄前朝国王。

这样的历史叙述不断重复，中世纪及随后的众多学者又不断添油加醋。例如历史学家、都尔主教格雷戈里，他在作品中描写克洛维晚年哀叹：我真可怜啊！我好像是一个留在外乡人之间的旅客似的，一旦有了灾难，也没有一个亲人来帮助我了！

他认为克洛维这样说并非出于悲伤，而是察看是否还能发现什么新的亲属供他杀戮。“弗利德伽”纂修的《弗利德伽编年史》用一则神奇的预言故事，揭示墨洛温家族必然走向衰朽的宿命。

《弗利德伽编年史》第三卷记载，希尔德里克在与巴锡娜初夜时，巴锡娜拒绝与之交媾并将其打发至宫门之外去看奇景：希尔德里克第一次看到了狮子、身体似马的独角兽、豹，第二次看到了熊和狼，第三次看到了长得像狗一样的小兽和其它一些拍打着绒羽翻滚着的兽。

巴锡娜向希尔德里克解释了这一奇景，认为它预示着希尔德里克的儿子将会像狮子一样，孙子则会像豹和独角兽一样，再后的后裔会像熊和狼一样并最终堕落成狗。

《弗利德伽编年史三部续编》则以直接批评的形式否定墨洛温国王。《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者们继承了这部编年史从宫相府观察社会及其历史的旨趣，聚焦于宫相以及在他领导下的法兰克人的战事。

尽管续编者没有对王朝末年国王的集体“无为”予以“懒王”的定性，但给予了极具负面性的评价，如认为希尔德里克二世为人“太过轻佻浮躁”。

这种负面评价与续编者对加洛林家族宫相格雷莫尔德的美好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格雷莫尔德被称为“最为和善之人，颇具仁慈温和的品性，慷慨施舍，长久不断地祷告。

在7世纪晚期，加洛林家族牢固控制了奥斯达拉西亚地区，并世代承袭奥斯达拉西亚宫相的职位。但在整个法兰克王国，与加洛林家族敌对的政治势力仍然存在，其中最具实力的当属纽斯特里亚地区的贵族集团。

自678年奥斯达拉西亚的墨洛温国王达戈伯特三世崩殂起直至714年，墨洛温王朝的王廷一直设立在纽斯特里亚地区，与奥斯达拉西亚的加洛林宫相府邸形成对立。

在加洛林家族与纽斯特里亚贵族集团的政治角力中，墨洛温国王一度跟着后者走，其国王的政治名分也归后者所享用。

为了消除墨洛温王室政治名分上的优势，加洛林家族授意史家纂修了《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抹黑、丑化墨洛温国王，美化、拔高加洛林家族的形象。

不过，由于反对加洛林家族的政治势力仍然存在，史学纂修领域并没有实现加洛林家族政治舆论宣传的“一元化”，这一时期维护墨洛温王室和纽斯特里亚贵族集团的史学作品同样存在。

如纽斯特里亚匿名作者纂修的《法兰克史书》，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墨洛温王室和纽斯特里亚宫相，这位匿名纂修者在记叙加洛林家族崛起的章节中，仍然强调墨洛温国王的王权正统性，不时提及墨洛温国王的世系、在位年数、王后和亲属。

此书对墨洛温国王的描述也明显有别于《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等支持加洛林家族的著作，如，称颂希尔德贝尔特三世为“著名的、公正的君主，记性好。

这与《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的相关记载判若两然，《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说希尔德贝尔特三世处于傀儡地位，克洛维国王崩殂后，他的兄弟希尔德贝尔特继任格雷莫尔德成为了希尔德贝尔特国王的宫相，统辖法兰克人。

在墨洛温王朝末年，奥斯达拉西亚与纽斯特里亚相对峙，史学纂修与之相呼应也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至751年，矮子丕平废黜了希尔德里克三世，加洛林家族成功实现了王朝易代，墨洛温王室和纽斯特里亚贵族集团彻底失势，这时史学纂修实现了加洛林家族政治舆论的“一元化”。

此后的历史叙述极度的单边化，为加洛林家族歌功颂德的声音淹没了所有文献，对前朝末王的嘲弄和贬损成为加洛林王朝早期历史纂修的一项重要内容。

如，纂修于加洛林王室宫廷的《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其中751年之前的年代记，丝毫不提墨洛温国王，法兰克王国的一切军事行动皆由加洛林宫相领导，尽管没有出现国王是“懒王”的文字，但忽略国王存在的笔法分明是在向读者暗示国王无所作为。

叙述750年矮子丕平登基、希尔德里克退位，“僭”字描述希尔德里克王权的合法性：原先僭称国王的希尔德里克被削发，被遣送至一所修道院。

除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805年左右纂修的《古梅斯年代记》也直指墨洛温国王“无能”、不作为：“丕平顺利接任，将士瓦本人、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置于自己权威的控制下，这些民族因为不断遭受袭击和频繁的战斗而筋疲力尽。

的确，这些民族和其它民族被要求劳作并臣服于法兰克人的最高权威。但是由于国王们的无所事事，内部不和，国内战争，造成了王国分裂为若干个地区”。

晚于《古梅斯年代记》十余年，艾因哈德撰写了《查理大帝传》。在他的笔下，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的形象是这样的：他披着长发，垂着长须，惯于坐在宝座上面，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

他倾听来自任何地方的使节的陈词，在他们离去的时候，向他们说一些别人教给他或者命令他回答的辞句，好像是出于自己的意旨似的。

这就是他所执行的唯一职务，因为除了空洞的称号，除了宫相凭自己的高兴许给他的不可靠的生活费以外，他自己只有一处收入很微薄的庄园，此外一无所有。

他在这块土地上拥有邸宅，从这块土地上征调为数寥寥无几的仆役做必要的事务，替他装点威仪。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他都乘坐一辆车子，车子由两只牛拉着，一个牧人赶着，颇具乡村风味。

这是加洛林家族对前朝君主的嘲弄和丑化，是这一时期最为形象、影响力最为持久的舆论宣传。由于加洛林时代的历史叙述完全是“一边倒”，因此“墨洛温懒王”的描述似乎已深入人心，甚至在遥远的异域，人们也不约而同地认同这一说法。

如，9世纪初拜占庭史学家、“忏悔者”塞奥法尼斯撰写的《编年史》，也把墨洛温国王写成“懒惰荒怠”“庸碌无为”的“懒王”：丕平是宫相和法兰克国家一切事务的管理者，法兰克人的传统是他们的主人，也就是国王因世袭而统治，但却并不参与实际政务管理，他们无所事事，仅执著于恣意吃喝。

国王身居宫中，唯独每年5月1日接见全国臣民，他们在该日问候拜见者，接受他们的祝福和依例进呈的贡品，之后赐予回礼，随后国王一如既往的生活，直至次年5月1日。国王驾前有一位宫相，正如其官职所说的那样，此人根据国王和国民的意志料理一切事务。

国王的后代世系被称为Kristatai，意思是‘后背长发’——他们的后背长出类似猪尾巴的鬣毛。

在伦巴德人执事保罗撰写的《伦巴德人史》中，关于“墨洛温懒王”是这样记载：在高卢，法兰克人的国王们已经丧失了他们一贯的勇敢和巧妙，那些被认为是宫廷管家的人开始行使王权，他们所为之事原本应由国王所为，但因天命，法兰克人的最高领导权已转给这些宫廷管家的家族了。

在加洛林史家的叙述中，墨洛温国王的“不胜任”包含两层涵义，一是说国王有失公正，损害人民的利益。

据《古梅斯年代记》，丕平在进军纽斯特里亚，发动特里崔战役的前夕，曾对大军发表了动员演说。

他在演说中强调国王“不公正”：促使我出兵的第二个原因是流亡至此，托我庇佑的法兰克贵族们哭诉和哀叹，他们蒙受了许多损失，饱受痛苦折磨，不断促使我们考虑领受神的祝福。

第三，我们凭借神的帮助，出兵将使我们粉碎最为傲慢的国王的野心，把国王对我们祖国的毁坏变成他本人的毁灭，他的不公威胁了我们的祖国。

《古梅斯年代记》的纂修者在描述特里崔战役结束后，丕平接管纽斯特里亚地区时写道：“丕平掌握了法兰克人唯一的领导权，归还了这一地区先前被没收的产业，多年以来，这些产业因统治者的贪婪和不公而被没收，丕平使整个祖国恢复到和平的状态，在效力基督的条件下欣欣向荣”。

其二是强调国王的“懒惰”“无为”。“懒王”形象由艾因哈德首创，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不过，艾因哈德的叙述与历史真实并不完全吻合。

比如他说国王乘驭牛车出行，古罗马晚期行省总督出巡时乘牛车，以便接受人们的陈情申诉。而法兰克人皈依基督教后否定了这种出行方式，因为乘驭牛车是异教的行为。

墨洛温王室收入的减少与王权根基的动摇

墨洛温国王是否如加洛林史家叙述的那样呢？考察王权的盛衰首先要了解王室的经济状况，因为王室的经济状况是王权强弱的根基。

这种经济政治上的因果关系是墨洛温王朝政治军事特点决定的。国王依靠王室收入维持宫廷开销，并赏赐教会用以购买教会的祷告；更为重要的是，国王以酬劳随从的方式维持军队，借以争夺和保卫王权。

鉴于王室收入对于维系王权的重要性，依据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记载，一位新国王登基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大都是将他的手放在国库上。

墨洛温王室的收入由税收、王室地产收入、罚没贵族财产、周边民族的贡品等几部分组成，其中税收和王室地产收入是王室收入中最稳定的部分。

墨洛温王朝基本上延续罗马帝国晚期的人口普查、人头税、土地税等税收估定和征收制度。国王通常委派宫廷官员赴地方，根据新的人口状况制定新的较为公平合理的税册并依此征税。

589年，希尔德贝尔特国王委派王室总管弗洛伦提亚努斯和宫伯罗穆尔夫，前往普瓦提埃主教区征税，他们制定了新的税册，因为旧税册上好多死亡人的赋税，沉重地压在了亡者的寡妻、孤儿和病弱者的身上。

但是，这些征税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常常由于教会免税特权的存在而无法推行。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中记载了589年的一则抗税风波：王室总管弗洛伦提亚努斯和宫伯罗穆尔夫前往都尔主教区收税，都尔人拒绝缴税。

史学大家汤普森根据历史文献中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罗马帝国遗留的人口普查制度和人头税制度，在7世纪的法兰克王国即已走向瓦解。

另一位史学家泰勒认为，6世纪罗马的税收估计和人口普查技术仅仅部分得以成功维系，法兰克人抵制税额和征税频率的变化，并倾向于把税收看作是一种榨取和敲诈，截至7世纪税额依据惯例固定下来，可能总是按照恒定的税额，针对财产所有权进行征税。

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王室赐予免税特权这一状况，它的存在以依照惯例征缴的土地税额的减少作为代价。

关于墨洛温王朝人头税和土地税的问题，汤普森、泰勒二人与亨利·皮朗的观点不谋而合，皮朗认为墨洛温王室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人头税和土地税，而是商业税，因为后者不像前者那样不易征收且引发很多反抗，不过，后来由于萨拉森人的海上扩张，东西地中海世界之间的商业贸易枯竭，于是原本富有的墨洛温王室开始家财耗尽。

王室地产收入是墨洛温王室的又一项重要收入。关于墨洛温时代王室地产总数的变化，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由于墨洛温王室不断慷慨地向教会赐予土地，墨洛温王室地产总体上处于不断萎缩的态势。

如，亨利·皮朗指出：墨洛温国王十分慷慨地将财富赏赐捐赠出去，甚至为了他的那些宠臣们或各个教会，将自己的财富挥霍一空，这使他到处都得到热烈的拥戴欢迎。

从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许多王室令状、赐地文书中，可以看出王室地产流向教会的经济态势。716年，希尔德里克二世的一份敕令重申了此前6位统治者赐予圣万德里耶修道院的土地及免役免税特权。

在圣丹尼斯现存的敕令中包含了一份希尔佩里克二世重申提乌德里克三世、克洛维三世、希尔德贝尔特三世、达戈伯特三世赐予土地和免役免税特权的敕令。

赐予教会土地并免除教会人员的劳役和纳税义务，严重削弱了墨洛温国王的经济实力。

教会使墨洛温王室由富穷困。墨洛温王子克拉姆的侍从利奥曾为此而指责圣马丁和圣马尔提亚尔两位申信者，说他们没有给王室领地留下一点儿值钱的东西。

国王希尔佩里克一世也发出这样的抱怨：你们看！我的国库一向是多么贫乏。你们看！教堂是怎样把我们的财富吸干了。

说实在的，除了那些主教外，根本没有人在统治。我的王权已经丧失殆尽，已经转移到待在各自城里的主教们的手里去了。

尽管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是从地方教会的立场出发，为谴责希尔佩里克一世才记下这位国王的抱怨，不过他的抱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会吸干了墨洛温王室的收入，摧毁王权的根基。罚没贵族财产、周边民族的贡品是墨洛温国王非常规的收入。

在墨洛温时代早期，国王凭借自身强大的政治势力，往往在扫平贵族的叛乱后，将他们的财产收入国库。《法兰克人史》中记录了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提乌德里克一世将蒙德里克的财产归入了国王的宝库。

参考文献：

1. J.N.Hillgarth,“Review:theMerovingianKingdoms450-751.NewYork:Longman.1994”,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0,No.2(Apr.,1995),pp.502-503.
2. Francois Hotman,CambridgeStudiesintheHistoryandTheoryofPolitics,pp.354-355.
3. 参见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6页.
4. 关于《弗利德伽编年史》匿名作者“弗利德伽”的身份问题，学术界聚讼不一，存在着由一人编写的“一元论”、由两人编写的“二元论”、由三人编写的“三元论”。参见陈文海：《百年学讼与“弗莱德加”信度问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
5.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页.
6. 参见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318页.
7. eudes，原为日耳曼语，《法兰克人史》的英文译者认为Leudes原指宣誓效忠的人，戚国淦先生在翻译《法兰克人史》的时候将其译为友人、随从.
8. 关于法兰克王国的军队构成，以往学界认为法兰克军队主要由不领薪酬的、自由的法兰克人组成，但现在这一观点遭到了否定.